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萧红 | “黄金时代 ”

将近百年过后，萧红为什么这么红？除了她小说般爱情的戏剧性，还不可忽视她身处的大背景，那就是曾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的“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一个女性个体置身其中，她不同寻常的道路选择，又构成一重戏剧张力。

萧红的自传电影用了《黄金时代》这个名字，也源于她个人故事所展现的时代性。在影片中，萧红的这段原文被完整引用，变成旁白，在俯视的镜头角度下用来烘托萧红那一刻内心的巨大创伤。那是在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电影《黄金时代》（2014）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骤雨般的爱情和烽火漫天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奉为宗教的写作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1942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放在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萧红研究者葛浩文评价：“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

如果说萧红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她后来离开萧军、南下香港，则是在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二萧之间的裂痕自上海成名后就逐渐显现出来，萧红无处排解，只有向鲁迅夫妇倾诉，久而久之，令许广平也颇有怨言。为了解决两人关系的困境，萧红与萧军商定，一个去日本，一个去青岛，“暂时以一年为期，那时再到上海来聚合”。

没想到，留在国内的萧军陷入了另一场恋爱，虽然萧红努力表示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宽容，但在情感上，她还是无法抑制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这期间她写了很多长短句，后来它们被整理成34首，以《沙粒》为题发表。“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我说：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这也是萧红把心灵的伤痛再一次公之于众。

回到上海后，萧红与萧军见面，似乎在冷静期过后，两人的关系又重新开始了。可后来的结果还是让萧红失望，二人冲突不断，甚至升级为拳脚相见。而更让萧红难以接受的，是她与萧军之间精神上的不平等。当年是萧军把萧红救了出来，也因此，萧军在潜意识里一直对她有一种优越感，他经常在朋友面前公然表示对她作品的不屑。

在情感的无解中，一个国家灾难又降临了。上海沦陷了之后，1937年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不久，他们的身边多了一位加入者端木蕻良，也来自东北。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变化。端木对萧红作品的认可和赞许大大超过萧军。这一点无疑是萧红最被打动的一点，它回击了萧军一贯对她的轻蔑。

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一群人从武汉逃离到山西临汾，再到西安。萧红在西安向萧军提出结束六年感情，彻底分手。1938年4月，已经怀上了萧军孩子的萧红与端木蕻良一同去了武汉，5月下旬，二人在武汉举行婚礼。虽然端木在萧红死后这些年里一直承受着诸多指责，但是平心而论，此时的端木还是付出一番真情的。颠沛流离中，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细水长流的平静更打动萧红的心吗？

▲萧红与端木蕻良（右）

萧军在萧红生命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此，萧红的研究者葛浩文是这样形容的：“在这些年来的艰苦岁月中，萧红的心里产生了三种变化：一是强烈的女权思想的倾向；二是显著的自怜情绪；三是性情的更加内向。不可否认萧红自己的性情是她那时期或日后一切忧愁不幸的源泉。她和萧军的结合，对她那短暂的一生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萧红此后大部分所受的折磨和所享的欢乐，如不是直接由萧军所造成的，就是受到萧军的影响。”

萧红后来的选择，朋友们大多是不理解的。或许在一些人眼里，“二萧”已成为一个天然的政治符号，他们是东北流亡作家，又是被左翼旗手鲁迅一手挖掘出来。如果他们不分开，可以更加增强左翼文化的影响力。所以才有了作家聂绀弩在她选择端木时的含蓄教导：“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而萧红却离开了萧军，选择了一个“自由派”端木蕻良，两人南下武汉，后来到重庆，之后又去了香港。这个决定里或许有躲避萧军的因素，也有寻找长久写作地的想法。相对应地，1938年前后，东北作家群里的很多朋友都北上去了延安。作家舒群曾劝说萧红去延安，但她很坚决地不肯去。“一旦她告别斗争，她的生活天地渐小，寂寞和感伤包围了她，甚至不去拥抱抗日战争那个伟大的时代了。”

萧红选择了自由写作，家国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对她并不适宜。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明确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所以端木蕻良后来评价，“创作，是萧红的宗教。”

萧红和端木蕻良1940年到香港，期间辗转周折，生活清贫。周鲸文是留港的东北民主运动领袖，他邀请端木为《时代文学》当主编。在香港与他们见过面的周鲸文回忆：“他们住一间200英尺左右的屋子，中间一个大床，有个书桌，东西放得横七竖八，还有一个取暖烧水的小火炉。萧红就躺在那张又老又破的床上。”

对于萧红与端木的关系，周鲸文是这样评价的：“两人的感情并不虚假。端木是文人气质，身体又弱，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先天有懦弱的成分。而萧红小时没得到母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求支持和爱。这两性格凑在一起，都在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动荡的时代，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

此时的香港是个孤岛，也像萧红自己一样，踏入了命运的绝境。她在给好友白朗的信里不再掩饰：“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情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

无论如何，在香港暂时放下了一张书桌，萧红也惊人地高产，几部巅峰之作都是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间在香港写下的，包括《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小思所言，“她仿佛早已预知时日无多，要拼尽气力，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芒”。

“如果说《呼兰河传》是萧红在最南方的香港对最北方故土的一次精神返乡，那么长期不为人重视的《马伯乐》，则是以男权社会为讽刺对象的。”黑龙江省萧红研究会副会长叶君告诉我们，《马伯乐》是受鲁迅启蒙思想影响的一部作品，但启蒙运动在上世纪20年代批评国民的劣根性，后来没继续下去，到了40年代，被批判对象都上战场了，启蒙就有些不合时宜了。他认为，《马伯乐》里面也有萧红对身边男人的影射，有针对萧军的，比如对“作家上战场”的讽刺；也有针对端木的，特别是马伯乐身上见着麻烦就想逃避的性格，口头禅就是“明天该怎么办呢”。

多年的颠沛流离，让萧红的身体已接近崩溃边缘。1941年春，史沫特莱前往探望四年未见的萧红，她被眼前看到的萧红羸弱的身体和简陋的斗室震惊了。她立即把萧红带到她自己住所并劝萧红离港。史沫特莱将她送到香港玛丽皇后医院，并且不断地供应她衣服和金钱。“萧红本想借史的好心只要门诊、打针、吃药就可，但自此她即病入膏肓。”在医院里，萧红的病起初有所好转。茅盾、巴人、杨刚等人也来探望过她。

萧红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是由同样来自东北的作家骆宾基陪伴的。时年25岁的骆宾基是从桂林来香港找工作，先找茅盾未果，后来找端木才谋得一席之地。因为端木忙于编辑工作，又考虑到骆宾基同为东北老乡，于是委托骆宾基一同照顾萧红。

1月18日中午，在端木和骆宾基陪伴下，萧红转放玛丽皇后医院，此时她已不能言语，只好以纸笔与他们交谈。19日夜半时分，按骆宾基的记录，萧红见他醒来，示意要写字，她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过了一会儿，她又留下这样一些字：“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1月22日11点，刚刚走完30个春夏秋冬的萧红死在他乡。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后面日本火葬场火化。“在送萧红遗体去火化的过程中，端木看到露在毯子外面的头发，他几乎没用大脑地取出挂在钥匙链上的小剪子，剪了一小撮萧红的头发，放在他西服里边的小口袋里。他天真地感到萧红没有完全离他而去……”端木的夫人钟耀群写道。端木到古董店买了两个花瓶，为了安全考虑，把骨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埋在了浅水湾，一部分埋在了她死时所在的圣士提反临时医院。

该如何看待萧红与端木之间这段情感呢？萧红死后，最后在她身边的端木蕻良就成了众矢之的。端木生前对外间议论他与萧红感情，基本上保持缄默的态度。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续娶钟耀群为妻，由此可见他对萧红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仅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的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这些诗都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表示他心底里对萧红的感情。

▲端木蕻良（右）与夫人钟耀群于1960年结婚

碧水蓝天的浅水湾如今是著名景点，夏天沙滩上有戏水的游人，郁郁葱葱的凤凰木，可以想象这里是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爱情故事发生地，可作为葬身之地，实在是太寂寞了。其实这里早已没有萧红的骨灰，因为1957年这附近要建大酒店，繁华得容不下一点凄凉人的痕迹，几个关心她的人几经辛苦才把小小的半瓶骨灰移到广州去了。根据香港作家小思的指点，当年端木立的“萧红之墓”木牌早已不见，要去找萧红的墓地，只能凭当年的一幅旧照片，去找有栏杆的阶梯，和一株大凤凰木，树下就是曾埋萧红的土壤。

另一半骨灰，埋在香港大学附近的圣士提反女校，当年的临时医院设立处。沿着柏道下来，或者沿着般含道向西走，就是这个恬静幽美的校园。围墙内绿树成荫，两三个穿着阴丹士林蓝旗袍的女学生走出来，让人恍惚回到了萧红的年代。据说，萧红就埋在这园中的一棵凤凰木下。想象夏天凤凰木下落满了红花，正应和着“落红萧萧”的意象。

圣士提反女校里一半骨灰的故事还有个结尾。1996年10月，端木蕻良病逝。1997年5月，端木蕻良后来的夫人钟耀群依照他的遗愿，捧了他的一半骨灰专程到香港，撒入圣士提反校园的泥土中，让他与萧红在这里重聚。

而萧红的故乡呼兰，也一度想把她在广州的一半骨灰迁回。端木蕻良得知此意后激动得号啕大哭，拿出了萧红的一缕青丝，说是萧红死后剪下来留念的，已经珍藏了50年，先建个青丝冢吧。之后青丝冢在呼兰西岗公园修成，但骨灰迁葬却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呼兰萧红青丝冢（黄宇 摄）

回顾萧红漂泊的一生，正如她自己曾对好友聂绀弩说的那样：“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

撰文：贾冬婷

演播人：张洁

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06期封面文章改编：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贾冬婷；

《萧红：逃不出的命运》，李菁；

《从异乡到异乡：重访萧红漂泊地》，贾冬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