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唐前期东北亚政局的嬗变：唐太宗攻打高句丽

唐朝建立之后，高句丽本身也还没有从抵抗隋朝的战争中复原，唐朝的建立给高句丽改善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唐朝建立的第二年，高句丽就再度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并承担象征性的纳贡义务。为了改善关系，高句丽此后遣返了约一万名中国战俘。不过显然高句丽并不敢大意，在一面示好的同时，一面沿着辽河西岸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构建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以防备唐朝的入侵。这条防线上有许多坚固的堡垒，在后来的战争中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防御工事。高句丽实际上也是农耕定居为主的文明体，组织严密，并非如突厥一样不稳定，正因为如此，隋唐两朝对高句丽的战争持续了70年，这场战争牵动着整个东亚的局势和历史的走向。

高句丽和唐朝相安无事一直持续到唐太宗的统治后期。到了641年，太宗已经下定决心对高句丽动武。就像太宗将大唐帝国的势力拓展到中亚腹地之前让玄奘撰写《大唐西域记》一样，太宗很可能在641年之前就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他派遣职方部郎中陈大德开始收集有关高句丽军事防御的情报，同时开始放言说高句丽在汉武帝时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上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大德言于上曰：“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勤，加于常数。” 上曰：“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凋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

到了第二年，高句丽的内乱为唐太宗发动战争提供了一个借口。这一年高句丽的大臣泉盖苏文（603-666）发动政变杀死了高句丽的荣留王，改立其弟侄宝藏王为高句丽君主，自己担任大莫离支，独揽大权。营州都督张俭奏，“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泉盖苏文对唐朝向来不友好，也正是他负责修建辽河防线防备唐军，很显然，他当权后高句丽和唐朝的关系急转直下。但是隋朝对高句丽的发动战争才过去没多久，唐朝也刚刚从长期的内战中恢复元气，但是战乱造成的经济破坏，使唐太宗不得不谨慎推行对高句丽作战的计划。

但是到了贞观十七年（643），不论外部因素还是内政的考虑，都迫使太宗决心步隋朝的后尘，攻灭高句丽。在外部，高句丽作为地区霸权的影响持续增加，它联合百济在几条战线上攻击对唐朝友好的新罗，切断了新罗贡使前往长安的路线。当太宗试图用外交手段劝阻高句丽攻击新罗时，高句丽不予理睬，甚至拘押了唐朝的使节。就内部而言，唐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原先的太子李承乾因为造反的缘故被废黜，而其竞争者、野心勃勃而能力超群的魏王李泰也被逐出长安，太宗只好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然而在太宗看来，李治并不如自己那么英武，担心他不能驾驭自己死后的局面，那么在自己生前剪除李唐帝国潜在的敌人就变成了一个看似理智的选择。

太宗的战争计划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其中包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但是大将李世勣（因为避太宗讳称李勣）坚决支持，主张用铁血手段对付帝国的敌人。李勣同时也是新太子李治的头号僚佐，在李治做晋王的时候就担任晋王长史（幕僚长）。有了李勣的支持，太宗决定启动战争计划。第二年秋天，唐朝的大军开始往东北开拔，数百艘海船担任运送军粮的任务。稍后太宗自己也前往洛阳——洛阳比长安更适合指挥战争，隋炀帝和稍后的高宗，在对高句丽作战时都是把前往洛阳作为第一个步骤。洛阳作为帝国东部堡垒的战略意义极大，安史之乱之前唐帝国对洛阳的轻视造成的惨重后果，也佐证了唐帝国东西两京互为琦角的战略意义。在安史之乱前的数百年间，洛阳是帝国维护核心区域的军事堡垒。高句丽跟突厥等游牧民族不同，他们也是农耕民族，擅长以坚城防守，所以后勤供应对战争胜利与否非常关键。太宗对这一点有清晰的认识。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在洛阳，太宗正式对高句丽宣战，宣战诏书将泉盖苏文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将其描述为弑君者，其对新罗的侵略也被当作唐朝发动战争的借口。太宗更宣称要“为中国报子弟之仇”，来鼓舞人心。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不过有一点唐太宗并没有说明，实际上如果唐朝不进行干预的话，高句丽有可能会统一朝鲜半岛，到时候会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区域强权站在唐帝国的门口，而从东北进入华北平原，几乎无险可守。唐帝国在东北亚最大的利益，是要保持各政权的分裂，更加要防范高句丽与契丹、突厥、靺鞨、日本的联合。

太宗在645年春天抵达东北前线，这时进入了最好的进攻的季节，雨季没有来，而天气也变得温暖。唐军兵分两路，太宗和李勣率唐军主力直扑辽东，而另一唐军名将张亮则帅4万多唐军乘坐500多艘船只从海路袭击高句丽的首都平壤。“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唐军比之前的隋朝军队取得了更大的进展，李世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曜兵鸭绿江上。到了5月份，唐军修筑了一条横穿辽河沼泽的堤道，攻克了高句丽重镇辽东城。而之前隋军从未攻克该城。但是唐朝大军没有及时直扑平壤，而是纠结于辽阳西南的安市城，结果在坚城之下两个月毫无进展。唐军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城。凡置营，但明斥候，不为堑垒，虽逼其城，高丽终不敢出为寇抄，军士单行野宿如中国焉。

虽然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迫使其投降。但是随着作战季节时间耗尽，唐军只好在严冬到来之前撤军。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先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乙酉，至辽东。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敕然火于道以待之。

此次征伐高句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二千多人，战马死者十之七、八。太宗的这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攻占坚城，斩杀大量高句丽生力军，但是最终没有达到灭亡高句丽的战略目标。这次战役中，任城王李道宗仍骁勇善战，但诸将年老。新的将领崭露头角，尤其是薛仁贵。太宗谓薛仁贵曰：“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唐朝撤军后，高句丽更加傲慢，重新入侵新罗，并拘留唐朝使节。百济也乘机袭取新罗20 余城，并且在其后数年，与唐中断往来。太宗则采取不断发动小规模进袭的办法，以图让高句丽疲于应对，耽误农时，削弱其经济基础。实际上太宗所采取的这种战术，是往常北亚游牧民族对付中原农耕民族的办法，高句丽也是组织严密的农耕社会。不过，这种不断骚扰的作法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647年和648年，太宗都派遣数万唐军侵扰高句丽，其中648年薛万彻带领的三万唐军乘坐战船进入鸭绿江，在今天辽宁丹东附近大败高句丽军。但是这些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局势。太宗生命的最后两年，依然将破灭高句丽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648年，太宗计划在次年以三十万大军彻底灭亡高句丽。但是随着太宗的突然去世，这一计划并未得到实施。高句丽问题要到高宗时代才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