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 方志远 | 全面收缩，“画地为牢”的明朝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与喜马拉雅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我是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由我为大家主讲明朝大变局。

上一集我们介绍了明成祖的“远迈汉唐”，他的对外“武功”，也说到永乐时代文化建设的“国家形象”。这一集我们不得不说，从仁宗、宣宗开始，明朝开始回归到太祖朱元璋的轨道上来。

虽然说是“远迈汉唐”，虽然有文治武功，但朱棣在明朝的帝王中，只能算个“异类”，或者“另类”。因此去世之后不久，继承他事业的儿子、孙子，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所做的事情，便是对他的“拨乱反正”，是回归。回归到哪里？回归到太祖朱元璋的治国道路上来。而他们的行动，则表现在两个字：收缩。

怎么收缩？第一，停止下西洋；第二，从安南撤兵。这可以说仁、宣时代在“外事”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举措。

仁宗朱高炽像

仁宗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但因为性格的不同、作风的不同，不为朱棣所喜。朱棣喜欢的是他的次子朱高煦，这个儿子不但性格像自己，而且在“靖难”之中出生入死，救过自己，所以一直想让老二高煦来做“秦王”李世民第二。

汉王朱高煦像

虽然由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最后还是老大朱高炽做了太子，朱棣却一直不满意。说来朱高炽也很委屈，做了二十年的太子“监国”，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到老子成祖去世而继位，却不到十个月就病逝了。但就在这十个月中，仁宗中止了郑和的下西洋，让其与王景弘一道，带着“下番”的官军，也就是下西洋的官军，镇守南京。郑和、王景弘也成为明朝最早的“南京守备太监”。同时，与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人密谋，策划从安南撤军。

严格地说，仁宗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的性格倒是和祖父朱棣有点“隔代遗传”。所以尽管赞成并继承了父亲的“收缩”政策，却仍然希望能够和祖父一样，在北京的紫禁城接受各国使者的朝贡。所以，在宣德五年，让郑和、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人还是那帮老人，船还是那些老船，所以并不需要过于折腾。而就在这一次下西洋的返回途中，郑和在印度的卡泽卡特去世。老人没有了，老船后来也就搁置不用了。有意思的是，北边的亦失哈巡视黑龙江，也在宣德时期重新开启，并且重修了“永宁寺”、重立了《重修永宁寺碑》。

明宣宗朱瞻基像

虽然郑和下西洋的中止得到以户部为代表的实权部门支持，但对于从安南撤兵，不少永乐时代的老臣却无法接受，他们不愿意看到将士们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所以，仁宗去世、宣宗继位以后不久，皇帝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为一方，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为另外一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安南弃守的争论[①]。这次事前，宣宗先召见杨士奇、杨荣，告以欲弃安南之意，并且跟他们两个说：卿二人记住我这个意思，但是不要泄露，三两年内一定从安南撤兵[②]。但是用不着等到三两年，五个月以后，宣宗便召杨士奇和杨荣以及蹇义、夏原吉，共议安南之事。宣宗首先表态，说如果继续在安南驻兵，得不偿失，不如放弃安南，专事内政。何况，安南本来就是太祖高皇帝明示的“不征之国”。那么两个老臣蹇义和夏原吉当即表示反对，说：“太宗皇帝平定此方，用费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的勤力，一旦毁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如果我们二十年经营以后，把安南放弃，这不是有损于我们的威信吗？宣宗征求二杨的意见。那么二杨早已经得到宣宗的明示，这个时候自然心领神会，并准备好了历史的依据：“陛下此心，固天与祖宗之心”，这是天意和祖宗的心。这个交阯在唐虞三代的时候，都在荒服之外。当时不有其地，而尧舜禹汤文武不失为圣君。太宗开始是立陈氏，因为安南内乱，所以为圣。汉唐以来，交阯虽然曾经为郡县，但是叛服不常，丧师费财，不可殚记，何尝得其一钱一兵之用乎？汉朝也好，唐朝也好，我朝也好，花那么多的钱粮，难道得到了其一钱一兵的用途嘛？一点都没有。所以劳民伤财。陛下天下之父母，何必与小邦，与丑儒争锋？没这个必要。那么宣宗通过杨士奇、杨荣说出了自己不便说的话，这个杨士奇和杨荣则秉承宣宗的意旨左右面议，蹇义、夏原吉毫无思想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从安南撤兵。

仁宣时代的“回归”和“收缩”，更表现在国内的政策上。虽然宣宗一直热衷于珍宝诸玩，不断派出宦官在各地采买玩物，但整个文官系统的主流思潮，却是恪守太祖时代的思想禁锢、文化限制的政策。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宽松之后，明朝的文化政策再一次严厉起来。

宣德末年，都御史顾佐有一道关于革除官妓的奏疏，可以视为这一时期的节点。祝允明和唐寅唐伯虎、文徵明、徐祯卿被称为“南四子”或者说“吴中四子”，他有一本笔记叫做《野记》，对顾佐的这一道奏疏，它做了记载，说是“本朝不禁官妓，但是到了永乐末，由都御史顾佐上疏革除（官妓制度）”。

顾佐的这一道上疏，我没有在《成祖实录》或者《宣宗试录》里头看到，但是这一事件，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做了记载，但是据沈德符的记载说，是事情并不是发生在永乐时期，而是发生在宣德时期，他说的是对的。因为顾佐两度任都御史，一次是在宣德三年的七月到宣德八年的闰八月，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的十月到正统元年的六月。所以奏革官妓的事情，发生在宣德时期是可信的。

但我这里要指出的是，所谓的革除官妓，这个官妓我们前一集曾经谈到过明太祖设置六楼，六楼里头都设有官妓。而在宣德时期革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文化形势重新严峻的一个表现。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宣宗去世，继位的是年仅九岁的英宗朱祁镇，国家大政方针由号称“二杨”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司礼监的太监王振共同主持。杨士奇既是台阁体的文学领袖，又是一位恪守传统道德的官员，我们从他领衔的内阁给新君所立的年号叫做“正统”，也可以知其政治倾向。杨士奇自己有一个笔记，叫做《三朝圣谕录》，他在里面曾经不无自夸地记载，在永乐时和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仁宗朱高炽的一次争论。说有一次，殿下，也就是当时太子的朱高炽，顾臣士奇曰，就是对我说：“古人主为诗者，其高下优劣何如？”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能够写诗的，谁的诗好？谁的诗差？那么杨士奇说：“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你可以读读两汉的诏令啊，“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裨益于治道”。两汉的诏令，不单它的文辞高简，文辞接近于古人的文法，而且还可以帮助治理国家。“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你写什么诗呢！那么朱高炽，当时的太子就对他说，太祖高皇帝也有诗集，怎么说是不可为呢？杨士奇说：“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作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也，在《尚书注》诸书，作诗特其余事。”杨士奇也不敢否认明太祖曾经做过诗，所以说明太祖他这个圣学之大的，是在《尚书注》，是那些书，写诗，这是一种雕虫小技了！“于今殿下之学，当致力于重且大者，其余事可姑缓。”这些事（作诗）可以缓一缓。

杨士奇像

帝王之学所重的虽然不是在诗，但记诵词章，竟然被杨士奇视为“俗儒”所为。主持内廷事务的司礼监太监王振，虽然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与杨士奇、杨荣存在着矛盾，但对于维护传统的道德和秩序，和二杨的立场是一致的。

所以有记载说英宗为太子的时候，王振即“导之以礼”；英宗即位以后，曾经和小宦官击球，结果王振来了。到第二天，驾于阁中，王振就跪下来上奏，说：‘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③]？’说宣宗的在世的时候，曾经为踢球，几乎发生生命危险，那么陛下还好这一个吗？你是如何对待社稷的？”王振的这番话，不但批评了当时的皇帝英宗，也批评了已经去世的宣宗。杨士奇等人听了以后，连连称赞说，宦官中宁有是人！宦官中还有如此懂道理的人！

王振像

如果不是发生土木之变，在明代士大夫们的眼中，正统时期的朝政实际上是优于宣德时期的，原因就在于外廷的文官首脑和内廷的宦官首脑，都恪守祖宗法度和圣贤道理，而最高统治者英宗也予以配合。在他们的背后，又有一股强大的支持力和推动力。当时的南、北两个国子监，它的首脑都是正统派的人物，南京国子监祭酒为陈敬宗，而北京国子监祭酒叫李时勉，当时人们称之为“南陈北李”。

《明史·陈敬宗传》说陈敬宗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期，他非常有威严，容仪端整，步履有定则，力以师道自任。立教条、革陋习。六馆士千余人，当时南京国子监的学生说是有上千人，每当他临讲的时候，只要稍有失容者，即令待罪于堂下。所以整个的国子监是纪律俨然。

《明英宗实录》曾经记载了李时勉为北京国子监祭酒时的一道奏疏，这道奏疏说的很有意思：“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编写小说。”这小说叫什么名字？叫《剪灯新话》。“不但市井轻浮之徒争相传习，国子监的学生，也日夜记诵，以为谈资。如此蛊惑人心，实非细故。”

李时勉像

清朝时再版的《剪灯新话》书影

所以李时勉要求要把《剪灯新话》之类的小说，统统禁止。我们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在当时，仁宣时代的回归和收缩，它并不仅仅是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官僚集团的主流思潮。这种主流思潮一直延续到正统年间，所以被后世喻为“仁宣之治”。既然仁宣时期是对永乐时期的“修正”，仁宣时期是“治”，那么永乐时期就被视为“乱”了，至少是被认为“不治”。所以我刚才说在明朝的皇帝里头，永乐皇帝朱棣尽管有文治武功，但是是被视为“异类”的。

这一轮对文化艺术的压制，比起洪武、永乐时期，更有特点。虽然洪武时期文人被摧残的甚多，太祖通过“文字狱”也杀戮了不少读书人。但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文字狱，它带有一定的“意气”办事，可以说是非文化人杀文化人。但是正统时代则是文化人压制文化艺术，用传统的理念、庙堂的文化，压制文化艺术的基本精神：就是创作的自由和人性的张扬，都在这个时候受到压制。

这一集我们说到仁宗、宣宗时代，也说到后来的正统时代，明朝对外、对内的收缩政策。但是下一集我们又要说，虽然国家政策在收缩，但社会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随着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开放，明朝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竟然是因为皇帝的“无为而治”。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觉得导致明朝政治心态收缩，专注内部事务的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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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自《明宣宗实录》卷16；

[②]出自《明宣宗实录》：“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

[③]出自查继佐《罪惟录·宦寺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