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3】《曾国藩传》：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背上“卖国贼”的骂名

金句

（一）：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

（二）：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和狡诈，有时候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

（三）：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

我们继续来分享《曾国藩传》。上一集我们分享了曾国藩仕途中的一大功绩，创建湘军和平定太平天国运动。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他一生中另外两件很重要的大事，一是洋务运动，二是他的外交生涯。在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之前，军事是他的工作中心，而随着大局渐渐明朗，民生和吏治在他的工作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曾国藩一生心心念念要做的事情。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做这些事并不容易，晚清政局昏暗、吏治混乱，再加上内忧外患，诸多事务盘根错节，曾国藩却几乎以一己之力打开局面，整顿官场，发起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在处理外交矛盾的过程中成为替罪羊，得了个“卖国贼”的骂名。他是如何应对这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又是如何面对那铺天盖地而来的舆论浪潮的？我们一起走进曾国藩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当时，清王朝的地方治理一塌糊涂，太平天国运动又留下了一堆烂摊子。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决定好好整顿吏治。但此时的曾国藩，处理办法已不像年轻时那么冒进武断，而是懂得迂回、通融。比如有官员按照当时的官场风气给他送厚礼，如果拒绝不了，他就从那些礼物中挑选一两样价值最轻的留下来，既表明立场，又不折损对方的面子。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曾国藩不收礼，渐渐变成了一种风气。除此之外，他还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工作准则。第一，要求身边人不能欺凌地方官员，不得表现出傲慢；第二，不许给亲友安排工作，不许向衙门举荐自己的亲友。这都是曾国藩从日常生活入手整顿官场的例子。而针对陋规盛行导致的官场腐败和赋税负担过重，曾国藩也会使用一些比较强硬的措施，甚至一不做二不休，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干脆按情况淘汰和替换官员。

在官场浮沉多年，曾国藩越来越意识到，要做大事，不可以太过偏执，而要随机应变。这也导致如今来看，他身上似乎有非常多的矛盾点。曾国藩自己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穿的都是旧衣服，吃东西用的是破瓦盆，家中只有两位女仆，他的夫人每天需要亲自下厨烧灶、纺纱织布。从这些情况来看，曾国藩绝对是个清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国藩身上还有另外一面，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比如在吃喝应酬和一些灰色之处方面，他就出钱阔绰，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其实曾国藩自己有个小金库，经费来源于盐运司和海关等机构。所以在公事方面，曾国藩是有意地不那么清廉。但我们能看到，他从来没有任何一笔把公款塞进自己口袋的记录。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个非典型的清官，他做一切事情的目的不是为了当清官，而是为了做大事。他要的是效果，而不是虚名。

整顿吏治的同时，曾国藩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发展。西方国家的侵略使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开始，曾国藩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是鄙夷和不屑的。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进程让他意识到，中西方武力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他开始深思，这些强大又神奇的西式武器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么一探寻，他发现中西之间的差异不止体现在武器上，还体现在文明水平上。实际上，洋人并不像当时人所以为的那样想推翻清政府，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通商和平等交往。随着越来越深的接触和了解，曾国藩意识到洋人有他们独特的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于是他的对外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开始阅读介绍西方文明的书本，努力研究能接触到的西洋事物，当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西方的军事秘密。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也不断深化、升级。他明白了要学习西方，不能只停留在购买西式武器上面，还需要真正深入地去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而且他意外地发现，其实西洋人很愿意主动与中国进行武器交易和提供技术支持。

于是，曾国藩开始想创办近代工业。早在湘军攻下安庆后不久，他就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这里有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专门仿造西式武器。后来，为了更深入全面地掌握西式科技，曾国藩又跟李鸿章等人合作，创立江南制造局，自此中国的军事工业才开始蓬勃发展。他为江南制造局贡献了太多心血，向来为官谨慎的他在洋务运动上却不怕有越权的嫌疑，常常鼓动各省积极兴办西式工业。1868年，江南制造局的第一艘轮船终于造成下水，曾国藩十分欣喜，向朝廷奏报说：“中国自强之道，或急于此。”在他看来，军事工业是中国得以强大的源头。

通过洋务运动中对西方的了解，曾国藩对外交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三个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外交观念。第一，对外国人要平等相待，要把外国人当人。这对“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冲击很大。第二，对外国人也要讲信用，这是因为当时清朝上下很多人没有契约精神，经常出尔反尔，造成了很多误解甚至仇恨，所以曾国藩认为在对外谈判中也应该注重信义。第三，在对外交往中，不要争面子，而要里子；不要争小利，而要考虑大的长远利益。这点也是针对朝廷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那种做法而提出的。

而在曾国藩具体的外交生涯中，有一件事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在这次事件中，他被盖上了“卖国贼”的罪名。我们来具体讲述一下这起案件。天津有一座由五位法国修女创建的慈善机构育婴堂，1870年春夏之交，育婴堂内暴发了传染病，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修女雇人把这些孩子的尸体埋葬在荒地，但受雇者把尸体埋得很草率，棺材很快被野狗刨开，尸骸散落遍地，引起很多人围观。这触发了人们长久以来的联想和猜疑，认为传教士会将孩子们挖眼剜心，用以做药材。这个事件一再发酵，引起民间的强烈不满，民众拥进了教堂，烧了教堂，杀死了六名外国神职人员，后来人群又涌入领事馆，纷乱中打死了外国人二十名。这起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如果处理不善，很可能引发新的战争。慈禧也知道事态严重，于是派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但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无论怎么处理都几乎不可能让各方都满意。曾国藩当时虽然身患重病，再三犹豫，但最后还是接下了这个案子，他甚至有预感自己会病死在天津。

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曾国藩当然需要从大局考虑，但民情都处于激愤状态，大家都希望曾国藩能为民出气，把传教士赶走。而曾国藩的应对措施就体现出了他极高的情商和外交能力。在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就发了声明，说自己此行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打仗，先让民众心中有了底。随后，他又把天津的几个地方官撤职查办，以此来让法国人可以心平气和地谈判。通过严密的调查取证，曾国藩呈现了奏折，证明挖眼剖心的传闻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没有丝毫证据。接下来，曾国藩又开始分析天津教案的原因。首先，他为西方人做了一些辩解。大概意思是：“杀死孩子，割心挖眼，这是那些野蛮落后的民族都不干的。英国法国等西方著名大国，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所以康熙皇帝的时候才允许他们传教。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凶残，圣明的康熙皇帝怎么会容纳他们？西洋人致力慈善事业，为此花了很多钱，却得到这样的骂名，所以他们愤愤不平，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段话合情合理，但说出来需要巨大的勇气。曾国藩也知道为洋人说话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感，所以他又说中国人对西洋人的强烈方案也不是空穴来风，然后细数了一些教堂容易给普通百姓造成误解的行为。这封奏折如果放到今天，绝对可以说是一篇模范公关文章，把两方的话都诚心诚意地说了。曾国藩希望以此来中止传闻，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

这样来看，曾国藩这件事处理得还是很周到的，那为什么他还会被人们骂作“卖国贼”呢？原来，内阁在发抄这封奏折时，居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的关键内容删掉了，只剩下曾国藩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曾国藩一下子成为了人民公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朝廷中一些大臣的恶意之举，他们不想惹怒民意，于是就把民众对朝廷的仇恨转移到了曾国藩身上，给他贴上了卖国软弱的标签。这完全出乎曾国藩意料之外，重压之下，他旧病复发，体力不支，在费尽精力找出了二十位天津教案中的凶手之后，便把剩下的事情交给了他的学生李鸿章。这之后不久，1872年，曾国藩便因病离开了人世。就在去世之前，他仍然强撑病体做了一件事，那便是历时两个月的大阅兵。他把自己逼到极限，完成了清朝给他的最后一项工作。

曾国藩被称为儒家最后的精神偶像，就如张宏杰先生在传记最后的评价：“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率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六十年，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匪浅。”的确，这样一个行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人，他身上有太多太多可以不断钻研探究的东西，他时刻在激励我们，告诉我们一个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怎样的人生境界。我们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