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2】《曾国藩传》：历经浮沉，如何步步升级？

金句

（一）：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

（二）：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和狡诈，有时候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

（三）：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曾国藩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曾国藩离开京城，突然又被委命去长沙操练兵团，整顿地方治安，镇压太平军。接到这个任命，曾国藩的第一反应是想拒绝，原因有很多，一是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他想在家乡为母亲守孝；而是他作为文官，从来没带过兵，该怎么训练兵团呢？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已经对咸丰皇帝失去了信心，满心疲惫，不想让自己再绝望一次。但好友郭嵩焘的一番话又让曾国藩的内心死灰复燃。正常情况下，像他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是得不到施展的。但是天下大乱，秩序崩解，皇帝对各地的控制力大不如前，这种情况不就是为他施展抱负提供了可能吗？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实现内圣外王、拯救天下之志的机会。于是，曾国藩最终还是接受了任命，也开启了他为官生涯最为激荡起伏的一段岁月，甚至曾几次绝望到要自杀，但都鬼使神差地挺了过来。他用他具体的人生经历回答了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该如何与复杂又矛盾的现实周旋，怎样去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又该如何在绝境中获得希望？那么我们就怀揣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曾国藩训练湘军的整个过程。

在第一个阶段，曾国藩其实没有准备自己建立军队，主要的任务是打击湖南纷繁复杂的土匪会党和黑恶势力。他这时的做事风格依然维持在京城期间的雷厉风行，处理匪患的手段非常残忍，虽然效果显著，但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当地的地方官员，因为曾国藩屡次越过行政程序，直接处理案件，既损害了官员们本来会有的经济利益，又让他们颜面扫地，所以他们对曾国藩怀恨在心。后来，曾国藩决定创立湘军，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权力范围之外，他在训练湘军时会把当地那些军律松弛的绿营军叫过来一起操练，本是出于好意，但却引起了当地军人的强烈不满。湖南的最高军事长官鲍起豹便决心要好好教训一下曾国藩，他故意将几个肇事的士兵绑到曾国藩家门前，然后鼓动其他绿营兵闹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曾国藩去隔壁的骆秉章那里寻求帮助，不料巡抚竟然不闻不问，反倒给被绑的绿林兵松了绑，还连连道歉。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次奇耻大辱，使他成为了人们的笑柄。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他决定不再跟长沙官场纠缠，带着自己招募的湘军前往衡阳，打算用实际的业绩挽回自己的面子。

这是曾国藩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一生。而湘军的出现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了整个国家的走向。自建军队其实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触犯了朝廷的根本利益，但在曾国藩看来，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根基是儒学，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中国将陷入巨大的愚昧。而正规军又几乎已经腐败到极致，无药可救，所以曾国藩只能选择挺身而出，放手一搏。于是他用含糊其辞的奏折获得了咸丰帝的同意，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但这件事可不止是说说那么简单，此时的曾国藩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限制和困难，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没有制度保障，还要想尽办法、得罪各种人来筹措资金，维持军队的开销。他还得顶住咸丰帝要求他派兵支援安徽的命令，从而为湘军的造船、买炮、练兵争取了一些空间。他提高了普通军人的军饷，并且创新了选兵的方式。他先挑选欣赏的人做营官，然后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做统领，这样一层层筛选下去，再加以独特的政治思想教育，从而提高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这样经过一年时间，曾国藩终于初步连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余人的湘军。

这个时候，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溜溜了。咸丰四年，曾国藩出兵迎战靖港的一支太平军小分队，这支队伍实力不强，曾国藩原本觉得有完全的把握，可以提升士气，为湘军开个好头，然而实际情况却比曾国藩想象得复杂，这一战湘军彻底战败，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舰损失四分之一。曾国藩几年来的心血和希望转瞬间化为乌有，曾国藩感到无限的沮丧和羞愧，一下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扑通跳进河中打算自杀，幸亏周围的将士及时发现，把他拉了上来。这下，曾国藩迎来了众人的嘲讽和责骂，湖南的官员更是关闭城门，不让曾国藩进长沙。曾国藩羞愧至极，不吃不喝地在那里写给皇帝的遗书，打算再度寻死。但就在此时，一个消息传来，曾国藩之前派出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取得大胜，极大地挫伤了太平军。在这场大战中，湘军的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其一是湘军纪律严明，勇敢无畏，二是湘军采用西式武器，战斗力强。曾国藩终于不再想死了，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这次经历对曾国藩的影响非常之大，他领悟到，对于有大志的人来说，羞辱是最大的动力，失败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打脱牙齿和血吞，这痛苦就会变成滋养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一点也成为了曾国藩的人生信条。另一方面，他也印证了制度对于军队管理的重要性。比如说他在湘军内部制定了这样一条规则，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管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正如张宏杰所总结的，“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照理来说，曾国藩率领湘军立了大功，应该受到咸丰帝的重视才对，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咸丰帝听信了朝廷里一些保守大臣的谗言，认为曾国藩的军事实力会威胁到朝廷的统治，再加上两人对太平军的判断和认知不同，在战略判断上有诸多矛盾和分歧。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先拿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再管其他地方。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从周围太平军比较弱势的地方入手，再一步步逼近南京。也因为这些分歧，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意见和怀疑也越来越大。

1854年，曾国藩迫于咸丰皇帝的压力，率师前往江西重镇九江。这一战因为预估不足，湘军大败，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成了太平军的俘虏。更倒霉的是，战船遭遇了风灾，几乎全部被毁。战争的主动权又回到了太平军手里。曾国藩看到自己花费多年心血惨淡经营起来的水师竟遭到如此下场，羞愤难当，当下就想要策马奔向敌人，自取灭忙。他身边的将领紧紧抓住马缰，好一番拉扯，才终于劝住了他。自此，曾国藩和湘军在江西陷入了漫长的困境，他自己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离世，身心疲惫的曾国藩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三个月后，他假期将满，他又上了一道奏折，把自己满心的愁苦都说了出来，希望皇帝能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没想到咸丰帝却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实际上是解除了他的兵权。此时的咸丰帝寄希望于官方军队八旗和绿营在南京建立的江南江北两座大营，有意地选择冷落曾国藩和湘军。此时的曾国藩沉浸于痛苦中无法自拔，随手拿起了朋友推荐的老庄著作，突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启示。他开始安静下来反思自己。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因为皇帝小心眼，官员有私心，自己个性和脾气上的很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过去的自己有些太自傲，太急切，太刚强，只知道一味的蛮干，以为这就是所谓的正道，但却忽略了社会和人的复杂性。实际上，真正的强者，表面上可能恰恰是柔弱的。中国社会有其漫长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潜规则，这些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完的。曾国藩突然意识到，“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和狡诈，有时候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在家独自反省的这两年，也成为曾国藩重要的生命转折点，他自己也将其称为“大悔大悟”之年。

后来，咸丰皇帝意识到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于是请曾国藩再度出山。身边的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像变了个人一样。首先，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其次，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讨皇上欢心。第三，他开始不那么清高固执，而是学会在某种程度上同流合污了。就这样，接近四十岁的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蜕变。

后来，他与好友胡林翼联手，一同攻下了安庆。对于这场胜利，曾国藩早有准备。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或者一月、两月算，而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因为湘军攻城，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挖沟。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一座城市活活困住，等着里边的人被活活困死、饿死。这次也是一样，湘军一到安庆城下，就围着安庆城挖了两道足足七十里长的长壕，又沿壕修起两道长墙，把安庆牢牢围了起来。这种进攻方式耗时耗力，但能够很好地维持和保护自己的军队，效果也非常地扎实。从这种作战方式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处事智慧。他喜欢下笨工夫，从不贪图小利，也不寄希望于奇谋，总是稳扎稳打，绝不打无准备之仗。他会仔细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判断好之后才会决定是否要作战。而在具体的作战策略上，曾国藩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很擅长反客为主，以静制动，也就是说湘军作战时，总是不急于进攻，而是会引诱敌人先来攻击自己，然后后发制人，等敌人露出破绽再出手。

湘军攻下安庆之时，咸丰皇帝离世，改由奕䜣和慈禧联合主政。曾国藩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于是制定了三路大进军的计划，开始了对太平天国的全面反攻，最后终于彻底打败了太平军。曾国藩至此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功绩之一，整整用了他十二年的时间，其中还经历过三次自杀。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挑战的一段时间，也是他自己真正脱胎换骨的一段时间。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个人能够是否能够实现他自己的价值，关键就在于他能否把自己打碎，重新组合，不断更新自己对于时局和人世的认识。

而关于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到底是功还是过，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很多人觉得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代表的进步力量，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推动了历史车轮朝前滚动。实际上，太平天国学习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而非他们的现代化，如果洪秀全真的统一了中国，或许只是一种新的倒退。正如哲学家冯友兰所说：“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贡献。……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历史纷繁复杂，个人功绩更难以用一个单独的标准去衡量。这一点在曾国藩生命最后阶段的仕途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是如何既是圣人，又成了“卖国贼”的，我们下集跟大家分享，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