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钊《中国经济》第5讲：中国经济减速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钊，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内容是中国经济减速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今天的内容会涉及中国的宏观经济，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总量问题。在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增长与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的突出成就便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从1978年到2018年，40年以来，年均高达9% 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起，中国经济从之前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跌入10% 以下，虽然凭借短暂的刺激在2010年有所回升，但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却是一路下行。                   

与此同时，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一些悲观情绪也开始出现。

一种担忧是——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

历史上，日本经济曾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于1973年突然出现增长速度的腰斩，也就是增速下降超过一半，并在此后的四十多年时间中，一直徘徊于3% 以下的低速增长。                

另一种担忧则是——中国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那么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呢？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往往不容易继续缩小，很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减速？从中我们能否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宏观表现做出一些预判？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先从中国经济的减速这一事实开始说起。                

一、中国经济减速：周期性还是结构性？     

对于本轮中国经济的减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主要是与来自外部的需求冲击有关，是全球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导致的；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导致这一轮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因素。                

我们知道，一国的经济增长由三项因素构成：消费、投资与净出口。这里的净出口是指出口减去进口，这就是我们通常听到的所谓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而主张本轮经济减速是由周期性因素导致的观点，正是强调金融危机以后出口的下滑，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跌。

的确，以2008年下半年，美国房地产金融界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股价暴跌、债券价格暴跌，并进一步引发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为标志，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并进一步影响到实体经济，也波及全球。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出口大幅度下降。2009年出口的增长约为负16%，而之前两年却大约保持着26%、17% 的年增长率。

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突然下降是外部需求冲击的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短期的情形，在2010年之后，出口下降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可是经济减速的局面却仍未摆脱。                        

进一步深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这一轮的经济减速还存在着行业间的分化。大致来看，越是处于产业链上游的行业，增长的减速越为明显。                

我们在上一讲中曾经提到过，在经历了“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剩余的国有企业大多位于上游行业。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迅速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这的确对于企稳信心至关重要，也导致了2010年经济增长有短期的拉升。但通常认为，在“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中，国有企业是相对受益更多的部门。                

于是，一个更为完整的故事是：源自外部的需求冲击在短期内借助出口的急剧下降，而使中国经济出现下滑，之后的“四万亿刺激计划”虽然在短期内拉升了经济增长，但刺激计划下的投资增长却主要由国有部门所带动。

而整体来看，国有企业在信贷方面本来就已经受到银行部门的偏爱，因而也有着更高的负债率，同时，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现象也更为严重。

于是，偏向国有企业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就为此后的高杠杆与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埋下了祸根，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难以恢复如初。                

所以，按照上述逻辑，本轮中国经济减速的背后，既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性的因素。

但周期性因素的影响是短期的，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却是更为长期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消费与投资的分析，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从消费方面来看，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仅是略有下滑，某些消费热点仍然表现出较为强劲的需求增长，例如，在服务业中的旅游行业、电影行业上尤为明显。                

再来看投资，投资的下滑却远比消费更为明显。虽然我们在金融危机后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但是它对投资的拉升仅仅只是短暂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投资的构成中，虽然相对更易受政府政策驱动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较为平稳，但更受市场主导的企业部门的投资却增长乏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自2016年初起，原本走势一致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前者的增速远远低于后者，相差可达数倍之多。

种种迹象都在提示我们，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减速的背后有着内在的结构性原因。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内在的结构性问题可能直接导致我们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面临困境。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每当经济疲弱需要政策刺激时，可选择的通常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两种可能。                 

货币政策就是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市场利率。而市场利率直接决定着投资的成本，所以，这样就会起到影响投资、调节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是，在中国，由于信贷是向国有企业倾斜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有效率的非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资金却很可能是有限的。

相反，一旦银行收缩信贷，首先受到冲击的却更可能是非国有企业。这就导致我们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那么财政政策呢？

财政政策之一是政府通过调节财政支出来干预经济。如增加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但这时同样会出现新增的公共基础设施，并不是由较有效率的企业来提供的这种情况。                

在了解了以上之后，我们就能够知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而言有多么重要了。

以上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出在供给端，而不是需求端。

当我们的信贷放松时，当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时，生产的扩张很可能是由低效率的供给方来实现的。这也体现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结构性”这三个字的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改变供给的结构，需要让更有效率的企业来实现供给，需要完成低效率企业的“退出”。                      

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与宏观调控的思路做一个总结了。                            

在外部周期性因素的短期影响逐渐减弱之后，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将主要是内部需求，尤其是内部需求中的投资需求。

然而，如果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投资增长就不可能由高效率的企业或部门来实施。那么，宏观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可能伴随着微观上企业效率的恶化，这样的增长也不是长期可持续的。

所以，我们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便供给能够更好地适应需求，否则面向需求端的政策，其效果也会受到供给端的影响。                            

但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答案还是得回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这一点上来。

这需要我们以效率而不是身份（例如企业的所有制特征），来决定企业的发展，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顺利实现各类企业的优胜劣汰。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下次课再见。             

校对 | 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