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钊《中国经济》第4讲:国有企业改革

陈钊《中国经济》第4讲: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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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钊,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内容是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自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开始,但直到今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依然是党在十九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何看待国企改革?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这些都需要从国企改革的源头说起。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源头


之所以要进行国企改革,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的占比非常高,但国有企业的表现却不如人意,甚至是由于大面积的亏损而成为国家的负担。                


在国有企业改制,或者说是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一度成为公众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例如,在国企改制中有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被称为管理层收购(MBO),言下之意便是,以原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为主,共同收购该国有企业。起先,管理层收购通常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但这一方式因交易缺乏透明度,容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而遭到批评。


政府后来也因此规定:诸如管理层收购等资产转让,必须以公开竞价的方式来进行。                

接下来,我们围绕公开拍卖能否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认识国企改革的原因,并且更深刻地认识国企改制中可能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这里我们要分析的是国有企业或者说国有资产的拍卖,本质上和拍卖一个钱包没有区别,这种拍卖被称为共同价值拍卖。因为理论上来说,不论是谁赢得竞拍,中标者得到的竞拍标的,其价值都是相同的。                


现在就让我们设想一下,有一批人在同时竞拍一个钱包,每个人都需要报出自己愿意支付的竞拍价格,按照规则,最后由价高者拍得这个钱包。   

                       

这种类型的拍卖,会出现一个被称为“赢者之祸”或“赢者之咒”的结果。也就是说,最后赢得拍卖的人,很可能反而会吃亏。


因为这么多人参加拍卖,大家的报价根据各自对钱包价值的判断而各不相同。最后,赢得拍卖的当然是报价最高,也就是对钱包的估价最为乐观的那个人。但这个人很可能是对钱包的价值过于乐观了,所以他很可能最终得不偿失。                


意识到这一点后,如果你去参加这个拍卖,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会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报价,免得万一赢了这个拍卖,却最终陷于“赢者之咒”。    

            

下面我们对这个拍卖作一个小小的改动。例如,其中有几个竞拍者事先通过某些渠道打听了钱包的大致情况,因而他们对钱包真实价值的判断会比其他人更加准确一些。


知道这一点之后,如果你再去参加竞拍,会怎么做?肯定是在报价时会更为保守一些。因为这个时候,你会面临更为严重的“赢者之咒”,不是吗?因为别人比你估价更准确,却没能赢得竞拍,那一定是因为你报价太高了。                

    

现在回到国有企业的拍卖上来。这个国有企业就相当于我们竞拍中的钱包,但由于有国有企业的高管参与竞拍,他们作为企业内部人,对国有企业的价值当然会比外部的竞拍者更为了解,外部竞拍者也会由于拥有更少的信息而大大降低报价,甚至放弃参加竞拍。


这就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以公开竞拍方式进行的国有资产拍卖,却常常只有少数竞拍者参与。既然如此,那最终以较低的价格成交也就并不奇怪了。       

                 

你可能会说,这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这话没错,但我更想说的是,导致这种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是内部人控制。也就是说,企业的内部人拥有关于国有企业经营的更多信息,因此他们在竞拍中有信息上的优势。


然而,即使国有企业不改制,企业内部人仍然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上的优势,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只不过是变成细水长流而已。   

             

所以,不能因为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就完全否定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                

以上的讨论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上的一次争论。又是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教授,他们在1995年曾就国企改革问题有过一次争论,被称为“北大交火”事件。


张维迎教授认为,国企改革的出路就是民营化,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可以为政府提供有效的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的信息,这才是更加重要的。                


从支持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来说,如果通过营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可以让信息变得更为充分、透明,那么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程度会降低,国有企业转制中内部人的信息优势也会减少,这些都可以减缓国有资产的流失。                


但是,从支持张维迎教授的观点来说,国有产权的性质本身就可能导致信息更不充分。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可能受到政府的干预,其业绩的好坏受多种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理论上是全民所有,但在实践中,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却是缺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很可能也因此更为严重,信息也会因此更不充分、更不透明。                


二、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包括国企改革速度较快的上世纪90年代,亏损是国有企业的典型特征。然而到了中国加入WTO,也就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快速增长,其表现反而超出了民营企业。这是为什么呢?                 


北京大学的王勇教授提供了一个在我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解释。


先作一个概念说明,我们可以把企业所处的行业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没有什么进入门槛,比较容易创办新企业的行业,我们称之为竞争性行业;另一类则是有进入门槛的行业,我们称之为垄断行业。           


伴随早期的改革开放,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进入的便是竞争性行业。相应地,竞争的加剧让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更为恶化,所以在那期间,国有企业的亏损较为普遍。


此时的国企改革可以用“抓大放小”来形容,也就是说政府集中力量管理好涉及国计民生的少数关键性的企业,同时放开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让它们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随着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大量的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例如,从消费品制造业、餐饮、物流、宾馆等服务业行业中退出,这些行业在产业链中基本处于下游。剩下的国有企业则大多处于有进入壁垒的垄断性行业,如能源、金融、电信等,这些行业在产业链中基本处于上游。                


改革的结果是:下游竞争性行业中,民营企业凭借更高的效率而发展壮大。这一趋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尤其明显,甚至让中国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


看起来这些处于竞争性行业中的民营企业,可以趁着全球化的机遇而加速赚取更多的利润,但其实并不一定。


为什么呢?因为下游企业的扩张增加了对上游投入品的需求,而上游的很多关键投入品或服务却被国有企业所垄断。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有大量的买家希望向少数的卖家购买关键的投入品,那么卖家一定会趁机赚一把,不是吗?


基于同样的道理,下游竞争性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本来应该赚取的大量利润,也会因此向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输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迅速上升,甚至反而超越了民营企业。                


今天的内容告诉我们,盈利能力的提高并不必然代表我们就不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未来的国企改革还是应该沿着产权的多元化继续进行,国有企业的部分退出与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也并不矛盾。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下次课再见。   


校对 | 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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