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济之子李光谟

（本节音频来自《三联生活周刊》往期采访录音，李济之子李光谟讲述了父亲进京与求学的经历。）

我出生在北京，祖籍湖北钟祥。家人虽然在北京生活多年，但北京话仍然说得不地道。从小带我长大的保姆是地道的北京人，她一直带了我十六年，但是我还是没有学到地道的北京话。加上在南方待了很多年，所以说话的时候即使听起来很像北京话，但还是不地道。

我的母亲姓陈，名叫启华。用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她是地主家庭的小姐，自小就与我父亲订婚。母亲并未受过很高的教育，读的是家里的私塾。我曾看过母亲写给父亲的信，文字上看还是很通顺的，显然不需要他人代笔。

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祖父来到了北京，那时候大概是十一二岁。我的祖父是个教书先生，学问很好。我父亲很小的时候，我祖父就在全县一个最大的学馆里教书。虽然还是一个私塾，但因为我祖父的名气比较高，所以学生有很多。

祖父之所以到北京来，因为清朝的一个名叫“拔贡”的制度。所谓“拔贡”就是由各地选送一批人到京城。这些人或者是善事做得很好，或者是很聪明，又或者是学问很好。我祖父当时被乡里人叫做“李优贡”。他是清朝最后一届参与“拔贡”的。于是祖父就这样到了北京。到北京之后要经过考试，最后做了一个七品小京官。据说原本是想要把祖父派到外地去作知县，但是祖父很不愿意。因为他觉得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是衙门里的人做的。于是他就在京城的内务府做了一个七品的佥事。当了几年之后，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内务府转成了内政部，祖父又接着在内政部做了一个小官。祖父在北京做官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就把家人从湖北接了过来，我父亲就是这么来的北京。

我父亲在1912年的时候就考进了清华。按照父亲自己的说法，他是备取生中的倒数第三名。当时正取生的名额是120人，但是没有取足，于是又取了几十名备取生。父亲在清华读了将近八年的书，当时说的很明确，就是留美的预备学校。父亲在清华时的英文就很不错了，他的国文同样很好。因为从小受到我祖父的熏陶，慢慢地学了各种各方面的知识。到了1918年，父亲通过官费留学去了美国，先去了克拉克大学学习了两年。在清华学习的时候并没有分专业，只是分了中等科和高等科，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了留学做的准备。跟父亲同期的同学有一百多位，最后出国留学的只有几十人。克拉克大学的校长很欣赏我父亲，会教他如何去做科学。父亲留学的第一年修的是心理学，第二年是社会学，拿了这两个学位之后就毕业了。因为当时的学校是承认国内的教育的，所以入学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大学二年级。两年之后父亲从克拉克大学毕业，在那之后转去了哈佛。

▲李光谟生前给记者李菁写的信

（李光谟，考古学家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资深翻译家。是新中国第一批高水平外文工作者，主要从事俄文、德文的翻译工作。译有尼布哈林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亚历山大洛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书。退休以后主要从事对李济遗著的编校整理。著译有《李济学术文化随笔》、《李济与清华》、《李济张光直通信辑录》、《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安阳》、《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等书。2013年12月7日，李光谟先生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