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2：林少华丨用文字直面“南京大屠杀”罪行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林少华。现在做客喜马拉雅和你分享村上新作《刺杀骑士团长》。这期我要分享或者要探讨的是：刺杀骑士团长实质上要刺杀什么？

要回答这样的疑问，首先要从画这幅画的名叫雨田具彦的老画家说起。雨田具彦出身于极为富裕的日本乡间大地主之家，从小就有绘画天赋，长大后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在维也纳留学。一九三八年三月奥地利被希特勒纳粹德国吞并。雨田具彦的恋人、一位奥地利姑娘参加了由大学生组织的地下抵抗运动，计划暗杀纳粹高官。雨田具彦本人也参加了。

后来雨田具彦和他的恋人被纳粹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恋人和其他抵抗组织成员全都被残忍地杀害了。只有雨田具彦一人在被关押拷打两个月后，由于日本和纳粹的特殊关系而侥幸死里逃生，被遣送回国。作为交换条件，要他终生不得说出这一事件的真相。

与此同时，雨田的弟弟在音乐学校学钢琴期间被征召入伍，很快被派到中国战场，由上海一路攻入南京。并且参加了南京大屠杀，在上级军官命令下接连砍杀“俘虏”脑袋。雨田的弟弟退伍后由于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而在自家阁楼里割腕自杀。雨田得知后悲痛不已，却又为了家族的声誉而不能说出弟弟自杀的真相。

一次痛失恋人，一次痛失胞弟，而两次都不能说出真相。书中写道，雨田“因此怀有的愤怒和悲伤想必是极为深重的。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抗世界巨大潮流的无力感、绝望感。”于是他拿起画笔，创作了《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以便“将无法诉诸语言的事物作为寓言赋以画的形式。那是他所能做的一切。”

如此看来，画中的骑士团长首先直接象征的，有可能是纳粹高官以至希特勒。而间接象征的，不妨看作是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和天皇制代表的天皇——骑士团长身穿日本古代服装也暗示了这点。

正因如此，目睹主人公画家把骑士团长刺杀之后，老画家雨田具彦脸上才浮现出“安然恬适的表情”。也就是说，“刺杀骑士团长”所刺杀的，是由纳粹德国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所集中体现的体制之恶，以免它以偷梁换柱、以历史修正主义的形式死灰复燃。

但是，村上手中的这把长剑或笔锋的进攻并没有到此为止，没有在刺杀完历史上东西方两大体制之恶就擦干血迹放下。这是因为，村上意识到除了外在的体制之恶，还有内在的人性之恶或人的本源恶。

在这部小说中，村上试图通过“理念”来追溯潜在于人性深处的本源恶。“理念”是整部小说的关键词。第一部的名称就是“显形理念篇”（顕れるイデア編）。理念来自希腊语idea，是柏拉图哲学的原本概念。

柏拉图由此提出“三张床”命题：

第一是idea即理念世界，乃一般情况下无法看见的世间万物的原型。

第二是现实世界，各类工匠、手艺人制造的所有东西都是对万物原型之理念的模仿。

第三是艺术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由此构成关于世界的虚幻镜像。

在《刺杀骑士团长》里面，骑士团长是idea（理念、观念）的化身，以idea自称；“我”及所有出场人物及未出场人物制造的所有东西自是现实世界。其中免色涉的白色豪宅、主人公画家发现《刺杀骑士团长》那幅画的房子、尤其似井非井的地洞，都可视之为对idea原型的模仿。而绘画作品《刺杀骑士团长》和主人公画家创作的所有肖像画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或艺术再现抑或隐喻（metaphor,希腊语metaphora），小说第二部的名称即“流变隐喻篇”。

由此看来，整部小说的构思未尝不可以说来自柏拉图的“三张床”命题，或者说是“三张床”的文学演绎。不过村上本人倒是说书中的理念和作为柏拉图哲学原本概念的理念毫无关联。他说：

表达骑士团长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除了‘理念’一时想不出别的词儿。灵魂啦魂灵啦（spirit），这个那个倒是很多，但哪个都不正相合适。不知为什么，单单‘理念’（idea）一拍即合。此外‘长面人’那时候也想了好多。叫什么名字好呢？最终‘隐喻’（metaphor）这个说法恰如其分。别的都不合适。

说回柏拉图。柏拉图还认为理念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它是世界万物的基础和本源；理念不存在于时空之中，它既不产生也不消失，有生有灭的只是‘分有’或‘模仿’理念的可感事物。”“理念没有伦理道德那样的东西。理念永远是中立性观念，使之变好变坏完全取决于人。”也就是说，理念本身无所谓善恶，善恶属于理念的一种，在个体身上势必有所体现。在小说中，刚才说了，骑士团长是理念的显形或外化。

不过这并不局限于骑士团长。例如给人以宽容和善印象的主人公画家也有潜在的邪恶念头。他曾在宫城县海边小镇勒过一个女子的脖子——尽管是被动的——事后恨不得把那时的记忆永远打入冷宫，然而女子睡袍带的感触仍真切留在主人公画家的双手——包括她脖颈的手感——怎么也忘不掉。

此外,他曾梦见自己跟踪妻子和她的性伙伴走进情人旅馆，并且用睡袍带勒紧妻子的脖颈，一边勒一边狂喊乱叫。还在梦中不顾一切地强暴了熟睡中的妻子。

书中写道：“我是习惯体力劳动的臂力强劲的男人。我一边使出浑身力气勒紧妻的脖子，一边大声喊叫什么。”这意味着，即使善解人意的主人公画家身上也潜伏着另一个自己——邪恶的自己。而那个“白色斯巴鲁男子”就是主人公的分身，是另一个自己，也是刺杀的对象。其刺杀过程，就是主人公为救助十三岁美少女秋川真理惠而进入充满“双重隐喻”的黑暗的地下迷宫、地下隧道的历险过程。

主人公在经过三天三夜的千辛万苦之后爬上地面，不妨理解为主人公终于战胜、终于刺杀了另一个自己、邪恶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个自我救赎的成长故事。以上讲的是第一方面：刺杀骑士团长意味着刺杀什么。

概而言之，一是刺杀由纳粹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所体现的外在的体制之恶，二是刺杀由另一个自己、由白色斯巴鲁男子体现的内在的个体之恶。前者意味政治抗争，后者意味自我救赎。

下面谈另一方面：比之村上以往的作品，《刺杀骑士团长》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或者说看点、新意何在？

不同之处也好看点或新意也好，我想首先在于村上的“历史认识”。关于这点，即使没看小说的朋友，也可能知道书中写了南京大屠杀。书中借出场人物之口说道：

是的，就是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日军在激战后占据了南京市区，在那里进行了大量杀戮。有同战争相关的杀戮，有战斗结束后的杀戮。日军因为没有管理俘虏的余裕，所以把投降的大兵和市民的大部分杀害了。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杀害了，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因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死亡人数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和十万人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老画家雨田具彦的胞弟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役，“弟弟的部队从上海到南京在各地历经激战，杀戮行为、掠夺行为一路反复不止。”攻入南京城后被上级命令用军刀砍杀“俘虏”。“若是附近有机关枪部队，可以令其站成一排砰砰砰集体扫射。但普通部队舍不得子弹（弹药补给往往不及时），所以一般使用刃器。尸体统统抛入扬子江。扬子江有很多鲇鱼，一具接一具把尸体吃掉。”

其实村上在二十多年前的《奇鸟行状录》就已经提到那场骇人听闻的巨大灾难，但只是寥寥几十个字。而这次，译成中文都至少有一千五百字之多。不仅篇幅无法相比，而且加大了力度，明确借书中出场人物之口质问杀害“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必须说，这恰恰是击中日本右翼分子要害的一问。众所周知，日本右翼分子的惯用伎俩，就是以具体数字有争议为由来淡化大屠杀的性质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作为史实的真实性。而村上一针见血地提出四十万人和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言外之意，难道可以说四十万人是大屠杀而十万人就不是吗？

《刺杀骑士团长》出版两个月后出版的访谈集《猫头鹰在黄昏起飞》里面，村上再次提到南京大屠杀，进一步强调较之直接的政治诉求，还是采用故事或小说这一形式对付右翼分子更为有效。他说：

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否定的一方备有预设问题集那样的东西。若这么说，对方就这么应付；这么驳斥，对方又这么反击——模式早已定下，无懈可击，一如功夫片。可是，如果换成故事这一版式，就能超除那种预设问题集，对方很难有效反击。因为对于故事或者对于理念和隐喻，对方还不知道如何反击好，只能远远围住嚎叫。在这个意义上，故事在这样的时代拥有百折不挠的力量……

刚才说了，在村上作品中并非第一次出现。二十多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已经提及南京大屠杀，其中通过滨野军曹之口这样说道：

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扔下井去，再从上面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

不仅如此，早在1982年出版的《寻羊冒险记》中，村上的笔锋就开始从东亚与日本的关系这一切入口触及由南京大屠杀集中表现的日本侵华的历史。不妨说，所谓“寻羊”，就是寻找明治以来始终伴随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军国主义的源头。村上借《寻羊冒险记》出场人物之口尖锐地指出：“构成日本现代的本质的愚劣性，就在于我们在同其他亚洲民族的交流中什么也没学到。”而村上之所以追索日本军国主义或国家性暴力的源头及其在二战中种种骇人听闻的表现，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这种“愚劣性”故伎重演。

1995年村上在同后来出任日本文化厅长官的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对谈时明确表达过这方面的担忧：“我渐渐明白，珍珠港也好，诺门罕也好，这类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存在于自身内部。与此同时，我开始觉察，现在的日本社会，尽管战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重建，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也是我想在《奇鸟行状录》中写诺门罕的一个缘由。”

同时指出：“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结束后没有把那场战争的压倒性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明里暗里以非常暧昧的言词说‘再不重复这一错误了’，而没有哪个人对那个暴力装置负内在责任。……我所以花费如此漫长的岁月最后着眼于暴力性，也是因为觉得这大概是对于那种暧昧东西的决算。所以，说到底，往后我的课题就是把应该在历史中均衡的暴力性带往何处，这恐怕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毋庸置疑，村上这一责任感和战斗姿态是促成《刺杀骑士团长》诞生的起因之一。

据日本《每日新闻》2017年4月2日报道，村上就此接受媒体采访，当记者问他对题为《刺杀骑士团长》这幅画的背景投有纳粹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阴影这点怀有怎样的想法时，村上回答：

历史乃是之于国家的集体记忆。所以，将其作为过去的东西忘记或偷梁换柱是非常错误的。必须（同历史修正主义动向）抗争下去。小说家所能做的固然有限，但以故事这一形式抗争下去是可能的。

而这必然涉及“恶”的问题。村上在上面提到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那本访谈录中结合二十多年前写的《奇鸟行状录》指出：“拽出个体层面的‘恶’的，是军队那个体制（system）。国家这个体制制造了军队这个从属体制，拽出个体层面的‘恶’。那么，若问体制是什么，说到底，那不是我们构筑的东西吗？在那一体制的连锁中，谁是施害者谁是受害者就变得模糊起来。我经常感到这种类似双重性三重性的东西。”

可以断言，即使在写完《刺杀骑士团长》之后，村上春树仍未能从恶的这种双重性、三重性的连环阵中破城突围，仍为之纠结和苦恼。

进一步说来，这既是当代知识分子共通的苦恼，也未尝不是鲁迅当年的苦恼。村上曾在《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者》中从另一角度提及鲁迅苦恼的双重性：

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故事以深刻的底蕴。

同时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具有“活生生的现实性”。其实，这种双重性未尝不是体制之“恶”与国民性（个体层面的“恶”）之关联性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确终生为之苦恼。也就是说，鲁迅可能始终在“铁屋子”和阿Q之间或往来徘徊或奔走呼号。

对了，作为《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这本书访谈录的活生生的现实性，村上谈“恶”的时候谈到了特朗普：“说到底，希拉里·克林顿那个人，因为只说通用于房子一楼部分的事，结果败了；特朗普只抓住人们的地下室说个没完，结果胜了。”

村上进而解释说“尽管不能说是政治煽动者，但感觉上至少像是古代的司祭——特朗普是熟知煽动人们无意识的诀窍的。于是，仿佛高音喇叭的个人电子线路就成了有力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他的逻辑和语汇是相当反知性的，但也因之从战略上十分巧妙地掬取了人们在地下拥有的部分。”

这也进一步说明，村上不仅仅是经营个人心灵后花园的“都市隐士”，而且是敢于以故事或小说为武器进行政治抗争的斗士。他的小说，不仅有所谓“小资”情调，而且有政治诉求。

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是美国当代的菲茨杰拉德，而且可能是沙俄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少华，我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