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惑：财之惑（五）

五

对贫困的早期体验，还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精神成果，那就是以最质朴的心态敏感别人的贫困，并予以高度同情。

这一点，妻子马兰又与我不谋而合。

马兰的爸爸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人可以欺侮。家里人口不少，因此马兰在幼年时代就记住了妈妈每个月都要向同事、邻居借钱的委屈表情。这一点我立即就能体会，我当年向别人“借食堂饭票”时，总要关注对方眼角里有没有一丝不悦的成分。

这些记忆告诉我们：河水洋洋，无人注意，但只要取其一瓢，浇在焦渴禾苗的根部，就会显得珍贵无比。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拥有大河，但我们愿意成为及时赶到的浇水人，哪怕只用自己的汗滴。

当年饥饿的人，把求助对象的眼神当做天堂，或者地狱。那么，今天我们如有可能，为什么不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天堂，哪怕只是瞬间？

好几次，家里电话响了，是邀请妻子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妻子觉得排练时间太长，构思太旧，婉拒了。但电话又响了，妻子正想再度婉拒，没想到电话里传出声音是：“我们这里的上万工人都点名邀请您，但是不知道要付多少演出费……”

妻子说：“对工人，不要演出费。”她问了地址，就去火车站了。我知道她，说了不要，肯定不要。

后来各地经济情况好了，演出费也有了标准。她很难拒绝，却总是要求对方，代为捐献给“不幸家庭的失学儿童”。

“我们这儿发展很好，不存在不幸家庭的失学儿童。”对方说。

“麻烦你们帮我找一找，父母被判了刑，或者都在戒毒所，一定有。”她说。

果然有，还不少。不久，她就收到了学生名单。过一阵，又收到了成绩单。

我们夫妻俩，什么事都喜欢商量，唯有对捐献，任何一方都能决定，完全不必商量。汶川大地震后我赶到灾区，决定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所需款项是我们夫妻两人三年薪金的总和，但我完全没有与她商量。如果商量，她反倒会觉得奇怪。

我们如果要赚钱，并不难。她多次在全国观众“最喜爱演员”的民意测验中名列前茅，平日多有商业性的演出邀请，她都没有参与。因为她只要一登台，就想探索古典东方和现代审美的融合可能，不允许自己在艺术上马虎行事。我也是同样，很多出版社经常为我制定新的畅销书计划，例如以我的名义精选中国古文、诗词之类，通过他们在全国教育系统的供输渠道，必然销量惊人。又如，有很多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担任大奖赛总讲评，收视率极高，如果趁这个势头根据录音快速出版一本本书，结果也可想而知。但是，这些计划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对文化著述有严格的等级标准。

与我们关系亲密的星云大师一再告诉我们：“金钱有毒。佛光山只要有了钱，就想方设法让它变穷，那就是办学。办学，是弃富还贫的方便法门。”我们记住了，“弃富还贫”是“法门”。

那年，菲律宾的大批华文读者通过一位知名学者邀请我去做系列演讲。这事由当地的华人企业家们张罗，因此决定要支付给我一笔可观的酬劳。等我讲到最后一课作总结时，一包厚厚的美元就出现在我眼前。我看了一眼妻子，立即作出决定：全数捐献给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这使当事人非常吃惊，推拉再三还是拗不过我。他们说，连香港最有钱的华人企业家来讲课，也没有捐献讲课酬劳。我笑着说，历来穷人最慷慨。

很多年来，我一直担任着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有一次，教育部的一位领导询问该校校长：“你们请来了余先生这样的大名人，需要支付多少年薪？”

校长说：“一元钱也不需要。”

其实年薪还是付的，很高，但我让它变成了基金，资助设计专业和传播专业的研究生。

在家庭财务上，有时也会产生意外的喜剧。例如很多年前，上海一家百货商店在外来“超市”的冲击下难以生存，不得不转制，却遇到了职工的信心危机。一位年轻的经理希望我以自己的文化名声予以鼓励，我便把当天收到的一笔稿费交给了他。谁想到几经转折，这笔钱变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份。这一来，我们听起来也算是“有钱人”了，但心里明白，这又增加了捐献的责任。

我和马兰，没有子女，因此将不会留存任何财物形态的遗产。我们会将自己的作品和相关财富，全部捐献。

我们的父母，都曾经遭受过几乎活不下去的灾难。我们自己，也都承受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心酸。我们只想离群跋涉，两相扶持，默默地追求大善大美。追求到了，轻轻一笑，又奉还给世间。

来自山野，归于长天。若要寻找，踪影飘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