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惑：潮之惑（三）

三

据我长期观察，在“潮之惑”中，传媒的责任极大。

很多人认为，传媒也就是刊登新闻信息而已，是被动的载体。其实，事情严重得多。

如果要在整体上把传媒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作一个比较，我以切身体验作出判断：正面作用三成，负面作用七成。近二十年来，如果着眼于文化领域，那么，负面作用至少已上升到八成。

传媒从业者，多数是好人，但为什么整体作用会是这样呢？

为了说明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我且先打一个通俗的比喻。

早年农村，封闭保守，一切传闻都来自桥边凉亭上几个每天都在闲聊的“话佬”，边上总会聚集不少旁听的村民。这几个“话佬”不是坏人，但是，几年来不断用前辈恩怨、邻里老账、儿孙褒贬埋下裂隙的，正是他们。他们的闲聊，滋生了村里的大半纠纷。

村里的族长、保长昏聩无知，大家都把公正交付给凉亭。但是，多年来发生那么多卖婚、虐媳、逼债事件，几个“话佬”闭口不提，这也就容忍了这类事件。从长远看，容忍也就是怂恿。

这些“话佬”，相当于村庄间的传媒集团。

这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由多数好人组成的传媒，在整体上会起到那么大的负面作用。这中间，隐藏着一系列机制性的原因。

第一个机制性原因，是对于利益身份的掩饰。

对传媒来说，拥有利益背景，占取权力身份，是它们立足的根基、工作的动力，否则无法进行长期的团队化运行。这是无可奈何、也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它们又必须面对广大民众，因此还需要打扮成客观、公正。民众总是匆忙和粗心的，不可能去辨识真伪，也就相信了它们。即使心里常有怀疑，也只能勉强相信。时间一长，勉强相信变成了自然相信，渐渐丧失了怀疑功能。

第二个机制性原因，是对于社会热点的牵引。

社会热点的形成，由事情的性质决定，但也需要有人牵引。牵引者，应该是具有人文良知和科学精神的社会精英。传媒，本应是这些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媒介。传媒之“媒”，正是由此得义。但是，事情有时会发生戏剧性的翻转。大家有没有听到过社会上有些“媒人”做着做着突然眼睛一亮，忍不住“反媒为主”，自己做起了新娘或新郎？传媒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比媒人还高，他们刚刚做了几次媒介，就把自己当做了专家学者、言论领袖、思想精英，还信心满满。

不错，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传媒人士通过多年悉心学习也具备了专家学者的资格，但那在比例上只是极少数。我所见到的那些信心满满的传媒人士基本上还不是，他们一般总是太热闹、太繁忙、太装扮、太浮滑，没有用功学习的时间和心境。其中有些人已经在传媒上侃侃而谈十来年，一直信息灵通、反应机灵，但在思维等级和审美悟性上，几乎毫无进步可言。对于一个普通的个人，十来年没有进步不算什么大问题，但他们却占据着这么大的视听窗口，这似乎不太合适了吧？

也有一些学者，本应成为传媒采访的对象，但由于传媒太容易出名和得利，他们也渐渐“传媒化”了，慢慢熟习了传媒间一切表演、作态、造势、夸张、寻衅的手段，由他们来牵引热点，同样堪忧。

一个理想社会的公民，应该拥有不被牵引、不被骚扰的独立性。但是我回顾自己的一生，青年时代是满耳满眼的阶级斗争宣传，中年时代是满耳满眼的输赢竞争故事，现在是满耳满眼的低级民粹笑闹。这一切都是强加的，直接的强加者，就是传媒。

久而久之，传媒所制造的一个个社会热点，成了民众的一所所学校、一门门课程。结果如何，自不待言。

第三个机制性原因，是对舆论道义的包揽。

这就碰撞到精神价值层面了，其间的负面作用更为显著。

传媒很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亚法庭”、“亚教堂”、“亚裁判”，被广大民众企盼、等待。有些传媒为了显示这种功能，还会随意寻找批判目标，而受害者永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传媒当然也有可能遭到法律起诉或同行异议，但那只是偶尔受挫，他们会以更密集的言论、更持久的背向，让受害者永远是受害者。

多数传媒人士即使没有害人的故意，却也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品德修炼，更没有思考过如何避免传媒“轻于大道，重于大声”的恶习。因此，他们大多随波逐流、同声附和。尤其是现代，传媒获得了新技术的强大支撑，带动着以前无法想象的巨额资金和权势博弈，更容易失去道义底线。在很多传媒人士看来，舆论道义全在手上，升沉荣辱只凭操作，左右逢源皆是生意，推波助澜即成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