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史28 | 昝涛：国际视野下的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

一、知识点卡片

二、思维导图

三、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

上一讲我们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一些奥斯曼帝国的精英考虑寻求美国托管的这个插曲。这事儿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之后的历史主线就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了。很快，我们就要看到土耳其共和国了。这一讲我们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讲一下土耳其的独立革命。

其实，我们说寻求美国托管问题，本身也是从国际或跨国视野看问题的一种尝试。因为，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当时寻求托管的土耳其精英很明显是把奥斯曼土耳其的命运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看的。

成为土耳其人的最终实际选项的，当然不是什么托管，而是凯末尔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凯末尔一战期间打了一次针对英国的大胜仗，成了世界知名的英雄人物。战后，苏丹派他作为巡阅使到安纳托利亚，按照战败条约的规定，去监督帝国军队解除武装的工作。1919年5月，凯末尔达到安纳托利亚，但他没有执行本来的任务，而是借自己的名望召集和组织已经存在的民族主义组织，尤其是帝国的军人，准备通过武装斗争打败协约国瓜分土耳其的图谋。

这场运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跟英国支持的希腊人进行了武装斗争，土耳其人是战胜和驱逐了希腊人的，另一个就是在瑞士洛桑，与协约国进行了艰苦的、长时间的谈判。最终是在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所以，可以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既是打出来的，也是谈出来的，这两者都不可缺少！

关于战争和谈判的具体经过，我们不去过多地牵扯细节。这里，我们更多关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土耳其的独立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其实在一战末期开始，欧亚大陆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大环境，那就是东部的俄罗斯帝国在1917年（一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爆发了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进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俄，这造成了苏俄与英国等西方势力之间新的冲突，而崩溃了奥斯曼帝国和还没有诞生的土耳其，就深深地处在这个结构之中。这一新形势对土耳其独立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19世纪开始，英国与帝俄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中亚就进行了长期的所谓“大博弈”（great game）。传统上大博弈时期约为1813年至1907年英俄协约时止。因为一战前德国崛起，英德矛盾凸显，也因此，英国与俄国成为协约国。但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苏俄退出了一战。俄国是协约国的一员，单独退出战争，对于协约国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另外，十月革命带来一个全新的事物，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都不同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不但退出了战争，还鼓励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区的民族解放。这对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世界霸权英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所以，在一战结束之前，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就谋划着要干涉苏俄了。一战结束后，英国更是武装干涉苏俄的急先锋，付出也是最多。可以说，这里面还有“大博弈”的影子。

一战结束后，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遭受巨大创伤的情况下，仍然联合起来去干涉苏俄，主要是想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与此同时，也有某种地缘政治的考虑，因为苏俄的南面就是面积广阔的大英帝国的版图。

那在这里面，土耳其是一个什么角色呢？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瓜分奥斯曼帝国，当时看起来也不是一件难事，这个国家被打残了，那些战争期间的领导人，也都逃跑了。在这么悲催的一个情况下，联系上一讲说的，他们想找个国家托管，似乎才是最实际的想法。人们也没有预料到土耳其人会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最终打赢民族战争。

奥斯曼帝国的东北部就是高加索地区，与苏俄紧挨着，对苏俄来说，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险要。对英国来说，高加索-土耳其这一线，紧邻中东、牵扯到南亚，关系到大英帝国的地缘利益，利用这里干涉或遏制苏俄也很重要。

英国在这一地区的考虑是扶持当地势力，既可以遏制苏俄的屏障，顺便也瓜分了奥斯曼帝国。当时，在欧洲没有人能够预想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列宁党人竟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重整帝俄的领土并建立起一个新的苏维埃俄国。这个新的现实对于英法等西欧国家来说，日益成为头等的威胁，因而，干涉苏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英国首先是支持东部的亚美尼亚人（十月革命后，俄土边境上新建立了亚美尼亚国，协约国为了打败奥斯曼帝国，曾允诺将奥斯曼帝国东部的特拉布松、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凡湖一带划归亚美尼亚）。为了瓜分奥斯曼帝国，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从西边入侵了小亚细亚，希腊人梦想恢复拜占庭帝国的荣耀（早在一战之初，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向希腊保证，只要希腊站在协约国一方，希腊就能得到奥斯曼帝国西部的领土，包括色雷斯东部、伊姆罗兹岛、特内多斯岛以及安纳托利亚西部伊兹密尔附近的地区。）

那么，对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和苏俄来说，当然也要确保自身在这里的利益，苏俄面对的是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土耳其面临的是被瓜分。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在欧洲人的支持下，原先被迫害和大量驱逐的亚美尼亚人野心倍增。如果当时大亚美尼亚立住，那么，土耳其东边相当大的领土就会失去。在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充分认识到并利用了英国—苏俄之间的博弈，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竭力使英、俄双方一直处于互疑状态，并坚决地执行了东进的军事方略。促成和执行这一政策的土耳其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是卡泽姆·卡拉贝基（Kazım Karabekir）。他是在土耳其东部的军事领导人。

是卡泽姆·卡拉贝基与苏俄接触，积极介入了高加索事务。卡拉贝基成功地扫除了东部的亚美尼亚人势力，并迫使“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于1920年12月签订和约，此后“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则被苏俄红军击溃。山内昌之指出，正是由于卡泽姆·卡拉贝基在东部地区成功的军事和外交行动，促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阵营与苏俄的合作。

应该说，发展中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对于高加索地区的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判断是敏锐的，他们瞅准时机及时东进，积极寻求与苏俄接触，是战略上的妙招，其目的是要打破英国及其盟友对土耳其的孤立。我们知道，英国人最初的计划是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分别支持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包围土耳其人。但土耳其人选择先对付东边弱小的亚美尼亚，是正确的战略选择，这使得英国人建立大亚美尼亚的计划破产，从而摧毁了英国人在东部的战略部署，这同时暴露出英国人控制当地的意志和能力之不足。最典型的“甩锅”就是英国人把责任推卸给了亚美尼亚人自己，而当亚美尼亚人力图与苏俄或土耳其人妥协时，英国人又百般阻挠，其目的在于挑起苏俄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渔翁得利”。当然，英国人没有得逞。

整个过程暴露出的是，英国对这个地区的事务，准备和意志都不够。面对土耳其人的东进和苏俄及其支持的共产主义力量在当地的发展，英国最终选择了放弃，从而使得土耳其与苏俄事实上在这一地区达成了默契，各自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也就是土耳其得到了相当份额的东部领土，亚美尼亚等高加索地区国家被纳入苏俄体系之中。

所以，我们说，一战后，土耳其与苏俄在高加索地区合作瓜分势力范围，本身就有共同对抗英帝国的成分在内。对土耳其民族主义阵营与苏俄来说，双方的合作与默契主要是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基于有共同的对手。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不仅抛弃了其作为亚美尼亚人（以及后来的希腊人）之支持者和保护人的角色，而且越来越没有信心可以确保其在一战胜利后的利益诉求。

1922年，得到英国人支持的希腊人在西部安纳托利亚也被土耳其人打败了。这是土耳其民族主义阵营最重要的胜利。这使得英国人最初的设想（东部支持亚美尼亚、西边支持希腊）彻底破产了。英国人对希腊人非常失望，不再支持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就是在这样的结构中被英国所利用的。土耳其人在战场上的胜利也是1923年的《洛桑条约》承认新土耳其领土范围的重要前提。

还有一个苏俄的援助问题。应该说，苏俄的援助以及土苏友好关系的达成，是土耳其民族独立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早在1920年4月26日，凯末尔就以“大国民议会”的名义写信给列宁，建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土耳其建立外交关系，并请求在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它以援助。

西恩·麦克米金指出，“根据协约国高级专员预料，劳合·乔治亲希腊的侵略政策已经促成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与莫斯科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凯末尔正在收获他的果实。布尔什维克党向安卡拉输运黄金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其中包括红军于1920年9月征服布哈拉后抢掠的好几百金锭；同时，这些黄金也为凯末尔的军队提供了物质保障。白军在1920年11月撤出克里米亚后，布尔什维克党同样感到向安卡拉运送大量武器装备及弹药已经不再危险了。到1922年春天，他们已经运送了大约37 812支步枪、324挺机关枪、近4.5万整箱弹药、66门大炮和20万发炮弹。当凯末尔在1922年4月获悉协约国的停战条款时，他对莫斯科给予援助很有信心，并请求俄国向他支付一笔1000万卢布的特殊款项以助其在夏天发动攻势”。

前苏联历史学家安·菲·米列尔不仅指出了苏俄对土耳其物质援助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强调了其政治意义：

土耳其对外政策方面最为有利的因素，乃是苏维埃政府所给予凯末尔党人的援助。1920年6月2日，苏维埃政府在答复大国民议会的呼吁时向安卡拉发出了一封信，其中指出：“它向世界各国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始终忠于自己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决权的原则。”苏维埃政府指出：“它兴高采烈地注视着土耳其人民为自己的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土耳其这些艰苦的日子里，它荣幸地奠定了巩固的友谊基础，而这种友谊一定会把土耳其人民和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苏维埃政府的援助，在土耳其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援助的意义不仅仅是物质的，而是巨大的道义上的支援，因为这种援助是在土耳其最艰苦的时期，即它的对外政策处于孤立的时期给予的。

米列尔指出，1921年的苏土友好合约，这个支持对当时孤立的土耳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后来在答议员质询时，凯末尔指出，俄国人是土耳其真正的朋友。

围绕争取苏俄的支持，土耳其民族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逃亡的恩维尔也在积极活动，他力图通过得到苏俄的支持而恢复其在土耳其的领导权，这潜在地构成了对凯末尔的挑战。但到1921年时，随着凯末尔党人的军事力量在东部战场上的进展，苏俄已决定只与凯末尔党人打交道，从而使恩维尔的幻想破灭了。一年后，恩维尔在中亚被苏俄红军击毙。

这个时期的土苏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它也涉及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对于苏俄方面来说，从第三国际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苏俄这一资本主义薄弱环节上的突破，本身既是一个如何推翻沙皇统治的策略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列宁和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压迫理论进一步发展为民族压迫理论，本身就蕴含了支持帝俄境内以及更大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逻辑。对土耳其的支持，是苏俄在境外的较早实践，对于其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工作，具有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的确，历史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土耳其人常见的关于民族运动的叙事，也是凯末尔党人作为胜利者确定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的或者说胜利者的史观。它倾向于把民族运动说成是在英明伟大的领导人指挥下、所进行的一场民族的自我救赎。客观地说，这当然没有错，但并不全面，也不够具体。从国际视野看，我们能够对土耳其的民族运动有更全面的认识。

这一讲我们说了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苏俄与它的关系。我们需要始终记住的是，土耳其的独立建国并不是源于内战，而是一场多战线的国际战争与外交斗争的结果。下一讲，我们讨论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改革举措。

喜马拉雅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