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繁华富裕的江南地区，为什么频频爆发瘟疫？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繁华富裕的江南地区，为什么频频爆发瘟疫？

（领读者凌云，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一等专业奖学金、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荣誉。高龄少女，性喜读书。有时忧世，偶尔自嘲。一愿世界和平，二愿人民康健，三愿青丝不弃我，岁岁长相见。）

你好，本期为你领读的书是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我是领读者凌云。

对中国人而言，2020年的春节是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度过的。新冠肺炎迅速爆发并扩散全国，牢牢揪住了每一个人的心。疫情来势汹汹，舆论铺天盖地，我们一起经历了最初的恐慌、愤怒、伤心和感动等种种复杂的情绪，到后来举国齐心、众志成城，一起攻坚克难，等待云开月明的时刻。

这不是传染病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流行，我想，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有很多人把目光投向科学和历史，思考瘟疫的发生和传播是由哪些因素主导的，中国历史上怎样处理瘟疫问题，它与政治和社会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这些思考，《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这本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本书作者余新忠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的研究。除了本书以外，余新忠还出版了《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专著，翻译了著名的《瘟疫与人》等经典作品。2016年，余新忠当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这在中国的人文学界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这本书是由余新忠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它的副标题叫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整体上，这本著作采用了“总-分-总”的写作结构。第一章交待了选择课题的原因、“瘟疫”与“江南”这两个概念的含义、课题的研究现状等问题。第二章到第六章，作者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层层递进地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发生的背景、种类和时空分布、清代人对瘟疫的认识、瘟疫发生的原因以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这五个重要的方面。最后，余新忠总结了清代江南瘟疫的总体特点，分析了清代江南的活力和不足，并且表达了他对清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看法。

接下来，我就为你讲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先一起看看书中说的“瘟疫”指的是什么？在清代江南，瘟疫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书中所说的“瘟疫”其实就是现代医学里的“急性传染病”。清代江南的急性传染病数量繁多，既有遍布全国的天花、麻疹，又有霍乱、伤寒、痢疾等具有地方特点的肠道传染病。到清中期以后，白喉、猩红热等喉科传染病逐渐增多，夏秋季节还常出现疟疾。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大头瘟、蛤蟆瘟、羊毛瘟等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的瘟疫。

听到这么多名词，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陌生呢？没关系，待我一一说来。天花在古代中国又被称为“痘疹”、“痘疮”、“天疮”等，它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表现为严重的病毒血症，感染者的皮肤会成片地出现斑疹、丘疹、疱疹和脓疱，看起来怪吓人的。天花传染性强、病情重、病死率高，对儿童的杀伤力巨大。清朝时，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儿童都死于这种传染病。

此外，由麻疹病毒引起的麻疹也是清代普遍存在的地方性小儿病，江南多称之为痧症。麻疹也有极强的传染性，容易引起大流行，不过危害性要小于天花，治疗效果也比较好。

我们再说说霍乱。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感染者发病时会剧烈地腹泻和呕吐，患者最后往往因严重脱水而死。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霍乱从东南亚传入中国后迅速蔓延，成了清代江南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最广泛的瘟疫之一。

此外，由伤寒杆菌引起的伤寒、由痢疾杆菌和阿米巴原虫引起的痢疾等急性肠道传染病，以及由疟原虫引起的疟疾，都是清代江南常见的疫病。

在清代，江南地区的霍乱、伤寒、痢疾等肠道传染病要比其他地区严重多了，而且主要分布在夏秋两季。瘟疫常常以大城市为中心，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随着历史的推进，清代江南每年发生瘟疫的次数也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据统计，如果以县为最小单位，清代江南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共爆发过六百多次瘟疫，在全国所有的瘟疫中占了25%的比例。另外，瘟疫在江南所有的灾荒中占比9%，也远超全国4%的平均水平。

那么，这样繁多的瘟疫给清代江南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首先就是人口的损失。在和平年代，一般性的瘟疫可对疫区造成2%以下的人口损失，比较严重的可达2%至3%。类似霍乱这种特别严重的烈性传染病，疫区的死亡率可达15%左右。而在战争时期，瘟疫致死的比例会高一些，约为20%。不过，由于传染病的致病原，也就是导致传染病的细菌、真菌、病毒或寄生虫等，在和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毒性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所以单次瘟疫对江南地区造成的人口损失估计不超过1%。

另外，瘟疫会对社会生产造成一定的破坏。可以想见，救治感染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大量的人口、特别是有工作能力的青壮年患病甚至死亡也会影响当时的经济生产，严重时还会导致田地荒芜，生产停滞。而且，和今天一样，为了控制疾病的扩散，人们会减少外出活动，进一步影响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和商贸往来。

人口、生产力，这都是物质层面的影响，在精神方面，瘟疫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心态和风俗信仰。亲友染病死去，留下来的人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灵创伤，许多人对人生的态度和对鬼神的看法也由此改变。比如嘉庆十六年，也就是1811年，地方官员许思湄的三个孩子不幸感染了天花，并在40天内相继夭亡。许思湄悲痛欲绝，深感人生无常、万念俱灰，甚至萌生了皈依佛门的想法。

再比如清初一个名叫姚廷遴的学者，一次瘟疫中，他的妻子染病后不省人事，姚廷遴只得求神问卜。两天后，他的妻子死而复生，但很快又再次没了气息。他看妻子回天乏术，忙开始置办丧事，没想到两天后妻子又醒了过来，并且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姚廷遴对此感到十分不可思议，他说：“又献神送鬼，更多鬼话，我从来不信者，至此方知真有鬼也。”

以上我们大概讲解了瘟疫的情况，第二部分，我再说说瘟疫是怎么来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

在清代的江南人眼里，瘟疫来无影去无踪，有严重的传染性和杀伤力，就像鬼神一样既神秘又可怕。所以清代有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江北有五个人要坐船到南边去，江上的渔父向来供奉关帝甚勤，有一天，关帝托梦告诉渔父：“明天晚上有五个人要过江，你不要载他们，我现在在你手心写三个字，如果你不得不载他们，那等他们下船的时候，你再把这三个字给他们看。”这天傍晚，江边果然有五个人来搭船，渔父谨遵关帝旨意，找准时机朝他们摊手一照，五人瞬间消失，只留下一个竹箱，里头装的全是要往江南散布瘟疫的册子。于是，这个渔父便来到江南，到处传写他手心里的三个字。但凡是将这三个字写成符，贴在门框上的人家，都没有再染上过瘟疫。

这里说的三个字其实不是常见的汉字，而是类似于画符咒的符字。通过这个故事你会看到，在当时大众的信念中，瘟疫全是由民间传说中的瘟鬼或瘟神所控制的。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古人认为，瘟疫是因为个人或集体的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这才招致了上天的惩罚。

后来随着传统医学的发展，清代的医学家们又提出了“疫气致疫”的观点。什么意思呢？“疫气”是由积累的四时不正之气加上尸气、病气以及秽浊的地气混合而成，而“疫气”会导致瘟疫。这种学说其实开始接近致病微生物的原理了。

到了1900年前后，病菌致病的学说传入中国，并逐渐得到中国医学家的认可。直到这时，人们对瘟疫发展的本源才有了一个符合现代医学的解释。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清代江南传染病数量那么多？并且多发霍乱、伤寒、痢疾等急性肠道传染病呢？这与当时江南的气候、人口以及生活习惯直接相关。

从环境来看，江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候暖湿，光照充足，又地势低下，水网密布，拥有密集、便利的内河交通网络。这不仅使得许多病菌相对容易存活和繁殖，也为病原的四处流传提供了可能。比如说霍乱弧菌在河水中能存活两周，这个时间是在蔬菜、水果上存活时间的3到5倍。而且，随着河水的流动，致病原也很容易扩散开来。

而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要形成传染病，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者缺一不可。在清代，人口是决定某一地区是否发生瘟疫最关键的因素。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20年，江南地区的人口曾多达每平方千米596人，大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7倍。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密集的分布让致病原能够在人群中长期保存，并且能够通过各种媒介快速找到新的宿主。

说完了人口，再说说生活习惯。当时人们的用水、丧葬等习俗都很容易导致瘟疫的流行。清代江南的厕所很简陋，居民常在河水中涮马桶、倒粪便，却又以河水为饮用水，还用来梳洗、游泳，这样的话，肠道传染病就很容易通过水来传播。

而在丧葬方面，清代江南盛行停葬、阻葬和火葬。所谓停葬，是指人死后要等待一段时间再下葬，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希望能找到一块风水宝地保佑子孙后代，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耕地匮乏、经济困难等方面的考虑。阻葬是指一些无业游民、无赖打手们利用人们办丧事时害怕不吉利的心理，乘机敲诈勒索，这样就增加了贫苦人家停葬的可能性。

至于火葬，它和我们今天的火化不同，指的是人死后先在自家地里停放一段时间，然后在清明或冬至前后把腐尸或遗骸捡起来，用火焚化。这些习俗使得死者的尸体过度暴露，尸体腐烂滋生的致病微生物一旦被人畜所感染，就极有可能产生瘟疫。

此外，灾荒战乱也是造成当时江南地区瘟疫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江南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对瘟疫来说，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的医疗卫生条件，从而起到抑制瘟疫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同时，频繁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规模的扩大又为瘟疫提供了更多的易感人群，这些无疑都有利于瘟疫的发生和流传。

既然瘟疫如此严重，那么人们该如何预防和应对呢？第三部分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对灾难的恐惧和趋吉避凶是人类的本性，所以，为了避免瘟疫的发生，清人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

除了在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多个节日焚烧苍术、白芷这些中药以外，清人还通过饮用、喷洒雄黄酒或者挂神像之类的活动来驱逐疫鬼。清代医学家也提出了明确的预防观念，主要体现在改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两个方面。

对个人卫生而言，非常突出的就是改变传统习俗，比如说不再喝河水，而是喝井水、喝开水、饮茶、对室内空间勤加打扫。在公共卫生方面，地方官府经常疏浚河道，同时做些清道排污、整顿丧葬习俗、改善监狱环境之类的工作。

清朝末年，食品安全也被列入了卫生管理的行列。同治年间，大约是在1873年，为了防止霍乱的传入，朝廷还建立了海关检疫制度。也就是说，为了防止传染病的输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或者物品等进入中国前，海关会对他/它们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处理。

在清代江南，人们还有针对天花的人工免疫法，叫种痘术，它的原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预防接种。这在清代医疗史上是一个耀眼的闪光点，不过因为种痘需要的费用较高，安全性也无法明确保证，所以种痘术的实际接种率并不太高。作家周作人是浙江绍兴人，他曾在回忆录中谈到，在光绪十年、也就是1884年前后，绍兴已经开始种痘，不过并不是经常性的。他的哥哥周树人，就是我们知道的鲁迅接种过，但他自己出生后的三四年中却没有赶上。

后来周作人染上了天花，并传染给了一岁左右的妹妹，最后周作人幸存了下来，但妹妹却未能躲过一劫。绍兴是当时繁华的大城市，周家又是当地有名的官宦之家，就连这种大户人家的孩子都没有全部接种，可见清代江南种痘并不普及。

那么瘟疫一旦发生，人们要如何应对呢？在清代，老百姓常通过祈福、求医的方法应对瘟疫。但后来，医疗技术进步了，医疗资源普及了，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提高了，老百姓对医药的信任随之逐渐上升，而祈福的重要性就慢慢下降了。此外，普通民众也常用刮痧等办法自我诊治。

宏观层面，清代朝廷基本上没有相关的制度建设，对瘟疫的救疗政策总体上比较消极。不过，地方官府在瘟疫爆发时，只要有适当的资源可供调配，通常都不会坐视不管。开设医药局诊治病患、制好药丸分送给病人、祈祷仪式、刊刻并分送医书等，都是地方官员时常采用的手段。

比起官府，以地方乡贤和民间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才是清代瘟疫救疗行动的关键。许多地方官府发起的救疗工作，实际上多是由社会力量完成的。而且，社会力量开展的救疗通常要比官府更加繁杂、丰富。比如在大疫之年，社会上常有人组织设立收容所，除了隔离之外，还会对病人进行治疗。有些宗族和行业的会馆、公所，也在条规中逐渐增加了定期救疗瘟疫的内容。

到了道光特别是同治以后，这些救疗机构的发展趋势就更加明显了。不仅数量快速增多，还出现了专门的医药局，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传染病医院。而且，机构的经费来源也渐趋稳定和灵活，慢慢发展出了像现代医院这样的常规性诊治场所。总的来说，清代江南的地方社会力量在地方社会事务中是非常活跃的，在卫生医疗等方面，不仅弥补了朝廷和地方官府的不足与疏漏，而且实际效果也越来越好。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清代的朝廷、官府与社会力量在兴办医药局之类的事业中产生了更多、更广泛的合作。比如清末时，许多原本主要由社会力量承担的事业就被纳入了官方的制度化轨道中，而这种合作也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书中是这样说的：“由于社会力量的救疗/本身是一种软性机制，具有不确定性和非普及性。故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虽然是一种可资且必须利用的资源，但如果缺乏国家的调配、管理和某些强制性规定，这种救疗也很难取得全面的效果。”

最后，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指出，西方的标准不应成为唯一的价值判断的尺度。现代卫生医疗体制中的制度可能基本来源于西方，但是，现代卫生医疗体制的动力、运作方式、承担主体等内容却主要是中国社会自己孕育产生的。“很多情况下，只是将民间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内容纳入到官方的、制度化的形式中去而已。”

好了，听到这儿，你应该会对新冠肺炎的疫情有所联想。疫情爆发得如此快速而猛烈，除了新型冠状病毒本身具有传染性强、潜伏期长等生物因素之外，还包含了自然、社会、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原因。

武汉是中国中部地区最大、内陆地区最繁华的都市。截至2019年末，全市总人口为1500万，人口密度高达1766人每平方千米。同时，武汉是我国中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使得武汉地区的人流量和对外影响力进一步增加。再加上春节带动了全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口大迁徙，所以病毒便经由发达的交通网络，从武汉直接辐射全国。

不过，与清代朝廷的消极态度不同，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迅速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启动了各项紧急响应机制，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充分动员和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遏制住了疫情向全国蔓延的势头。

这也证明了，对于直接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来说，国家直接有效的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这也是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与社会在管理、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与冲突，而是趋向更为频繁、密切的合作与互补。我想，这也是《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主体内容，下面我来为你做个小结。

第一部分，我们介绍了清代江南瘟疫的概况，繁多的瘟疫对当时的人口、社会生产、心理状态和风俗信仰都造成了影响。

第二部分，我们讲述了清代江南瘟疫的成因，包括人口、环境、生活习俗和灾荒战乱。

第三部分，我们讲了清代江南如何预防和应对瘟疫的爆发。清代医学家提出了明确的预防观念，在改善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上，个人、社会和政府都做出了努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医药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了瘟疫的救治中。此外，清代的朝廷、地方官府与社会力量也对瘟疫的救治采取了不同的行动。其中，社会力量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是我国内地学者自主进行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第一部有分量的专著。著名历史学家梁其姿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说：“它的成就在于相当具有说服力地将清代江南疫灾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特别在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应对能力的估计方面，有中肯的看法。”这本书为我们今天的防疫卫生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拥有不容忽视的社会价值。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希望你能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