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为什么德国出现不了美国的硅谷

您好，欢迎收听我的经济学课。上次课讲了从对最低工资法的分析引申到更一般化的劳动法。劳动法的初衷也许是想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提高劳动者的待遇，但客观效果又是适得其反。

我曾看过一篇台湾人写的文章，讲了一个德国IT业者威利的故事，他模仿美国硅谷在车库创业的方式，和一个朋友合伙在自家的车库里开发软件。但没过几天，就被政府罚款了，因为按劳动法规定，工作场所不能没有窗户。他于是给车库开了个窗户，但没几天又被罚了，原来在德国开窗户要申请建筑许可。他乖乖去申请，得到的回复却是车库里是不能装窗户的。他一边忍痛缴纳罚金，一边搬离车库。不久，他开发的软件得到客户订单，开始忙不过来，于是多聘了两人。但这时罚款又来了，这次的问题是：按劳动法规定，超过四个人的办公场所必须要有独立厕所。他没钱盖厕所，只得去跟银行借钱。过了一阵子，软件业务蒸蒸日上，人手又不够了，再加聘一人，结果又违反劳动法了，因为五人以上的公司，女性员工至少要占20%，而他公司里的五个人都是男性。他只好辞掉一个男员工，换成女员工。但问题又来了，因为按劳动法规定，女性员工享有使用独立厕所的权利，只有一个厕所又是违法的。他只得再去向银行借钱来盖新的厕所。但是当新厕所盖好时，公司已经因为负担不起前面一连串违反劳动法而交付的罚金，以及向银行借钱盖厕所的利息，宣告倒闭了。故事的结局是：德国少了一家软件公司，增加了六名失业者（指公司的五人与期间为了满足男女比例而解雇的一个男性员工），银行多了两笔坏账和作为抵押物的两个厕所！

这文章引述的故事很好，但作者的分析完全是错的。他认为故事里提及的德国劳动法的规定都是合理的：规定办公场所要有窗户，是为了保障员工的安全与健康，避免他们在幽闭的小空间里受苦。规定车库不准装窗户，是为了避免有人绕过建筑法规，以容易拿到建筑许可的车库偷偷改建成住房。规定得有独立厕所，是为了保护员工的隐私与卫生。规定雇员男女比例，是为了保障性别平等、避免歧视。规定员工中有男有女时厕所也得分男女，他更认为是天经地义。他还引用台湾的劳动法里也有类似规定，甚至更加细致地规定女厕所的马桶要有桶盖，只不过基本没人理会。他认为问题出在德国政府办事死板。

但谁说有男有女时厕所就一定得分男女是天经地义的呢？一个家庭里也有男有女，谁见过需要分男女厕所的？关上门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用分开男女厕所这种笨方法来解决呢？家庭成员的关系比较密切当然是厕所不分男女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主因。男女厕所要分开的主因是上厕所的人很多，所以人多的公共场所都会分开，比较小的餐馆的厕所往往就不分了，尽管使用者都是陌生人，这个事实验证了决定厕所是否分男女的关键局限是人多，而不是使用者之间是陌生人。

其余的规定都有类似的问题。凭什么认为有窗户才是保障员工的安全与健康？只要员工自己不觉得有问题，为什么政府要替他们觉得有问题？比如威利自己一个人在车库里干活时他也是劳动者，他就不觉得有问题，政府也不觉得有问题。如果说因为这是威利的自愿选择，可是应聘为威利的员工的人也是自愿选择的呀。您看，这跟上次课分析加班到底是被迫还是自由，是不是逻辑相通？其余的劳动法规定都可以照此类推。仔细一看，只有车库不能装窗户这条规定其实不是劳动法，而是建筑法规，算是有点道理，其它都是打着关心劳动者的旗号，用反剥削、反歧视之类的价值观混淆视听，干的却是侵犯私有产权、更具体地说是侵犯私人决策自由的事。也就是说，出现这些奇葩现象的真正原因，可不是什么德国政府办事死板，而是那些劳动法的规定本来就全是中听不中用的恶法。严格执行恶法的结果，当然就是租值消散的下场，这个故事里的具体表现是企业倒闭、员工失业、银行出现坏账。这个故事也揭示了一个貌似高深问题的简单真相：为什么德国出现不了美国的硅谷。

前几次课程说过，西方国家的政府很虚伪，明知最低工资法是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但为了忽悠民众拉选票，还是极力推行。从劳动法的历史演变来看，最初其实还是跟当年香港政府推出房租管制一样，是出于无知。美国的镀金时代之后兴起所谓的“进步主义”的运动，以保障劳动者为目的的法规就是在那时大量涌现。以前的课程已经分析过原因，其实是经济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转型为产业工人，他们在农业领域的知识租值大幅贬值到甚至是一文不值，全靠出卖体力来获取收入，而体力是任何一个四肢健全的人都能拥有的，稀缺性当然是很低的，因此当时的工厂显得都是血汗工厂。而从福特在并没有政府要求之下面向没有技术含量的装配线工人推出“日薪5美元”的事实可知，市场会在劳工荒大规模出现、反映着连非熟练工人也变得稀缺起来时自发地提高处于最底层的体力劳动的收入，并不需要政府插手。但不懂经济学、只凭良心行事的人，却急于超越市场自发调节的进程，推动政府制定劳动法。哈耶克有一句名言：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善意铺成的。我认为他说的不对，通往地狱的路其实是由无知铺成的。善意只是给了无知一个道德的包装，更容易推广传播而已。

但也正如以前的课程分析香港的房租管制一样，恶法推出的最初原因虽然多半是无知，但能长期持续一定是因为无耻。围绕着劳动法形成的利益团体，除了想要忽悠民众拉选票的政客之外，还有就是劳动法律师与工会。中国古代早就对律师会围绕着恶法形成利益团体抱有很高的警惕心，有专门的词汇称呼他们，叫“讼棍”。要怎么防止律师沦为讼棍，显然最重要的是根除恶法。美国讼棍盛行，因此律师的名声很差。有这么个笑话：一名律师的墓志铭写着：“这里躺着一位律师，一位正直的人。”路过的人对此表示惊奇：这么小的坟墓怎么能装得下两个人？言下之意是美国人都不相信律师会是正直的人，故意把这句话的本意是“这里躺着一位律师，他是一位正直的人”误解成“这里躺着一位律师与一位正直的人”。美国的律师中讼棍的比例很高，是因为美国恶法林立之余还严格执法。以前说过了，如果不先清除恶法再推行法治，只会变成恶法治国，结果要不就是为了减少恶法造成的租值消散而执法不严、于是法律的尊严扫地、无法有效培养法治精神；要不就是严格执法造成严重的租值消散，具体的表现就包括很多律师会沦为讼棍。

围绕着劳动法形成的另一大利益团体，是工会。这里说的工会是西方国家的工会，不是中国现在的工会，二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西方工会的性质是利益团体，中国工会的性质类似于同乡会。很多人不懂经济学，把二者混为一谈，于是用中国工会的情况去想象西方工会，以为他们真的对工人有利；但更糟糕的是有些人看出二者不一样，却反而羡慕西方工会，批评中国工会。

我有一位朋友移民加拿大，他就亲眼见识过西方工会的可怕。他到了加拿大后因为英语不好，找不到好的工作。由于他在国内时是在中国移动工作的，最后找到一份修理手机的工作。他说加拿大基本上就是各个行业轮流罢工，这个月是这个行业罢工，下个月是那个行业罢工，再下一个月又到另一个行业，差不多每个月都有某个行业的人在罢工。罢工之后是涨工资，涨工资之后是加价，所以结果就是物价普涨，都已经成了固定的模式。他说其实加拿大的人都明白，靠罢工加工资是没用的，最终结果只是物价上涨把增加的工资抵消掉。但如果光是这样做无用功本来也没什么，后来他发现有更糟糕的结果。有一次轮到他所在的工厂里的工会搞罢工，要求加工资。其实他们对工资已经很满意了，并不觉得有需要加工资，但是工会说要罢工，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服从。罢工之后的确加了工资，但加完工资之后就开始炒人了。炒了谁呢？首当其冲就是炒华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英语不好，跟其他人沟通比较困难，工作能力确实比较差啊。但没有炒他，因为修理手机这个工作对眼睛要求高，他比较年轻，对工厂来说还是比较有价值，就给留下了。被炒掉的是另一个年纪大的华人，眼睛已经不太好了。如果不加工资，他本来可以继续工作，而他们其实对工资很满意，是被工会逼着才不得不罢工的。但更搞笑的剧情神展开还在后头，他被炒了之后，工会居然找上门来，说你上个月的工会费还没交哩！他气死了，说有没有搞错，就是你们工会害我丢掉工作的，竟然还有脸来向我催交工会费？您可能会问：为什么他还要加入工会？因为西方国家的很多行业很多城市是必须加入工会的，不加入的话从一开始就不准你在那个城市找工作。网上有句流行语：不作死，就不会死。羡慕西方工会的人，是作死，是因为不知死。

关于西方工会，以后的课程讲垄断时会再做分析，因为经济学教科书都会说，工会的本质是垄断中的卡特尔。其实教科书的分析不对，卡特尔仍然只是工会的表象，而不是本质。但有关的分析，现在先按下不表。

从最低工资法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政府很虚伪，但西方的政治家中还是有不肯只为拉票而办事的人物存在，如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您还记得以前的课程讲不能用偏好、民族性解释现象时提到过有两篇新闻报道都是关于德国失业率下降的吗？一篇用德国人天生爱工作来解释，但这显然被德国曾有过很高的失业率的事实推翻了；另一篇则是用德国修改了劳动法、提高了市场活力来解释。主导德国修改劳动法的，正是这位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他在2003年开始改革之时，德国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达两位数字。他提出了要让德国重回欧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地位的目标，大刀阔斧地修改劳动法，包括允许企业更容易地解雇员工、削减失业金等，其中有一项叫mini job的措施更是一举突破了最低工资法的限制，有效地降低了德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失业率也随之迅速下降到6%。由于宏观经济学认为存在着自然失业率，所以西方国家一般将5%的失业率算作已经是充分就业。但德国的表现之好将自然失业率的主张也推翻了，其后失业率一直下降，有些地区甚至低于1%，考虑到有摩擦性失业的存在，这么低的失业率是真正达到了充分就业。毕业的年轻人找工作也很容易，往往一人手上拿着好几个offer，只愁该接受哪家，不愁找不到工作。这些事实都雄辩地验证了包括最低工资法在内的劳动法其实都是造成失业、经济不景气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