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1】《曾国藩传》：六次落地到晚清忠臣，如何将一手烂牌打好？

金句

（一）：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

（二）：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和狡诈，有时候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

（三）：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是人物传记《曾国藩传》，作者是历史学者张宏杰。曾国藩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晚清名臣，在他的履历中，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发起洋务运动两项足以使其载入史册。浮沉一生，他获得的个人评价，既有“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又有因天津教案而获得的“卖国贼”称号。而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走进曾国藩的人生历程，会发现一种很接地气又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个人精神力量。按背景和天资来说，曾国藩手里握着的，绝对算是一副烂牌。他出身平常，家族五六百年没出过秀才；智商也完全不出众，科举考了七次才中秀才；身体素质也很差，一生都被各种大大小小的病症困扰；而他走的路也绝非一帆风顺，一生饱受构陷、猜疑，仕途充满坎坷。但他却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些逊色的底牌打得非常漂亮，在复杂的时代变局中超越众人，不断精进，成为大清王朝的最后领航者和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甚至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不约而同地把曾国藩当作过自己的精神偶像。那么曾国藩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一场人生的突围，做到立功、立德、立言呢？ 想深入地探究这个问题，张宏杰先生的这本《曾国藩传》对我们而言绝对是一本既友好又深入的历史读物。张宏杰是当今最好的历史科普作者之一，他研究和写作曾国藩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写过多部关于曾国藩的著作。这本《曾国藩传》就是他研究的集大成者。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讲述的是曾国藩的科举之路和他的官场进阶之道。他是如何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完成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的呢？这个过程说来传奇，实际上将其拆解开来，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都有非常深的借鉴意义。综合来说，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用最笨拙的方式，做最聪明的事。首先来看曾国藩的科举故事，为何他考了七次才中秀才，却能够在后来驰骋官场呢？

曾国藩家里世世代代都是普通的农民，到其祖父一代，才成为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有意识地让后代刻苦读书、参加科举，但无奈家族里却没有这样的基因。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参加了十六次科举，年过四十，连个秀才都没有中。后来，父子俩一同参考，屡败屡战，更成了乡间一时的笑话。第六次落榜时，曾国藩的考卷甚至还被公示出来作为反面典型。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开始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自己虽然非常刻苦，但常常使用蛮力，很少反思自己的学习方式。这一点是受到父亲教育方式的影响，虽然基础牢靠，但只会死记硬背，文章缺乏亮点和思维性。于是他进一步总结道：自己的主要问题在于写东西过于重视局部打磨，缺乏大局观和整体观。这样痛定思痛之后，求学十六年的曾国藩第一次感觉自己打通了关节，参加第七次科举考试时，他没有像从前那样忙着下笔，而是先静坐思考了半个小时，梳理好整体脉络，然后才开始下笔，一股一股地展开。这之后，秀才曾国藩突然像开了挂一样，一路中举人、中进士，科举之路变得顺利起来。这是因为曾国藩掌握了考试的诀窍，从前的积累也才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中进士这一年，曾国藩二十八虚岁，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年轻。这段艰难的科举历程坚定了曾国藩愈挫愈勇、崇尚笨拙的性格特点。这一点看似普通，但其实这种笨拙里隐藏着人生的大智慧。曾国藩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第一，笨拙的人常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第二，笨拙的人遇到的挫折多，逆商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虽然花费的工夫多，但是做事不留死角，有备无患。这样不断积累下来，也许成长会很艰难，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1840年，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职位，开始了自己的官场生涯。这时的曾国藩有些飘飘然，但是在翰林院见到的各种优秀的人让他立刻认识到了自己的缺陷。因为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八股文上，曾国藩实际上没怎么读过经典，所以学识寡陋，思想庸俗，他意识到，必须努力去掉自己身上的粗鄙之气。这个阶段，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第一是性情浮躁，有时会贪图享乐、浪费时间；第二是为人傲慢，性格不好，常常容易与别人发生冲突；第三是容易夸夸其谈，不懂装懂；第四是好色，爱看美女。这些问题我们如今看来其实也都是人之常情，不算什么大问题，但曾国藩就是那种会跟自己死磕的人，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合乎时宜，可以经邦治国，造福社会，自己也能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在这样的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精神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

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开始脱胎换骨的呢？方法其实很简单很具体，那就是记日记。一开始，他记的日记也没有章法，常常是流水账，而且不能够持续坚持，定的计划也难以做到。后来他在朋友的启发之下端正了自己记日记的态度，一是日记里定的计划一定要做到，二是重视生活中的细节，不放弃反思自身每一个细小的行为，甚至要检查自己大脑中每时每刻转过的念头。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性格和脾气，把记日记的习惯保持了一辈子，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二是让他们监督自己。通过这样不断的自我督促和反思，曾国藩的气质和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具体的反思都记录在了《曾国藩日记》里，如今我们还能窥得全貌。在其中我们会看到，他用三十天的时间戒了烟，一生没有再复吸。然后他又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磨掉身上种种更难戒的毛病。他立誓不与人吵架，立誓改掉身上的粗俗气质。这听起来很简单，要做起来却很难很难，因为人的性格特征是根植于本性之中的，血肉交融，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对此曾国藩也有经验，他总结道，在修身的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就是要激烈，强度要大，但在修身的进行阶段，最重要的是要有韧性，   不能轻易放弃。          

曾国藩在北京的官场生涯共计十二年，时间不长，但仕途的升迁却非常快，从翰林院检讨的七品到礼部侍郎的正二品，他的升官速度创造了道光执政期间的纪录。现在来看，曾国藩在官场上其实本来并没什么优势。既不是官二代，在官场上毫无根基；又为人笨拙，一根筋，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他，能够在官场上这样春风得意呢？

首先就在于，他有非常强的自制力和执行力，能够将日记中的反思和计划落到实处。他知道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于是便给自己立下了十二条日常行为的规矩和标准，比如早起、静坐、读书、谨言、节制、记笔记、写文章、练字等等，这些事情他每天都会做。通过这些刻意的训练，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学习和实践的效率都提高了很多。

除了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曾国藩的快速升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他很喜欢与人交往。自从立志做圣人后，他就在不断反省自己的性格和处事缺点，与人相处时也非常注意为对方着想。在京城，他经常来往的朋友有一百多人，经常和朋友聚在一起吟诗作赋、听戏下棋。他也非常仗义，经常主动帮助朋友度过难关。也因为这样，他在升官的节点上总有贵人相助，其中道光年间的大臣穆彰阿对曾国藩的提拔最为关键。但曾国藩最厉害的一点就在于，他很感激穆彰阿的赏识，但是没有着急地去抱长官的大腿。他与上级的交往很注重分寸，从来没有失态过。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和行为准则，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从不取巧，不走捷径。

就这样，曾国藩展现出很强的工作能力，也逐渐得到了道光皇帝的欣赏。道光皇帝能力平庸，又谨慎畏缩，生怕大权被别人抢走。他很害怕那些既能力突出，又油滑玲珑的人，所以生性踏实、做事认真、有理学修养的曾国藩就得到了他的信任。

这样表面看起来，曾国藩在官场上似乎是顺风顺水的，但实际上，尽管工作忙碌，他却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这是来源于晚清政治环境的僵化和混乱，从外部来看，鸦片战争让朝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呢，腐败已经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细胞，几乎无从医治，与此同时，那场翻天覆地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处理了一些例行公事，对于国计民生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所以他对自己的仕途也越来越灰心，甚至一度想要辞官回家。

但就在曾国藩打算回家之时，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十八周岁、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登基，新官上任三把火，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曾国藩重新找回了一些信心，以为自己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来了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他一连上了几道奏折，表明了整顿官场的希冀。他说京城的官员有两个大毛病，一是遇事总是退缩、推脱，二是只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却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和社会的主要矛盾视而不见，也不敢直言进谏。他还指出了地方官员的两个问题，一是做事敷衍、和稀泥，二是只会做表面工夫，里子已经烂透了。所以他希望咸丰皇帝想办法培养人才，转变风气，挽救民间疾苦。咸丰皇帝表面上对曾国藩表示赞许，又给他添加了许多繁重的工作，但实际上，咸丰皇帝虽然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骨子里却非常平庸，跟道光一样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缺乏魄力。曾国藩尽心费力呈上的折子，他只草草读一遍，随口夸赞几句，就丢尽了垃圾篓。曾国藩再次陷入了痛苦和煎熬中。在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之下，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极为冒险的决定，他上奏折直言批评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一是只注重小节，在大事上很糊涂；二是只注重虚名，不求实际；三是刚愎自用、出尔反尔。这三点对于普通官员来说都是非常严重、不客气的批评，更别说是直接对皇帝了。曾国藩冒险采用此举，是想要让皇帝幡然醒悟，同时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里引起直言进谏的风潮。但他显然高估了皇帝和大臣们的承受能力，这几道奏折一出，所有人都对他不满。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

曾国藩对朝廷的冒犯还不止如此，他还严惩了两位大官员琦善和赛尚阿，导致这两位大臣旗下的门徒对他痛恨欲绝，曾国藩的交际圈子这下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之后，他明显感到自己被朝廷官员孤立了，也终于意识到不加变通地坚持原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局面已经不可挽回，咸丰二年，曾国藩在京城几乎成了人人唾弃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越来越受排挤，他感到十分痛苦，有一次萌生退意，想要回老家。但已经做到二品官员的他，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居然是拿不出回家的路费。当时清朝实行低薪制，如果不谋求灰色收入，做官基本就是个赔钱的买卖。而曾国藩当时的外债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两。正在这时，咸丰皇帝派他去往江西做考官，他便借口离开了京城，从此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原本他想要就此回乡，不再管理公事。但恰逢太平天国暴乱，咸丰皇帝发了一道奏折，让他帮助地方政府操练兵团，共同剿匪。于是曾国藩正式开启了他最为重要也最为动荡的官场生涯，创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从曾国藩的这段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有一套圣人的标准，并且努力地想要让自己的行为符合这套标准。但实际上，圣人的标准没有那么绝对，尤其是面对矛盾而复杂的外部环境时，学会适度地绕弯子，才是一种真正的智慧。曾国藩也是在后期无数的挫折和危难之中，才渐渐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曾国藩在操练湘军的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他又是如何克服，实现打怪升级的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呢？这些问题，我们留到下一集为您讲述，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