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17：东北鼠疫大流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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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讲到伍连德到东北组织抗击鼠疫疫情。首先要找到传染的源头，搞清楚到底是不鼠疫。当时俄国人对疫情和非常重视，毕竟爆发的源头是在满洲里，完全是沿着俄国人控制的铁路线扩散开的。当时的哈尔滨，俄国人恐怕比中国人还多。

俄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插手防疫事务，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广泛灭鼠。但是对疫情没有多少影响。当时欧洲的主流意见是鼠疫是靠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不会通过呼吸道传染。但是伍连德发现，鼠疫是可以通过呼吸系统传染的，这事儿远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当时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梅尼就是不信。伍连德也没办法说服他。最后，梅尼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鼠疫能够通过呼吸系统传染，那么这事儿就闹大了。需要进行广泛的隔离，这是唯一的办法。但是要隔离好几万人，那不是闹着玩儿的，必须有足够的人手，建立隔离区。靠道台大人手下的三班衙役，那根本不够。好在，当时的清朝政府不再是那个土得掉渣的老旧王朝。清朝已经进行了官制的改革，初步建立了一个警察系统。伍连德得到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支持，调集2千多的警察。

我国古代没有警察制度，清朝的警察是从国外学来的。当时的警察附带了一部分城管的职能，扫大街的都归警察管。所以啊，当时的清洁工都是趾高气扬的，因为他们算是警察的编制啊。所以，说是2千警察，有多少是清洁工，这就不清楚了。不过呢，即便是正规的警察，素质也高不到哪儿去。当时国内几乎没人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靠伍连德他们几个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必须一方面调动警察，一方面招募志愿者。一些平时走街串巷的中医郎中也被他们给召集起来了。防疫工作是一盘大棋，不能有遗漏，如何与外国人协调也是个非常大的麻烦。而且三国关系微妙，清政府从长春的陆军第三镇调动了1160名士兵到了傅家甸，这可不仅仅是防疫的要求，而是宣誓主权。

傅家甸被划分成了4个区，所有居民佩戴政府分发的不同颜色的臂章。你要是看见一个戴着白色臂章的人出现在红色区域，那这个家伙肯定是不听话到处乱跑，警察看见肯定是要处理的。

每个区域都要配备一个医生，配备两个助手，再加上从医学堂调集来的4个学生，在加上一些58名清洁工和26名警察，组成一个小组。配备了12两大车和16副担架。医生带着助手每天巡视。发现有病人立刻隔离。密切接触者也要隔离，不是送到专门的隔离点，就是送到俄国人提供的火车车皮里面去隔离，清洁工负责对房间进行彻底的消毒。警察负责到处巡逻，在关键路口设立检疫所，目的就是阻断不必要的交通。你不能让人到处乱窜啊。

当时靠近年关了，有大量的人会走亲访友，警察们严防死守，坚决执行检疫隔离制度。当时各国的公使认为山海关的防疫工作太松懈，他们要派兵来协助。清朝政府马上从永平府调动720名士兵，到山海关设置防疫检查站。凡是从关外进入关内的，一律隔离5天。就连太子太傅郑孝胥在路过山海关的时候，都被隔离了5天才走的。外国人这时候要玩儿治外法权，当即被清政府回绝，在中国的领土上，就必须执行中国的检疫制度。此乃“万国防疫通例”，这还玩儿了一把国际法。

日俄方面都还算配合，他们控制的火车也不再出售2等和3等车票。这样坐火车的人就少多了。但是日本在铁路线线是有附属地的，所以呢，中国人居住区和日本人居住区分别设立了检疫岗哨。在抚顺地区，因为有人越界，两边的士兵还打起来了，还弄死一个日本兵。抚顺的日本侨民到中国巡警局吵架，双方又打起来了。所以，这一场对抗鼠疫的行动，其实还是有不少政治考量的。
伍连德他们这些在最前线的医务人员也特别小心，他们的工作区域防护也很严，门口设立了消毒室，进出都要进行消毒。用1:40的石碳酸喷洒衣服，受到污染的衣服、帽子、口罩都要脱下来处理，不能带进出去。要用含有石碳酸的热水洗澡以后，换上干净衣服，才能出去。

伍连德用纱布自己制作了一种口罩，很便宜也很简单，大家一学就会。这种口罩是可以挡住鼠疫杆菌的，防疫效果良好。但是也有人不听，那就是负责帮忙的那些走江湖的郎中。他们对此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们思想里面是没有隔离这个概念的。收到过现代医学训练的人都知道，抗疫工作最重要的是隔离。如果传染速度超过治疗的速度，那什么样的医疗系统也撑不住。更别说游方郎中手里那些不知道灵不灵的汤药了。但是这些半瓶子醋的郎中就是不信邪，非要自己试试看，就不信他们居然治不了鼠疫。

结果，这帮郎中一个个的被传染了，叫他们戴口罩他们不带，叫他们做好防护，他们不做。他们的死亡率比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护士们高多了。他们的家人见识到了鼠疫的高度传染性，赶紧把他们的尸体扔到门外大街上。有些病人还没死呢，也被扔在了大街上。因为如果被警察发现这家有病人，全家都要隔离。这些人家是不想被隔离。就趁夜里，警察没看见，就把病人给扔出来了。什么亲情，什么孝道，全都顾不上了。

伍连德这几天也郁闷，他的隔离措施已经很严格了，但是鼠疫的发病率并没有下降。一开始每天死亡40~60人，稳定了几天以后，暴增到了一天死上百人。对于小小的傅家甸来讲，这就够吓人的了。密切接触者比死者多得多。各个隔离点都住满了，俄国人出借的那120节车厢都快不够用了。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伍连德怎么都想不明白。

等到伍连德到了墓地一看，他全明白了。死者的尸体根本来不及处理，都堆在那里等着埋葬，可是天寒地冻的，挖坑的速度太慢，根本就埋不过来。有不少尸体已经被小动物啃食过了，可能是老鼠之类的动物。不管是哪种动物，他们都有可能传播鼠疫。所以，死者的尸体成了一个隐形的传染源。

这也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东北地区天寒地冻，动辄零下20~30度，地冻得邦邦硬。一锄头下去，一个白点，根本挖不动，你想把人埋葬也埋不了。傅家甸死者太多了，就连做棺材的木板都不够了，很多人的棺材都是粗制滥造的，四面漏风，从外边能直接看见死者的脚丫子。根本就挡不住。有大批的人根本没有棺材，就这么曝尸荒野，鼠疫又叫黑死病，尸体的皮肤都是黑的，就这么横七竖八的倒在雪地里，那景象别提多吓人了。这些尸体足有2000多具，排了好长的一大溜。
怎么办？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是不怕冷的，但是怕热。30度的温度下，鼠疫杆菌就挺不住了。温度越高，存活时间越短。最好的办法是火化。这样可以彻底消灭传染源。但是中国传统讲究的是入土为安，谁能希望自己的亲人被挫骨扬灰呢？但是不做又不行。这个防疫漏洞要是不补上，就永远是个祸害。这事儿还是要请示醇亲王载沣。东三省总督锡良自己是同意这个方案的，但是他不打算担责任。一股脑扔给了载沣，反正有施肇基在旁边敲边鼓呢。

载沣呢，也挺为难的。最后还是架不住人劝，听了施肇基的意见。批准伍连德对尸体进行火化。大清朝到最后关头啊，还是能够力排众议做出正确的决定，也不容易啦。载沣最大的优点就是听人劝。后来袁世凯劝他交权，他也没有犹豫。皇上要退位，他也没拦着。反正他就是这么个人。
伍连德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可是下边也有层层的阻力。他把当地有头有脸的人都召集起来，带着到坟地转了一圈。这还是大冬天，要等到春天，冰雪消融，各种小动物全都跑出来，疫情的泛滥是神仙都拦不住了。大家一看这种惨状，也都没意见了。同意伍连德把死者的尸体火化。

1月31号，伍连德召集工人，把尸体堆放在一起，100具尸体堆一堆，一共是22堆。浇上大桶的煤油。下午两点钟，开始点火焚烧。那么多尸体，也不是一次能烧完的。那些没烧透的要集中起来再烧。一直烧了2天，算是彻底火化完毕。这个最大的隐患终于消除了。这天刚好是春节，鞭炮声响成一片，这也算是给大家振奋一下精神，去去邪气。俄国人观摩了火化行动，他们亲眼看到伍连德是怎么指挥焚烧尸体，怎么掩埋骨灰。他们在自己的管辖地域也采用了相同的办法。

这一天成了东北这场疫情的转折点。死亡人数开始逐渐下降，到了3月1号，傅家甸出现了最后一个病例，此后再也没有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伍连德领导的防疫委员会算是大功告成，解除了傅家甸的隔离措施。接下来，伍连德到长春、奉天等等城市搞收尾工作。到4月份，这场疫情算是彻底结束。从伍连德12月底到哈尔滨，到4月底疫情全部肃清，花了整整4个月时间。

当时在哈尔滨有多国的领事馆，有一些外国人对这场抗疫工作的评价并不高。因为当时国内接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人太少太少了。大量的人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现代的防疫工作。所以，行动起来就比较笨拙。再说了，那帮警察和士兵也不是善类，借抗疫的名义到处搜刮也是家常便饭，民众的抵抗情绪自然是不会低，当然也就不会好好的配合，防疫效果当然也就打折扣。封建王朝王朝嘛，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所以，伍连德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他的地位并不算高，却要指挥一帮封疆大吏。还要指挥一帮威望和资历都比他高的外国专家，这个难度可想而知。要知道到了后期，傅家甸的外国专家比中国医生还多。不过，科学就是科学，你做的对还是错，都是可以检验的。最后，同行们对伍连德的工作是交口称赞，不得不佩服这个年轻人的能力和胆略。

清政府准备在4月份召开一次“万国鼠疫研究会”，地点就在东北最大的城市奉天。施肇基代表外务部来组织协调。伍连德担任了大会的主席。

这是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现代国际医学会议。其实就是对这一次东北的抗疫工作做一个总结。当时东北的行政区划和现在的东三省不一样，差别很大。当时哈尔滨是划分在吉林省的，那时候吉林省比现在大多了。所以当时吉林省死亡人数大概是2.7万人。黑龙江死亡1.5万人。奉天省死亡5千人。从奉天到北京沿线大概死了1700人。全国零星的死亡人数加起来，大概是5.3万左右，加上漏报的，估计总死亡数在6万人左右。最重的重灾区就是哈尔滨，总共7万人死了7000人。死了10%，这已经很吓人了。

各国的医学专家在一起探讨这次鼠疫的发生原因，基本认定这一次的鼠疫之所以能够大规模的传播，主要是因为可以人传人。最开始的传染源是旱獭，旱獭身上的跳蚤先是感染了猎人和皮货商人，这些人沿着铁路线把病毒传到了交通枢纽傅家甸。当正好是冬天，傅家甸非常寒冷，大家关门闭户，空气不流通，一个人带上病菌，就能靠飞沫传染一家人。所以疫情爆发非常快，也非常严重。

病理学研究是日本的北里柴三郎主持的，他是科赫的学生，他和贝林一起研究出了血清疗法。他俩一同被提名诺贝尔奖，但是只有贝林获奖，北里柴三郎啥也没拿着。但是他的贡献，大家还是承认的。这一次东北爆发的鼠疫，用血清疗法只能稍稍延长生命，并不能真的起死回生。所以，在当时，隔离是唯一能控制疫情的办法。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恶性传染病的时候，往往是只有这一招管用。

日本的柴山博士和俄国的扎巴洛尼博士指出，病菌在尸体内仍然有生存能力。所以，伍连德火化尸体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大家还讨论了具体的隔离和消毒措施。到底要做到哪一步。还有，国际毛皮生意还做不做，毛皮该如何消毒。这些都是现实问题。

伍连德当然也获得了政府的奖励，隆裕太后赐伍连德医科进士。那年头已经没有科举考试了。但是进士这个头衔还是有的。经常授予到世界各国留学的学生。医科进士、医科举人之类的都是有的。全国拥有医科进士头衔的不过才10个人罢了，也算是很高的荣誉了。

当然，只给荣誉是远远不够的。肃亲王善耆是民政部尚书，全国的医疗卫生工作是归他的部门管理的，他希望伍连德担任卫生司司长，但是伍连德却婉言谢绝了。因为他知道，东北的鼠疫疫情绝对还是会卷土重来的。你别忘了，动物身上的跳蚤可多得是，你也不敢保证哪一只就带着鼠疫杆菌。只要东北的皮货生意不断，鼠疫和人类的亲密接触就一直没完没了。所以，伍连德要求在东北成立北满防疫处，总部设在哈尔滨，伍连德任总医官。后来不是民国了嘛，防疫处名称改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

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的第一个防疫医院——滨江医院，现在已经成了伍连德的纪念馆。现在外墙涂上了红色涂料。哈尔滨洋房很多，如果没人介绍，恐怕大家也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建筑就是伍连德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

当年，清朝末期到民国的海关税都是外国人在把控，怎么花，花在哪儿都是人家说了算。清朝费劲力气去交涉才从海关税收里拨付了7800卢布用于防疫开支。期限只有1年，明年的钱，明年再讨论。一直到1917年，才改成每年按时拨付，不再年年讨论了。

就这样，伍连德带着同事们支撑着这个医院的运行。时时刻刻在准备预防下一次鼠疫的到来。果然，在1920年，鼠疫再次爆发。滨江医院已经建立8年了，这时候的医疗水平不是1911年能比的。伍连德他们做了6万个口罩，准备了8000个鼠疫的疫苗。马上发放到了东山省各地，甚至还发放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1920年的这一次鼠疫疫情，死亡仅仅8000人，比上次6万人死亡，好了不是一点半点。

1926年，在这所医院的基础上，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这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当然，伍连德参与创办的医科大学还不止这一所。协和医科大学的建立，他也是有功劳的。1918年，他创办了北京中央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伍连德在东北居住多年，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很多日本侨民都认识他。918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沈阳，但是伍连德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仍然在运作。1931年，他从哈尔滨坐火车去安东，居然就在长春被日本宪兵给逮捕了。日本人当然知道他是谁。他被抓到日本司令部审讯，夜里被关进了地牢，第二天被押送到了沈阳，审讯以后，又被关进了地牢。

伍连德自己也稀里糊涂，日本人抓他干什么呢？说白了，当时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进行调查。日本人知道伍连德和国际联盟的莱赫曼博士的关系很好，生怕伍连德向他们透露918事变的真实情况。后来还是在英国公使的干涉之下，日本人才放人。伍连德直接坐火车去了大连，从大连上船去上海。从此再也没有踏足过东北的黑土地。滨江医院与东三省防疫处被迫解散。

然而，1937年，上海也沦陷了。伍连德的夫人刚好去世，伍连德很伤心，也想离开战火的漩涡。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开业行医，后来又在吉隆坡创办了吉隆坡医学研究中心。此后的岁月，他一致在安安静静的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1947年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然后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1951年，他把在北京的寓所捐献给了中华医学会，他参与了中华医学会的创办，现在这个地方也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了。1960年，伍连德在马来西亚去世，享年82岁。

2007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开了当年的资料，毕竟已经过了50年的保密期。现在我们知道，伍连德是第一个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中国人。1935年，他就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获选人，可惜没能选上。尽管伍连德是华侨，他具有英国国籍，但是推荐人在国籍一栏写的是CHINA，在西方人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把他一生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他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