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法】出川入台：动荡的岁月

上期，我们说南老师去峨眉山闭关，只为研读《大藏经》；这一集啊，我们讲讲南老师为什么又要离开四川，为什么不留在家乡温州，为什么又要去台湾。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怀瑾并没有马上启程回乡，但对故乡家人的思念越来越难以抑制。1946年的冬天，他写了一首五言律诗，诗云：

“去国九秋外，钱塘湖泛悬，

荒村逢伏腊，倚枕听归船。

戍鼓惊残梦，星河仍旧年，

人间复岁晚，明日是春光。”

在四川五通桥的书屋里，你看诗中的“钱塘湖泛悬”、“倚枕听归船”的字词，正寄托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这段时期是国家最乱的一个时期。我们可以从南老师对两件事情的选择，看出南老师对于参与政治的想法。

我们先来说第一件。南老师拒绝参与组党。

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执意召开没有共产党参与的政协和制宪国民大会。当时社会上最时髦的是组党。南怀瑾从康藏地区参访密宗上师回到成都，一批西南派政客、前清遗老的朋友和黄埔同学恳切挽留他不要离开四川，希望南怀瑾出来组党。他们对南老师说︰“你年纪轻，但介于新旧两代人之间，有旧学功底，又潇洒看得开。蒋老先生是你老乡，陈诚是你同学，戴笠、胡宗南、郭武骐都是你朋友，不如出来组织一个文人党。”

南怀瑾对政治始终抱持“买票不下场”的态度。所谓“买票”，就是近距离观察那些政治人物的作为，包括公开的和秘密的。“下场”则是直接参与政治。不买票就无法真正了解政治，而下场就难免同流合污。

南老师不愿意卷入政治旋涡，对他们说：“你们这是想把我抬到火炉上去烤啊！”此时，他已下定决心，尽快离开四川，成都是万万不能久住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梁园虽好，决非久住之乡。

第二次，是南老师拒绝和恩师袁焕仙去南京开会。

从康藏回来，袁焕仙先生出任第一届制宪国大代表，要去南京开会，要南怀瑾同行。袁焕仙认为，以南老师与蒋介石、陈诚的关系，也许可以说动当局来弘扬佛法。但是南老师已经看到：此时此世，想要弘扬传统文化，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与其依赖权力，不如广结民间群众的善缘。

他生平第一次拒绝了恩师的要求，没有跟着去南京，而是应邀到昆明讲学。从此师徒两人分道扬镳，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但是无论身在台湾，还是旅居美国，他时时惦念老师。只是限于当彼时两岸敌对的时局，音讯阻隔，尽管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老师下落，都没有结果。八十年代，国内的政治气氛宽松了，旅居美国的南怀瑾开始尝试以书信方式与亲人和故交联络。他从四川友人的女儿那里获悉袁老师已在1966年“文革”前夕，溘然圆寂，享年八十岁。得到恩师去世的消息，身在异乡的南怀瑾不胜悲伤，当即含泪捉笔，作词一首以纪念：

“四十年前西蜀，恩情辜负何多，干戈丛里，死人离恨，处处闻悲歌。

行遍天涯我亦老，海山回首南柯，大地还生春草，人间电掣风摩，浮世泪婆娑。”

一句“浮世泪婆娑”，道尽了南怀瑾对恩师的无限深情，数十年来父子般的师徒情谊，历时间之渺远而俨然未散。2009年初，他托人找到袁先生的的遗骨，并用自己的稿费在成都文殊院修建袁焕仙灵骨塔。

1946年底，南怀瑾搭机从昆明飞到上海，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四川。在此期间，他特地跑到南京去观察时局，看到天下大势，最后一定是共产党来收拾乱局、统一中国。第二年，他回到老家温州，此时离乡背井已近十年了。尽管南老师谈不上衣锦还乡，但在温州乐清这样的小地方，他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了。当时的温州虽然还听不到枪声，但内战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家人团聚，悲喜交集。

当晚，他睡在父亲房中，但见老父碾转难以成眠。

睡到半夜，父亲忍不住问他，如今天下大势究竟如何？

南老师回答︰“国民党已是落日残阳．共产党绝对会成功，肯定会坐天下。”

父亲惊起，抓住他的手问︰“你是否共产党？”

南老师说︰“不是，我是你儿子，如果是共产党，我不会瞒住你。但如今也不管国民党的事。超然出世，不求闻达。”

父亲问︰“既然如此，你何以认为共产党会统一中国呢？”

南老师回答︰“大势所趋，理由很多，一言难尽。”

父亲再问︰“你怎么会了解共产党呢？”

南老师答道︰“我做政治教官时，马克思的书是非看不可，所以深懂共产党的思想，但中国的共产党又是另一回事。中国会乱到几时就不知道了。”

父亲说︰“我懂了，那你快走吧。”

南老师说︰“我这次回来的意思就是希望全家一起走。”

父亲长叹一口气说︰“我素来不喜欢出门的，外面的语言也不通，就留在家里听天由命了。你准备到哪里去呢？”

南老师说︰“要走就离开中国大陆了，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台湾、香港或新加坡。”

1948年，南怀瑾含着热泪离开了温州乐清这个生养自己的地方，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他一个人去了杭州，再从上海出发，第一次到台湾考察，在基隆的一家旅馆内住了三个月，几乎走遍全岛。所到之处，只见民风纯朴，街道整洁，树木葱茏，乡村建设得象城市，社会井然有序。南怀瑾禁不住感叹万分︰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东方文化的优越性都发挥出来了。台湾给他留下不错的印象，不失为将来一个栖身之地。

三个月后，南怀瑾回到杭州，住在西湖边上的中印庵，与师弟通远法师晤面。经他介绍而认识了巨赞法师，并在灵峰寺借住。巨赞法师在这里主持武陵佛学院，邀请南老师给佛学院僧众讲授禅修课。当时国事紊乱如麻，人心惶恐而极不安定，南老师心情也很忧郁烦闷。

有一天，巨赞法师突然神色慌张地找他说：“三五天内，国民党特务要以通共的罪名抓我去枪毙。你住在这里，恐怕会牵连到你，所以不能不坦言相告。

南老师问他有没有通共这回事。

巨赞法师回答说︰“有，我与虚云老和尚、陈铭枢商量，认为中共统一全国是大势所趋。为在将来保存佛教，总需要有人与中共周旋。我就承担了这一使命。”

南怀瑾听他这么一说，拔腿就往火车站赶。

戴笠曾送他一张“红派司”，平时在全国各地通行无阻，乘船坐车都不用买票，可以直上头等舱。如今也不管用了，只得挤在一群打了败仗的游兵散勇中间，一路站到南京，找到好友许衡生，托他约见保密局长郑介民为巨赞法师说情。郑介民是南怀瑾在成都中央军校的老同事，因此无需客套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巨赞法师对政治根本没有兴趣，只不过是为了保护佛法。你们没有必要伤他性命。”郑介民见他言辞恳切，就写下了赦免巨赞法师的手令，使他度过了危机。巨赞法师赠诗相谢，有“无端岁月堂堂去，万种情怀的的来”之句。

解放后，在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下，巨赞法师从香港回来，出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半个世纪后，在香港的圆桌上，南老师听说我的大哥和巨赞法师相熟，就急切地询问他的下落。对巨赞法师后来的遭遇不胜唏嘘。

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南怀瑾仍在杭州。有消息说，自3月1日起，大陆人进入台湾需要查证件。南怀瑾决定赶在这条规定生效前去台湾。

在上海订购船票时，他遇见老同盟会员、四川立法委员曾子玉问︰“天下大乱，你是准备南走越，还是北走胡？”越是指广东，胡是指青海、新疆。

南老师回答︰“我南北都不走，浮海而去。”

 2月28日，在江南已经能够听到解放军渡江的隆隆炮声了，南怀瑾匆匆东渡到达台湾，从此一住就是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