陈钊《中国经济》第4讲：国有企业改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钊，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内容是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自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开始，但直到今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依然是党在十九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何看待国企改革？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这些都需要从国企改革的源头说起。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源头

之所以要进行国企改革，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的占比非常高，但国有企业的表现却不如人意，甚至是由于大面积的亏损而成为国家的负担。                

在国有企业改制，或者说是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一度成为公众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例如，在国企改制中有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被称为管理层收购（MBO），言下之意便是，以原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为主，共同收购该国有企业。起先，管理层收购通常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但这一方式因交易缺乏透明度，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而遭到批评。

政府后来也因此规定：诸如管理层收购等资产转让，必须以公开竞价的方式来进行。                

接下来，我们围绕公开拍卖能否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认识国企改革的原因，并且更深刻地认识国企改制中可能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国有企业或者说国有资产的拍卖，本质上和拍卖一个钱包没有区别，这种拍卖被称为共同价值拍卖。因为理论上来说，不论是谁赢得竞拍，中标者得到的竞拍标的，其价值都是相同的。                

现在就让我们设想一下，有一批人在同时竞拍一个钱包，每个人都需要报出自己愿意支付的竞拍价格，按照规则，最后由价高者拍得这个钱包。   

这种类型的拍卖，会出现一个被称为“赢者之祸”或“赢者之咒”的结果。也就是说，最后赢得拍卖的人，很可能反而会吃亏。

因为这么多人参加拍卖，大家的报价根据各自对钱包价值的判断而各不相同。最后，赢得拍卖的当然是报价最高，也就是对钱包的估价最为乐观的那个人。但这个人很可能是对钱包的价值过于乐观了，所以他很可能最终得不偿失。                

意识到这一点后，如果你去参加这个拍卖，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会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报价，免得万一赢了这个拍卖，却最终陷于“赢者之咒”。    

下面我们对这个拍卖作一个小小的改动。例如，其中有几个竞拍者事先通过某些渠道打听了钱包的大致情况，因而他们对钱包真实价值的判断会比其他人更加准确一些。

知道这一点之后，如果你再去参加竞拍，会怎么做？肯定是在报价时会更为保守一些。因为这个时候，你会面临更为严重的“赢者之咒”，不是吗？因为别人比你估价更准确，却没能赢得竞拍，那一定是因为你报价太高了。                

现在回到国有企业的拍卖上来。这个国有企业就相当于我们竞拍中的钱包，但由于有国有企业的高管参与竞拍，他们作为企业内部人，对国有企业的价值当然会比外部的竞拍者更为了解，外部竞拍者也会由于拥有更少的信息而大大降低报价，甚至放弃参加竞拍。

这就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以公开竞拍方式进行的国有资产拍卖，却常常只有少数竞拍者参与。既然如此，那最终以较低的价格成交也就并不奇怪了。       

你可能会说，这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这话没错，但我更想说的是，导致这种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是内部人控制。也就是说，企业的内部人拥有关于国有企业经营的更多信息，因此他们在竞拍中有信息上的优势。

然而，即使国有企业不改制，企业内部人仍然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上的优势，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只不过是变成细水长流而已。   

所以，不能因为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就完全否定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                

以上的讨论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上的一次争论。又是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教授，他们在1995年曾就国企改革问题有过一次争论，被称为“北大交火”事件。

张维迎教授认为，国企改革的出路就是民营化，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可以为政府提供有效的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的信息，这才是更加重要的。                

从支持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来说，如果通过营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可以让信息变得更为充分、透明，那么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程度会降低，国有企业转制中内部人的信息优势也会减少，这些都可以减缓国有资产的流失。                

但是，从支持张维迎教授的观点来说，国有产权的性质本身就可能导致信息更不充分。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可能受到政府的干预，其业绩的好坏受多种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理论上是全民所有，但在实践中，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却是缺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很可能也因此更为严重，信息也会因此更不充分、更不透明。                

二、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国企改革速度较快的上世纪90年代，亏损是国有企业的典型特征。然而到了中国加入WTO，也就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快速增长，其表现反而超出了民营企业。这是为什么呢？                 

北京大学的王勇教授提供了一个在我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解释。

先作一个概念说明，我们可以把企业所处的行业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没有什么进入门槛，比较容易创办新企业的行业，我们称之为竞争性行业；另一类则是有进入门槛的行业，我们称之为垄断行业。           

伴随早期的改革开放，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进入的便是竞争性行业。相应地，竞争的加剧让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更为恶化，所以在那期间，国有企业的亏损较为普遍。

此时的国企改革可以用“抓大放小”来形容，也就是说政府集中力量管理好涉及国计民生的少数关键性的企业，同时放开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让它们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随着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大量的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例如，从消费品制造业、餐饮、物流、宾馆等服务业行业中退出，这些行业在产业链中基本处于下游。剩下的国有企业则大多处于有进入壁垒的垄断性行业，如能源、金融、电信等，这些行业在产业链中基本处于上游。                

改革的结果是：下游竞争性行业中，民营企业凭借更高的效率而发展壮大。这一趋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尤其明显，甚至让中国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

看起来这些处于竞争性行业中的民营企业，可以趁着全球化的机遇而加速赚取更多的利润，但其实并不一定。

为什么呢？因为下游企业的扩张增加了对上游投入品的需求，而上游的很多关键投入品或服务却被国有企业所垄断。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有大量的买家希望向少数的卖家购买关键的投入品，那么卖家一定会趁机赚一把，不是吗？

基于同样的道理，下游竞争性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本来应该赚取的大量利润，也会因此向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输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迅速上升，甚至反而超越了民营企业。                

今天的内容告诉我们，盈利能力的提高并不必然代表我们就不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未来的国企改革还是应该沿着产权的多元化继续进行，国有企业的部分退出与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也并不矛盾。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下次课再见。   

校对 | 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