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4：林少华丨我如何理解“林译村上”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林少华。今天继续做客喜马拉雅和你分享《刺杀骑士团长》。不过今天就不再谈作品本身了，而想谈谈我是怎样翻译这部长篇的。一来我毕竟是翻译匠，二来不时有朋友问起这点。所以在这最后一期就请允许我趁机说一下。

林少华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回想起来，就村上长篇来说，《挪威的森林》是我翻译的第一部，时值1989年，人在广州；《天黑以后》则是我翻译出版的最后一部，时值2004年，人在青岛。也就是说我已有十几年没有跟踪翻译村上长篇新作了。十几年？十五年之久。

十五年间，幸亏我有大学教师这个“铁饭碗”，并不以翻译维持生计，一日三餐姑且不成问题。而且课余得以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散文创作，出了一两本所谓学术专著和五六本散文集，客观上促成了一个未必像样的学者兼滥竽充数的作家。同时我还翻译了川端康成、太宰治、谷崎润一郎、东山魁夷和渡边淳一、片山恭一等人的作品，译笔总算没有日久生锈。

但不管怎么说，“林家铺子”的主打产品是村上译作。所以，连续无缘于村上新作的翻译，这让我深感遗憾和寂寞。尽管我知道遗憾和寂寞也是人生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遗憾毕竟是遗憾，寂寞终归是寂寞——世界上又有谁会为遗憾和寂寞而欢天喜地手舞足蹈呢！即使《刺杀骑士团长》里边的骑士团长也不至于！

就在我躲在青岛海边一个极普通的公寓套间里独自品尝遗憾和寂寞的朝晖夕阴之间，村上新长篇《刺杀骑士团长》在东京轰轰烈烈地出版了。或许，上天要在一个人的苦乐得失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吧，结果天遂人愿，上海译文出版社吴洪副总编前年五月四日特意飞来青岛，当面告知译文社以势在必得的雄心一路斩关夺隘，终于以“天价”险获《刺杀骑士团长》大陆版权。当然更关键的是决定请我翻译 。

“睽违十载，‘译文’东山再起；宝刀未老，林译重出江湖”——吴总似乎连广告词都拟了出来。正中下怀，正是我十几年来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场景。

说起来，我这人也没有别的本事。既不能从政经世济民治国安邦，又不能从军带甲百万醉卧沙场，更不能从商腰缠万贯造福一方，只能在摇唇鼓舌当教书匠之余玩弄咬文嚼字这个雕虫小技。表现在翻译上，恰好碰上了村上春树这个文字风格相近或者说文字投缘的日本作家。这在结果上——休怪我总是自吹自擂——有可能不仅仅是“林家铺子”一家之幸，而且是读者之幸、村上文学之幸以至文学翻译事业之幸。或谓百花齐放有什么不好，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就文学翻译而言，有时则未必好到哪里去。这是因为，文学译作是作者之作和译者之译一见钟情或两情相悦的产物。按余光中的说法，“翻译如婚姻，是一种相互妥协的艺术”。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一个译者遇上正合脾性的作者，或一个作者遇上正合脾性的译者，未尝不可以说是天作之合。这种几率，借用村上式比喻，堪比百分之百的男孩碰上百分之百的女孩，实乃偶然中的偶然。

然而人世间也存在另一种偶然。至少自二OO八年以来，村上新作接连与“林家铺子”无缘。打个有失斯文的比方，就好像自己正闷头吃得津津有味的一碗“味千拉面”忽然被人一把端走，致使我目瞪口呆地面对空荡荡的桌面，手中筷子不知就那么举着好还是放下好，嘴巴不知就那么张着好还是姑且闭上好。

而今，这碗“味千拉面”又被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端回摆在我的面前：“どうぞ”。说得夸张些，十年所有的日子仿佛就是为了等候这一时刻。说得夸张些，刹那间，我觉得全世界所有迪士尼乐园的大门都光闪闪朝我大敞四开，所有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姑娘都齐刷刷朝我扬起动人的笑脸，所有双一流大学校长都急切切聘我当客座教授……

这样，下面我就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翻译。说来可能令人啼笑皆非，人家村上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写的也都是城里人、城市题材，这部《刺杀骑士团长》更是。而我是道道地地的乡下人，进了城也总是迫不及待地返回乡下。这本《刺杀骑士团长》的绝大部分就是我去年夏天七月初回乡躲进村头一座农家院落“闭关”翻译的。而且有不少是我趴在土炕矮脚桌上翻译的。

大部分城里人可能有所不知，东北昔日乡民的人生最高理想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如今，孩子进城或上学或务工或嫁人，横竖不回来了。老婆进城看孩子的孩子也不回来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老农只好把牛卖给麦当劳，把地“流转”给吃不惯麦当劳的远房亲戚，也随后进城了。房子呢，连同热炕头外加院子园子卖给了我。说实话，可把我乐坏了，乐的程度说不定仅次于捞得《刺杀骑士团长》的翻译任务。

房子坐落在镇郊村庄的村头，西村头。村头再西走二里多，是我近半个世纪前就读的初中母校，往东走不出一里，就是镇里老街即当年的人民公社机关和供销社所在地。

也就是说，当年我上初中期间去供销社买书和后来在生产大队（村）当民兵连长去公社开会，都要经过这个村头。而几十年过后的现在，我在村头翻译村上，当年的民兵连长在此“刺杀骑士团长”——幽默？荒诞？命运的偶然或不确定性？

作为时间安排，五点到五点半之间起床，六点或六点半开工，中午小睡一个小时，晚间十一点前后收笔歇息。每天慢则译十页，稿纸上得五千言；快则译二十页，得万言上下。平均每天大约译七千五百字。如此晓行夜宿，风雨兼程，九月中旬一天清晨终于全部完工。手写稿纸1600多页，近50万言，前后历时八十五天。译罢最后一行，掷笔“出关”。但见晴空丽日，白云悠悠，花草树木，粲然生辉。心情好得都不像自己的了。再次借用村上君的说法，心情好得就好像夏日阳光下的奶油蛋糕。

或问译得这么快，会不会不认真？那可不会。虽说我一向鼓吹审美忠实，但在语义语法层面也还是如履薄冰。翻译当中我尤其看重文体，看重文体的节奏和韵味。舍此，无非翻译一个故事罢了——花天价版权费单单买一个故事，值得吗？肯定不值得。而若买来的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或文体，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就可能给中国文学语言的艺术表达带来新的可能性、启示性。

果真如此，那么花多少钱都有其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体现，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一般翻译转述内容或故事，非一般翻译重构文体和美、文体之美。说到底，这也是文学翻译的妙趣和乐趣所在，否则翻译这件事岂不活活成了专门跟自己过不去的苦役？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哪怕译得再好，所谓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任何翻译都是基于译者个人理解的语言转换，而理解总是因人而异，并无精确秩序可循——理解性无秩序。

其二，文学语言乃是不具有日常自明性的歧义横生甚或意在言外的语言，审美是其核心。而对审美意蕴的把握和再现更是因人而异——审美性无秩序。

据村上春树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的说法，

翻译这东西原本就是将一种语言‘姑且’置换成另一种语言，即使再认真再巧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动。翻译当中必须舍弃什么方能留取保住什么。所谓‘取舍选择’是翻译工作的根本概念。

既要取舍，势必改变原文秩序，百分之百等值翻译也就成了问号。不妨说，文学翻译的最大特点恐怕就在于它的模糊性、无秩序性、不确定性。

且以“にっこり”(smile)的汉译为例。辞典确定性释义为“微笑”，但在翻译实践中则有无数选项：微微一笑/轻轻一笑/浅浅一笑/淡淡一笑/莞尔一笑/嫣然一笑/粲然一笑/妩媚地一笑/动人地一笑/好看地一笑。或者笑眯眯/笑吟吟/笑盈盈/笑嘻嘻。甚至嘻皮笑脸亦可偶一为之。

而另一方面，特定语境中的最佳选项则惟此一个。译者的任务，即是找出那个惟一，那个十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通过几数个百分之一向“百分之百”逼近。问题是，再逼近也很难精准抵达。换言之，翻译永远在路上。

再者，村上文学在中国、在汉语世界中的第二次生命是汉语赋予的。所以严格说来，它已不再是外国文学意义上或日语语境中的村上文学，而是作为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汉语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或者不妨这样说，村上原作是第一文本，中文译作是第二文本，受众过程是第三文本。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转化当中，源语信息必然有所变异或流失，同时有新的信息融入进来——原作文本在得失之间获得再生或新生。

最后，我要向乡间房前屋后的树们花们致以谢意。南窗有一株杏树，北窗正对着两棵海棠。七月初刚回来的时候，杏才小拇指大小，羞答答躲在绿叶里，要像查辞典那样查找才能找到；海棠就更小了，圆圆的小脑袋拖着细细的小尾巴在枝叶间探头探脑，活像脑海里赶来代替日语的一串串汉语字眼。

及至翻译过半，南窗不时传来熟杏落地的“啪哒”声，平添缱绻而安谧的秋思。北窗成熟的海棠果往往让人联想小说中漂亮的秋川姑母，催生纯粹属于审美意义上的激情。如此之间，蓦然回神，南北树下的野菊花已经不动声色地绽开星星般的小脸——秋天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果然，书译完了。 人生快事，莫过于此。

最后的最后，我当然要向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无数读者表示感谢。感谢译文社一掷千金的决断和对我一以贯之的信任，感谢读者朋友对“林译村上”毅然决然的支持和不屈不挠的期待。也要感谢喜马拉雅朋友们耐着性子听完了我自作聪明的作品解读和自吹自擂的车轱辘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