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钊《中国经济》第7讲：城市化与城乡发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钊，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城市化与城乡发展。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到20%，而40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比率已经上升到了大约60%，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城市化过程中，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同样受到关注，这关系到城乡的均衡发展，因而时不时会被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着重强调。            

一、城市化是农村发展的关键

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析的，就是城市化与三农问题之间的关系。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是结果，而不是手段，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手段恰恰是城市化。把这个问题想透了，其他相关的问题往往也就迎刃而解了。            

接下来，让我们从下面这个问题开始说起，为什么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成就呢？

你可能会想到以下的事实，比如，国与国之间比较的话，越发达的国家，城市化水平越高；一国之内，与农村相比，城市往往让生活更美好。城市意味着便捷，意味着多样化的选择。

这些当然都对。但是让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通过农业自身的发展，是不是同样也能让身处农村的农民们生活变得更美好呢？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先给大家说个事情。

有一位叫曼昆的美国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全世界畅销的本科水平的《经济学》教科书。书中有一幅漫画，故事说的是：

一位年轻人在他叔叔的带领下参观叔叔的农场，年轻人问他的叔叔，农场种的是什么东西？叔叔是这样回答他的：“什么都没种，相信我，政府每年付我17.5万美元，而不要求我种任何东西。”

你可能觉得这样的政策有点荒唐。下面我再给大家讲经济学家发现的一个规律，叫做“恩格尔定律”。它说的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这个好理解吧？穷的时候，首先得花钱解决温饱问题呀，所以大部分钱都用来买吃的了。

但温饱解决了，开始奔小康了，再吃就撑着了。你会开始花钱买更多的家用电器、买车、买房、休闲娱乐等等。于是，更少的消费支出是用在食品上的。            

恩格尔定律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能力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对于工业产品，对于服务业的需求，却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这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如果农业生产突然增加的话，对农民而言，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对农产品的消费能力有限，产量一旦显著增加，就不得不以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为代价，才能消化掉增加的产量。有句话叫“谷贱伤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很多人都学过叶圣陶先生的一篇短文——《多收了三五斗》，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粮食丰收了，价格却大跌，最后卖粮食的收入反而减少了。

而前面例子中这个看似荒唐的政策，恰恰起到了控制农业产量的效果，这就反而保护了农民的整体利益。

当然，城里人肯定不喜欢这样的政策，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成本提高了。            

上面的内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仅仅将发展农业生产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手段，不见得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那为什么城市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手段呢？

因为城市化让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这样一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就减少，这就产生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是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可以避免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反而还能提高农民收入。

“谷贱伤农”的原因是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农产品产量等于人均产量乘以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虽然使人均农业产量增加，但城市化却使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两者相乘得到的农产品产量仍可以保持稳定。

相应地，农产品价格也就能够保持稳定。价格稳定，人均产量增加，于是，农民收入就提高了。 

第二个效果是使农业现代化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城市化吸纳了农业劳动力，单位土地上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让农业生产机械化变得更为可行。

反过来看，如果农业劳动力不充分转移出去，农业人均收入很低，雇用农村劳动力就很便宜，企业就不倾向于用机器替代劳动。

这就告诉我们，城市化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能够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            

二、如何推进城市化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应当如何推进城市化？

这个问题有点大，在这里我只强调一点，那就是仍然应该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

怎么理解呢？就是让农村转移劳动力自主选择去哪里实现城市化，不是由政府替他们选择，也不要限制他们进入某些城市。            

这背后其实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城市应该容纳多少人口，要由市场来决定；另一个是谁留在某个特定的城市，谁离开，也要由市场来决定。       

或许有人会担心以下一些问题，例如，城市会不会太拥挤，城市的资源能不能维持这么多常住人口，城市的房价会不会太高。

但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决定去哪个城市就业时，难道不会考虑相关的这些因素吗？城市的宜居性，包括住房价格在内的城市生活成本，这些都作为市场信号在发挥作用，决定了城市规模以及谁留在哪个特定的城市。

在这样的决策中，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综合考虑与特定的城市是否匹配，而政府显然并不拥有类似的信息。            

政府会做得更好吗？现在一些大城市会对人才进行打分，然后以此为依据决定谁能够在城市落户，而学历通常会被作为重要的打分依据。

于是，大学生往往成为受城市政府欢迎的对象，而低学历的保姆则很可能被排除在外。

但是大家想一想，以上海为例，一个月薪8000且非常抢手的保姆，和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大学生相比，谁才是城市更需要的人才呢？

事实上，很难用某个标签作为依据来区分人才。我更倾向于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在城市找到立足之地，那么在这个城市中就有TA的价值。            

当然，可能又有人会说，那城市原来的居民觉得城市太拥挤了，觉得外地人来的太多了呢，对于这种想法，我提出两点供大家思考：

第一，即便城市推出一些控制外来人口的措施，如果仍然有人觉得太拥挤了，那该怎么办？

第二，如果有人特别排斥人口密度，那么TA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去更适合TA的别的城市呢？            

三、城市化与公共服务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城市的公共服务分享问题。

有些人反对户籍制度的放松，甚至不愿意让外地人进入城市。他们认为，外来人口的进入会和城市原有的户籍人口争夺公共服务。对此，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外来人口往往处于劳动年龄阶段，他们在就业的同时也充实着城市的社会保障基金。事实上，他们是在为城市的公共品提供，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大城市中两项最为重要的稀缺的公共服务，一项是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政策，如保障房政策；另一项是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这两项基本上都只有本地户籍人口才能享有，并不存在外来人口争夺资源的问题。            

第三，让外来人口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并不必然对城市不利。例如，大城市的产业升级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而中国的职业教育相对滞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更难以适应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因此，如果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能够鼓励外来人口子女接受本地的职业教育，那么既不会在城市产生很大的阻力，同时又能为城市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为城市的产业升级提供更好的人才储备，让城市变得更有竞争力。

事实上，这样的政策也给外来人口的子女们在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成长空间，也让未来的城市变得更加和谐。            

总结一下，只有持续推进城市化，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更多由市场来决定城市的规模应该多大，哪些人应该留存在城市里。

从长远来看，让外来人口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务，既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升级，也有利于城市的社会和谐。                        

在清楚了以上内容之后，对于各类政策的合理性，我们就可以作出自己的科学判断。例如，关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如果并不是顺应城市化趋势的，那么这样的政策就难以持续。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城乡发展的问题，但其背后原理只要稍加运用，也同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                        

举个例子，我们谈到农产品的消费潜力是有限的，但如果我们能够把农产品作为原料最终转化成有利于健康的产品，那么其消费潜力就完全不同了，这样的产业就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又比如，未来企业的竞争，也是企业所在城市的制度环境的竞争，今后谁能够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持更为开放、友好的心态，谁就能获得更快的发展，因而也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理解这些问题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课再见。                        

校对 | 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