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史29 | 昝涛：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改革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

上一讲我们说了土耳其共和国的独立运动，我们强调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尤其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的角色，我们关注的不是战争本身。独立战争之后，洛桑谈判的结果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在1923年的建立。那么，共和国建立后，在凯末尔党人的主导下，土耳其经历了什么变化呢?这一讲，我们就概略地讨论一下凯末尔主义的改革。

在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中，都可以发现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改革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一个有老大帝国背景的东方，在成功地赢得独立后，在本国实行的具有鲜明现代化色彩的激进改革，并且，这些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1960年代的时候，西方的比较政治学领域认为，到那时，只有两个非西方国家先后实现了现代化，第一个是日本，第二个就是土耳其。在今天，还有许多人把土耳其视为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的模范。

那么，对土耳其的所谓现代化来说，它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呢？我想，几乎没有争议的，应该就是凯末尔主义的改革，也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在凯末尔党人领导下进行的全方位变革。这一讲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凯末尔主义的改革，涉及到的方面非常多，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社会等等都有，那我们该怎么来认识这么庞杂的内容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握一个根本的点，那就是世俗化。也就是说，世俗化是凯末尔主义改革的本质。抓住这个本质，其他方面无非是细节和具体内容了。

那我们怎么来理解世俗化呢？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是一个很专门的研究领域。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和降低传统宗教对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影响。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尤其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之前，宗教的在各个领域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至高原则，具体来说，就是伊斯兰教法在多个领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也说过苏丹的王法和伊斯兰教法并行，但在原则上，伊斯兰教法是所有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所以，宗教的影响是极大的。一旦被判违反了教法，问题就是极为严重的了。从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的后期，一直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凯末尔时代（至少要算到1938年凯末尔去世），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地存在一个趋势，那就是尽量地减少宗教对共和国各个方面的影响，越到凯末尔时代，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加速。我们把这个历史进程就叫作世俗化。

那好了，为什么要世俗化，以及世俗化的思想根源在哪里呢？你可能还记得，我们讲青年凯末尔的时候就提到，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一批信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人。他们是“一群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官僚和军官，……他们的目标是，在一套实证主义的而且日益民族主义的理想之基础上，使国家现代化并强大起来。”

那什么是实证主义呢？实证主义认为，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超越经验或不是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孔德就在其所写的《实证哲学》一书里，指出人类进化分成三阶段：一是神学阶段，这时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力量和某些现象感到惧怕，因此就以信仰和膜拜来解释面对自然界的变化；二是玄学阶段，以形而上学或解释一切现象；三是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的阶段，运用观察、分类等方式，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这样获得的结果，才是正确可信的。实证主义反对神秘玄想，主张以科学方法建立经验性的知识。

这就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世界观，也是凯末尔党人的世界观。我们说过，他们认为，“宗教是虚构的现象，是由其先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他们视宗教为进步的障碍，为了实现民族的进步，就必须尽量压制乃至消除宗教的影响，并逐步完全以科学指导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就是世俗化运动的思想根源。

这里，我们不是想说意识决定存在，或者思想决定实践。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思潮的盛行，不是因为人们受到洗脑后的一个单纯的思想运动，而是什么呢？显然，它跟奥斯曼帝国或者说穆斯林社会的近代命运紧密相关。穆斯林社会在近代欧洲崛起勉强，出现了衰落、动荡，他们的精英人物自然也会去想着拯救。

他们具体有什么主张呢？大体上分成两类：一类认为，人们悖理了宗教的正道，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衰败；另一类观点认为，正是宗教阻碍了进步，人们应该学习先进的西方，以西方化促进现代化。这两类都对自己的社会做出了历史性的诊断，但走的是不一样的方向。第一类我们可以叫做宗教复兴主义；第二类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主义。青年土耳其和凯末尔党人，当然都是现代主义者。

在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凯末尔党人掌握了权力的情况下，既然他们判断宗教是社会进步的障碍，那么，他们要做的自然也就是去削弱宗教及其代表势力的影响，用新的精英阶层排挤掉旧的，进而领导社会走向他们眼中的进步。

我们先看看青年土耳其党人做了什么。

1913年1月，青年土耳其党开始掌握政权。利用他们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地位，青年土耳其党强制推行了一套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方案。与此同时，除了那些在军队、中央政府和行省级的管理方面所进行的变革之外，改革更有影响力的一个方面是司法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世俗化，以及乌来玛（ulema）阶层地位的进一步降低。1916年，帝国议会不再给伊斯兰教大教长（Şeyhüislam，伊斯兰教最高教职）留有职位，并在很多方面限制了其权限。1917年教法法庭被划归世俗的司法部控制之下，宗教学院（medress）则被划归教育部的控制之下，还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教基金部来管理传统的伊斯兰宗教基金——瓦克夫（evkaf）。与此同时，高等宗教学院的课程也被现代化了，甚至欧洲语言也被规定为必修课程。在青年土耳其党的统治之下，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也开始发生改变，特别是在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中，这方面的改变是很大的。

凯末尔党人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继承者，甚至可以说他们本就是“一伙人”。与1913-1918年期间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类似，凯末尔党人的改革目标也是要使土耳其社会实现全面的世俗化与现代化，以赶上欧洲先进文明的水平。

1922年，在独立革命期间，苏丹制就被废除了，土耳其仍然暂时保留了哈里发，因为，在那个时候哈里发作为伊斯兰教的精神领袖，还有很高的权威。有一些土耳其人还力图建立一个以哈里发为国家元首的立宪政府,认为新土耳其的政制应该建立在伊斯兰的理念与合法性结构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异见者，也借哈里发的地位问题向凯末尔党人发难，甚至外国的尤其是南亚的穆斯林，借维护哈里发的名义，对凯末尔党人指手画脚。在凯末尔看来，无论对他个人的权威，还是对土耳其的国家主权来说，保留哈里发显然都是一个威胁。凯末尔党人决意要废黜哈里。

凯末尔还以进步主义的话语否定了哈里发的权威及其存在意义，他把哈里发视为落后与愚昧的象征，代表的是“不文明的愚昧势力”，是“世界上文明的和有教养的人民所嘲笑的对象”。建国不到半年，也就是1924年3月，土耳其就宣布废除了哈里发，清除了世俗化与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大体上，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进行了如下主要的世俗化改革：1924年3月，通过《教育统一法》，把伊斯兰教的影响清除出国家的世俗教育领域；1925年，凯末尔党人废除了一夫多妻制，1926年，强制推行文明婚礼；1926年上半年，土耳其开始采用欧洲历法，并同时照搬瑞士民法和意大利刑法；同时通过了多部法律对银行和财政部门进行重组；除了在军队中以外，在社会生活中取缔封建时代的敬称（如贝伊、艾芬迪和帕夏）；1925年9月，以曾经积极参加反动阴谋活动为借口，土耳其政府封闭了所有的宗教神殿（turbe）和托钵僧修道院（tekke）；同年11月，国家禁止男人戴传统的土耳其费兹帽（fez，红毡帽，自苏丹马赫穆德二世以来奥斯曼绅士戴的传统头饰），代之以西式礼帽。1934年，国家规定妇女和男人在担任公职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个比西方还要早。

凯末尔党人的世俗化改革建立的是一种国家监控宗教的体制。《教育统一法》的内容就体现了国家管理宗教、对伊斯兰教进行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努力。在国家的教育领域，将所有的教育统归教育部管辖，所有的教育人员都在行政和财政上都隶属于教育部。这样，现代土耳其国家就把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所长期把持的文化教育领域完全控制在了自己手中，从而为开展民族的、现代的和科学的新教育铺平了道路。

世俗化改革引发了社会生活的剧变。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服装和头饰，并不仅仅是衣服和帽子而已，对凯末尔党人来说，那都是落后与失败的象征。1925年，凯末尔发表了关于帽子改革的讲话，他说道：“很快地，托钵僧和教士们就会高兴地戴着（欧式）礼帽了，这真是个好头饰啊！智慧和聪明的人要是穿着不文明的衣服，就会失去其个人的和科学的价值。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令人尊敬的地位，他们必须穿文明的服饰。我们曾以头戴不同帽子，而自认为不同于文明的世界。今天，我们已经戴上礼帽了。很多外国人必将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因戴着礼帽而自认为高我们一等。”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世俗化影响是瑞士民法的采纳。有学者注意到共和国早期“私奔”现象的增多。在进行解释时，当然可以说是废除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的实践和引入新民法带来的，而且确实可以观察新的国家基层机构有意识地去帮助老百姓对抗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不能否认人们尤其是年轻女性中长期存在对传统包办婚姻的不满与反抗。新的外来世俗法律形态所带来的变化，是使当地人有了继续反抗传统的新工具和新框架。

另外，政府对伊斯兰教的传统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土耳其政府于1924年设立了一个管理宗教事务的国家机构，叫作“宗教事务局”。该局的成立意味着，土耳其并没有实现美国意义上政教分离，而是建立了一种国家干预型的政-教关系，是一种国家管理下的世俗主义模式。土耳其的宗教事务局隶属国务院，局长由总理委派。该局的职权包括：清真寺的管理工作，清真寺其它工作人员的任免，以及对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实行的一般监督。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使伊斯兰教变成了国家的一个行政部门，乌里玛也都变成了国家的低级公务人员。

凯末尔党人的世俗化政策，反映了他们对伊斯兰教与西方式现代性之关系的理解。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教被凯末尔主义者所诟病和谴责；在文化与制度安排上，伊斯兰教被剥去了所有的社会功能，且被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在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人士变成了国家的公务员。凯末尔党人要改革的不仅是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政治-社会制度，而且还要改革宗教本身，高等神学院的设置不是为了提供宗教教育，而是要以现代国家对宗教的进步主义解释替代传统的宗教教育。清真寺中讲道词内容的改革亦是如此。

对凯末尔党人来说，他们要把国家从伊斯兰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宗教与国家政权的分离，并把宗教的解释权控制在现代国家及其领导者手中，还要以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体制内“公务员”取代传统的宗教人士，并剥夺和终结后者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业中所具有的那种传统权威。当伊斯兰教丧失了其国教地位，它就成为现代国家控制之下并存的多种宗教之一，不再具有凌驾于政治和社会之上的权威，而是在客观上变成了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中的纯粹公民个人的精神性事务。在宗教场合，规定以民族的语言（土耳其语）取代阿拉伯语，也就使伊斯兰教具有了一种更加现代化和更加民族化的形式。

1928年6月，凯末尔以其雷厉风行的惯常风格，命令成立一个“语言委员会”（Dil Encümeni），其目的就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来创制新的土耳其字母。在土耳其共和国当局的改革中，字母拉丁化可以说是最具革命性的一步。通过采用西方字母，它也表明了新生的共和国从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脱胎转型的坚定决心。

凯末尔党人坚信社会生活必须建立在实证主义和科学而非伊斯兰原则的基础之上。就像凯末尔那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所说的：“Hayatta En Hakiki Mürşit İlimdir”（生活中最正确的向导是科学）。凯末尔党人是“实证主义的精英”（“positivist elites”），他们是由“科学原则”武装起来的，自认与人民大众对立，并把人民大众界定为需要被从早期的也因此是发展的“落后”阶段中“拯救”出来。这样，自认文明化了的精英统治者，把自身看成是现代的、进步的和普世主义的代表。凯末尔主义者们自认肩负着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要把“文明化”世界的标准引入到他们的土耳其“臣民”之中。对凯末尔党人来说，人民根本没有能力进行自我选择和表达，人民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接受这些民族主义精英们开出的现代化“处方”。

凯末尔党人的目标就是使土耳其进入世界先进文明民族的行列，所谓达到“当代文明的高度”。这个当代文明，对凯末尔党人来说，其标准是世界的，在当时也就是欧洲的。换句话说，凯末尔党人就是要坚决推行全盘欧化或西化。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说的凯末尔主义的改革。下一讲，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最后一讲了，我们讲对本课程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对现当代土耳其历史的基本特征进行归纳，还要对未来做一点儿展望。

喜马拉雅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