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战国文化平等论：忠诚源自平等，创造源于自由

这档节目里说的“先秦两汉时代”和我们印象里的那个“古代”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那究竟是如何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来说说。

我们一直在说“权力”，而由权力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另一个词“权威”，甚至在很多领导者眼中，这两个概念其实差不多。可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是绝对有益无害的，所谓的“权威性”也不例外。

周朝国祚长达800年，其中包括东周400年乱世。周天子的地位在当时名存实亡，周朝立国时的国家体制被彻底打破。可如果站在宏观层面去看，后四百年中国的历史依旧是在走上坡路，华夏族控制的版图比过去更大了，人口进一步增长，周边的游牧部族被消灭了好几支，生产技术从青铜时代发展到了铁器时代，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这个空前绝后的文化巅峰……

最终中国不但没有削弱，反倒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先后开创了秦汉两个大帝国。一句话，在当时虽然老大不在了，但是集团照样继续做大做强。这说明在领导者权威性之外，显然还别的什么东西在更加有效地推动着社会的运行。这个东西仅就当时中国而言就是平等和自由。

这里先给大伙介绍一点冷知识：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古装剧，大臣对君王一见面就要磕头、三叩九拜，一说话就要弯腰弓背，甚至跪着回话，嘴里喊着“万岁”“皇上”……其实这种情景在中国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是根本不可能的存在的，这些繁文缛节，多来自于元清两代。

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君主与臣子乃至与平民之间，其实在人格上并不存在那种类似于主奴的关系，说不上是完全平等，但彼此间的差异也没有今天想象中那么多，当然奴隶另说。

这一点在先秦以及更早的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相传尧帝有一次下基层视察，结果就被被一个耕田的老农当着面给怼了。旁边刚有马仔拍了尧帝两句马屁，说把天下治理得多好多好，结果老农上来说：“日出而作，日无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翻译过来就是：“我吃的喝的都是自己一个汗珠儿摔八瓣干出来的，管你什么事，凭啥就要感谢你啊？”

怼完了以后，尧帝也不能把人家怎么着，不但不能怎么样，这段话还让各地的段子手广为传扬，一直流传到现在，就有了成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先秦时代，国君的地位更远谈不上什么至高无上、绝对权威。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其实从来不认为忠诚和服从应该是无条件的，君臣之间乃至官民之间应该是双向对等的义务。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我可以为你而死，但这是因为你对我的尊重，而不是因为我们是上下级关系。

而这种平等的本源是自由。周朝的分封体制下，人们尊奉的是天道，忠于的是华夏民族，而对于诸侯乃至周天子并没有先天的义务，除非是像中行乐、李陵那样投靠异族，除此之外在诸侯国之间换地方和我们现在跳槽是一个道理。

这种模式下百姓和国君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下属和老板，倒不如说更像是客户和商家，而诸侯与诸侯之间更是商业竞争对手。哪个国家的国君做得好，就可以吸纳人才扩充人口；反之，哪国的国君做得不好，上到官员下到百姓，完全可以拍屁股走人，留你一个人当光杆司令。这么一来，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在对待国民特别是精英的时候，都必须要保持极大的自律，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

而这其实也是分权体制所带来的一个好处——易于形成良性的内部竞争。

在当时，君臣见面根本没有电视上三叩九拜，相反大家都落座以后，国君要对大臣们行拜揖之礼。我们在电视上看过，两手一前一后，身体微微向前行礼。要是面对重要官员，国君还有报以朋友之礼乃至师生之礼，双方地位更加平等。日常公务，君臣间都是平起平坐，根本不存在点头哈腰这类事；贵族上下车，驾车的驭手拉一把扶一把，你必须表示感谢，这是基本礼仪。如果说国君乘车，在路上遇见大臣，大臣向你行礼，你也不能直接过去，必须停下车下来向臣子还礼，然后才能走。

至于现在所谓的“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让孩子们去跪家长跪老师，您不怕折寿就成，但别把锅扣在老祖宗头上。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我们国家不但君臣，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双方作揖的时候互相幅度有所不同罢了，学生弯腰的幅度更大一些，而这个礼已经比君臣之礼要重了。

至于国君自己，大部分时间其实也不会成天端着，自称什么孤家寡人或者是朕，这些词一般都是在极其正式的场合，比如读祭文的时候才会用。平时就是我、吾。至于臣子大部分时候也是这么称呼自己，不会自称为“臣”，什么时候会用呢？老子面对儿子的时候才会自己称“臣”。对应的，子女对父亲和母亲才会称“大人”。

也只有在这种相对平等的文化氛围之下，孟子才能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

从比较功利的角度来说，这种平等的文化氛围，对周天子而言恰恰是最有利的。因为老百姓在人格上的平等自由其实并不会撼动天子的权威。就像一个企业里，基层员工要想损害老板的切身利益，概率是非常低的，因为双方所掌握的资源是根本不可能对等的。

从古到今，可以说起来从来没有哪一朝真是被底层造反给推翻的。商纣王是亡于贵族背叛，而不是传说中的奴隶起义；秦末大乱，直接推手是胡亥、李斯、赵高，中坚力量是反对郡县制的官僚，造反主力是六国贵族，陈胜吴广在里面的作用不过是打响第一枪而已；

从硬件儿上说，真正可以危及天子权威的只可能是有资源造反的人，也就是唯有诸侯、贵族。而你和他们去强调思想、精神层面的忠诚，作用其实并不大。到这个阶层，人家虽然很看重形象和名节，但是智力和信息上的优势也会让他们比普通人更能看透利害得失。和这些人你只能去做交易，而不可能去讲理念讲情怀。

具体到周王朝，当时的社会金字塔从上到下分别是天子、贵族（具体说是诸侯或大夫）、国人，如果周王朝强调单向、无条件的忠诚和服从，其实并不会让天子面对贵族时有更多的权重，但是贵族面对平民的时候，过分强调权威会让平民阶层失去舆论这个最后能制衡贵族的东西。

接下来就会因为县官不如现管，造成平民对贵族毫无还手之力，最终极大强化了贵族手里的资源。而反过来，如果强调人格层面的平等，贵族对国人的控制力就会削弱，贵族手里的资源少了，面对天子自然也就不好搞事情了。

放在企业管理层面就可以说，平等的文化氛围，而不是一味的去过分强调管理者的所谓权威，反倒更有利于强化领导者对团队的控制力。

而从更大的层面来说，这种平等观念下，最终产生了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极具活力的士人文化和士人精神，进而有了百家争鸣。

前面提到，国君和下面的精英、百姓，可以视作是商家和客户的关系，再进一步说，这个关系是双向的。

如果把学说或创意看成是一件商品，那创立学说的士人或社会精英就是生产厂家，国君反过来就是用户。生产者和用户因为人格上是平等的，所以谁对谁都没有多余的道德包袱，就可以毫无负担的在商言商。于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生产者会尽可能拿出好的商品，而用户也愿意掏出更多的钱来买最好的产品，于是双方形成了良性互动，再然后就有了诸子百家。

可以说，周王朝的分封体制能够让自己存续800年，除了当初武王与周公旦一系列精妙操作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当时中国文化的先天优势。然而历史终归是不可能静止不动的，在周王朝立国两百年以后，一场教科书式的危机也就随之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