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感》：一百年前的瘟疫让人类获得了怎样的教训？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百年前的瘟疫让人类获得了怎样的教训？

（领读者蔡楚佳，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在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主要是消费社会学和公共领域，也是英语口译员，长期从事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翻译工作。）

你好，本期音频为你领读的书是约翰·M·巴里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我是领读者蔡楚佳。

2020年开年，新冠肺炎的肆虐让原本祥和喜庆的春节变成了一场需要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战争。医护人员冲上前线，普通人足不出户，在家关注着新闻里关于疫情的报道和有关病毒、传染病的知识。许多人也因此反复在恐惧、愤怒、同情、自怜的情绪间摇摆，人们反思着这场灾难所带来的教训，也在种种谣言和阴谋论中艰难地筛选并辨别着信息。

你是否也在思考，这样一场大型传染病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是否也在好奇这样大规模的传染病爆发时，医学的发展为什么没能让我们迅速免于灾难？你是否也在庆幸和悲伤之间挣扎呢？我现在要说的这本《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

本书所说的大流感指的是1918—1919年横扫世界的那次流感大流行，根据新的统计数据，这场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在5000万—1亿之间。这个数字高于历年来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也远超中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书中，作者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数据，重新描绘了1918年的惨状，为我们再现了这场致命瘟疫的发生、发展及其肆虐全球的过程。

本书作者约翰·M·巴里是《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媒体的撰稿人，也经常以特约评论员身份出现在美国各大广播公司的节目中。他的著作曾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其中《潮起：1927年密西西比河洪水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获得了“史密斯奖”、“南方图书奖”等众多奖项，而这本《大流感》则被美国科学院评为2005年度最佳科学/医学类图书。

接下来，我就为你讲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了解下1918大流感事件的大致情况。

1918年的这场灾难起源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卡萨克尔县，流感刚开始扩散时，人们都觉得“无需过度担忧”，因为这场流感虽然陆续席卷各大洲，但都“症状轻微”，甚至许多医生都怀疑它不是流感。但是，后来科学家们才认识到，这场大流感的袭击原来分为了三波，第一波的死亡率确实不高，但第二波却是最为致命的，因为病毒在传代的过程中渐渐更适应人体，“成了一个更精于此道的杀手”。

虽然人们总习惯用数字来表现这场灾难的沉重，但想要准确地说出这场流感的死亡人数却不大可能，因为它的统计数字只是估计。人们首次尝试对这场流感的死亡人数进行统计是在1927年，当时得出的数字是2100万；但是，自1927年以来，每一次对死亡人数进行再调查时，这个数字都只增不减。

截至20世纪40年代，终身研究流感的诺贝尔奖得主博内特估计，死亡人数为5000万—1亿之间。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现在的世界总人口来进行折算，如果是估计的最低死亡人数2100万，对应到今天，死者人数相当于现在人口规模中的7300万；而如果是按较高的数据估计人数，则对应的死亡人数则在1.75亿—3.5亿之间。

除了死亡人数，这场流感中死者的年龄分布也很可怕。那些生命力最旺盛、最可能活下来、最有前途的人，占据了死亡人数的半数以上，死亡率最高的就是那些年龄在21-30岁之间的人。此外，大流感还让许多人留下了精神病之类的后遗症，让许多儿童成了孤儿，自杀率也随之攀升。

当然，还原大流感的情况只是书中的一小部分。巴里写下这本书，更多的是希望人们能从多个角度理解这场灾难，关注危机下的社会的同时，也能关注其中权力的运行机制，比如官僚体系的政治权力和科学家群体的知识权力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听到这里你肯定会想，流感如此肆虐，是因为医学的不发达吗？第二部分，我就来为你讲讲大流感中的医学。

本书最开始的几个章节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一些看似与大流感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比如霍普斯金大学的创立、现代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书的架构呢？因为讲清楚现代科学的逻辑、讲清楚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本质区别，我们才能明白医生在对抗疫情时的困难与坚持。

在古典医学到现代医学的进化过程中，最本质的变化就是认识论的变化，也就是从整体到局部、从混沌到精确。在传统医学中，医生和病人都将身体视为一个各部分相互依存的整体，将一种明确的症状视为整个身体失衡、失调的结果。也就是说，传统医学将疾病看作存在于身体内部、由身体自己产生的东西。比如在人类漫长的医学实践历史里，有一种最为持久的治疗方法就是放血疗法，之所以采用放血疗法，是因为人们相信放血可以让失衡的身体恢复平衡，类似的还有通过流汗、排尿、排便和呕吐等去除毒素的方法。

但是，现代医学就不一样了。现代医学渴望确切的答案，它会刨根问底地寻找病原和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疾病不再被看作是身体内部的“自己的事”，而是一个外在的、对身体发起攻击的东西。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知道了细菌、病毒，然后努力地用实验、解剖等各种方式去弄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

这种变化反应到研究方法上，就是医学从传统的推理和观察，变成了假设与验证循环往复的闭环。传统的推理和观察无法对结论进行证实或证伪，但有了假设、实验、验证的循环往复，疾病的因果关系就变得更为客观和明确了。

传统医学到现代医学的过渡，也使得医患交流更客观化。听诊器、喉镜、体温和血压等测量方法以及人体器官研究等方面的进展，让病人和医生之间产生了距离，人成了数值与数值之间的关联，而这显然与传统医学大为不同。比如前面提到的放血疗法，它之所以一直被相信的原因之一就是情感与希望。你一听这个疗法就不靠谱，但当时的医生和病人都相信这种疗法有用，“双方都投入了情感”。

除了现代医学的逻辑与医学认识论的变化，书中还提到了医学教育体系的变化。

在霍普斯金大学成立之前的很长时间里，美国的医学都远远落后于欧洲，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医学的教育体系上。19世纪70年代前，欧洲的医学院要求提供严格的科学培训，这种培训多半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但美国却恰恰相反。这时美国的大部分医学院都是私立的，因为需要依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日常开销，所以通常没有入学标准。即使有少数科学家致力于推动医学教育的改革，阻力也很大，因为没有一个医学院愿意将大量的现有课程和巨额的收入做赌注，来使用更严苛的标准。

于是，在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影响下，即使很多美国医生被欧洲的医学水平吸引而前往深造、并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回国后也往往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而销声匿迹。而霍普斯金大学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扭转这种局面。《大流感》在“斗士”和“蜂群”两个部分中叙述了霍普斯金大学和洛克菲勒研究所成立时遭遇的种种曲折以及最后取得的成功，这两所机构是美国医学现代化的符号，而在之后抗击大流感的努力中成为中流砥柱的科学家们，也大多跟这两所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霍普金斯大学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医学院。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医学的进步和人才的培养是不是在疫情的控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很遗憾，我要告诉你的是，没有。科学家沃恩是这样概括包括他在内的医生们当时的处境的：“别再说什么医学就快征服疾病了……医生们对这场流感的了解，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萨医生对黑死病的了解多。”

医生们对大流感知之甚少，他们所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隔离会有效果。要知道抗击疫情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疾病。当时的科学水平或许已经足够了，但科学家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绝大部分的资源都被正在发生的战争耗尽，极度恶化的疫情也一直在干扰科研人员们的正常节奏。

或许在这场战斗中，这些战士们唯一可以聊以慰藉的，就是他们坚持了自己的操守。他们没有无视自己对身体机能的认识而做出荒诞的事；没有因为奎宁和伤寒疫苗对疟疾和伤寒有效就异想天开地希望它们能治愈流感，让患者服下；没有迫于巨大的压力而放弃自己对现代医学的信念。

他们始终艰难地在科学实验和大量的非科学事物中挣扎着，一些疫情时期开始的研究在疫情过去后也仍在继续，比如埃弗里因此最终证明了DNA携带遗传信息，并探索、发掘了分子生物学领域，为免疫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那么，最后让大流感消散而不至于毁灭人类文明的是什么呢？目前还没有研究上的定论。巴里认为，这很可能是自然的干预，“入侵者自己也被入侵了”。也就是说，地球上可能有另一种传染病，最终杀死了这次的流感。书中多次强调过，人类沾沾自喜的理性在自然的愤怒前不堪一击。

听到这儿，你也许会问，难道人类的医学在疫情面前就注定如此束手无策、人类只能听天由命吗？其实，倒也没有那么悲观。

在美国1918年的大流感中，医学之所以没能及时有效地阻止疫情的扩散和失控，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就像前面我们讲到的，现代医学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确定病原和疾病之间确切的因果关系，所以科学效用的发挥需要时间和资源的支持。但因为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两者当时都从科学家和医生们的手中被夺走了。

当传染病已经演变为灾难时，医学就很难立竿见影地让病毒退散。所以，在病毒被发现的最初阶段，彻底隔离十分重要。而且，当时的科学家们已经有这种先见之明，只不过受政治掣肘，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梦魇变成现实。那时医学的无能为力，其实是受到了时代局限性的影响。

既然说到了时代局限性，那第三部分，我就要说说政治与流感的关系。

在这场对大流感的抗击中，医生的挫败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着莫大的关联。当时威尔逊以宗教一般的激情促使美国参战，并宣称“我们要为战争塑造和训练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他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件武器，也使之意外地“成了传染病的打火匣”。而这一政治背景，最终导致了两个重要后果。

一是对人的异化，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导致了个体的湮没。书中有一段话可以很清楚地反应这一点，“他们将几百万年轻人塞进兵营极端紧张的空间里，那些兵营的数量比计划的要少得多。而这个过程也将几百万工人带进了工厂和没有足够居住空间的城市里，男人和女人在那里不仅要共用一个房间，还要共用一张床铺，甚至要轮流使用床铺，当一班工人回到房间，他们爬上的床是另一班去上工的工人刚刚腾出来的。他们呼吸着一样的空气，用同一些杯子喝水，用同一批刀叉吃饭”。

在举国支援战争的状态里，每一个个体都不再被看作是生命，而仅仅是个可以随时忽略的数字。

二是真相的缺席与恐惧的渗透。当时威尔逊建立了巨大的宣传机器、国内间谍网和深入居民区的债券发行器，成功地限制了言论自由。1918年的夏天，美国不仅逮捕、关押了激进的劳工领袖和德语报纸编辑，还关押了了很多头面人物，甚至包括一位国会议员。而为了维持“士气”，任何有关大流感的消息都被在第一时间扼杀，不得传播。

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莫过于“西班牙流感”这个别名。事实上，大流感的疫情在西班牙的爆发相对较晚，5月之前的病例并不多，但在战争时期西班牙是一个中立国，政府不会像法国、德国和英国一样审查报纸上的新闻，所以西班牙的报纸上充斥着疾病的报道，结果，起源于美国的疾病反倒很快以“西班牙流感”的名义为世人所知。

这个时期，数百种报纸日复一日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说着“如果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就没有恐慌的理由”，甚至宣称“这只是普通的流感”以掩盖真相。还有人利用恐惧，制造阴谋论，比如负责密西西比州东北部的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帕森斯就指示地方报纸报道说：“这是德国佬要残杀无辜的平民……是他们在通过病原体散布疾病和死亡。”

而这些谎言带来的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妨碍正确措施的实施，比如关闭所有公共集会场所，其中费城的失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费城的公共卫生官员们在流行病刚出现苗头时置若罔闻，不仅对专家给出的建议不予理睬，还在事态恶化时仍以维持士气为第一要务，通过媒体一再向公众辟谣。最重要的是，在专家一再反对的情况下，他们坚持如期举行了以销售战争公债为目的的大规模游行，而这场游行有几千人参加，数几十万人旁观。

所以费城后来的惨状可想而知。开始时成堆的尸体无法处理，不久后棺材开始短缺，人们开始偷棺材、盗墓……到了最后，人们病重到不能做饭、没法洗漱，也无力将尸体搬下床，甚至只能同尸体躺在同一张床上。无数的人，因为政府的谎言而丧生。

这样的灾难对人们心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最直接的就是恐惧。但恐惧本身并不是最坏的事，恐惧并不等于慌乱，了解真相后的恐惧不仅可以防止人们因轻慢而不做自我保护，甚至还会让社会更有力量。比如在洛杉矶，我们就看到了因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措施而得到控制的死伤局面；也看到了因市政府对疫情严重性的开诚布公而井然有序组织自救的普通市民……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因真相而凝聚的人心。人们恐惧，却不恐慌。

除了恐惧，灾难还会给人带来虚无和迷茫的感觉。本书中有条贯穿始末却未言明的主线，就是现代性。什么是现代性呢？它意味着旧的传统被摒弃、权威被颠覆，人们开始崇尚科学和理性，享受由此带来的高效、便捷以及仿佛掌控有一切的快感。但是，享有现代性的便利，也要承受因此袭来的虚无感。

巴里认为，人类被定义为“现代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尝试控制自然的程度，而非调整自身去适应自然的程度。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现代人通常是侵略者，而且胆大妄为，比如改变河流方向，在地质断层上搭建建筑物，操纵现有物种的基因等。虽然自然对此的反应一直都有气无力，但是一旦愤怒被激发，自然暴戾的一面将随时显露出来，人类也将自食恶果。

此外，现代社会引以为傲的理性也常常在灾难中变成顽固的非理性。比如科学和理性会在现代战争中展现出极其冷酷的一面，为战争服务，甚至让医学成为战争的武器和附庸品。还有机构的官僚制，原本该是理性的产物，却总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十分非理性，比如大流感期间的红十字会，就曾为完成军队下发的招募任务，以各种方式施压，逼迫护士们加入军队。

好了，到这儿，本书的主体内容基本就讲完了，下面我来为你做个小结。

第一部分回顾了1918到1919年大流感的概况。

第二部分讲了大流感中的医学，医学的进步和人才的培养对疾病的克服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时间和资源的匮乏，医学在当时的大流感中并未起到关键作用。

第三部分讲了政治与大流感的关系，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对人的异化和对真相的掩盖，流感并未及时得到遏制，导致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恐慌。另外，作者也借当时的社会状况指出，人们对现代性的追求应该有所节制。面对灾难，国家和社会应该保有理性，避免沦为私利的奴隶。

最后，我想以后记中巴里对美国未来的展望作为结尾。

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一定还会有新一轮的流感疫情向我们袭来。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科学院的医学研究所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都认为流感疫情一定会再次发生。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一个类似于1986年病毒的流感病毒可能会导致当今世界200万—740万人死亡。

尽管医学比一百年前发达得多，今天的我们也依旧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卫生系统方面，老人、接受过放化疗的癌症幸存者、移植受体、HIV感染者等，他们的免疫系统都会受损。医院普遍已经提高了效率，成本也有所缩减，虽然此类改革带来了许多优势，但也意味着面对流行病大爆发时医疗系统将没有余力。

国际贸易方面，疾病流行会严重破坏国际贸易，2003年SARS影响到了全球范围内的计算机制造业就是个例子。社会行为方面，外出用餐的人和食用易腐食品者的比例都有大幅提高。而在商业管理方面，美国采用的“即时”仓储递送也意味着，如果一个供货商的众多工作人员因病休而无法运送某种关键货物，那么整个行业都有可能瘫痪……面对流行病，未来依旧危机重重。

但对于前面这些问题，作者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完善监控体系，政府需要对疫苗的研发与生产进行投资，为大流行病的真正到来强化负荷的能力，最后，政府要开放交流、公布疫情的真相，而这也许是1918年大流感最大的教训。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希望你能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