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特辑】李鸿宾：第六讲 安史之乱与唐朝社会的变化

第六讲 安史之乱与唐朝社会的变化

重点内容：安禄山叛乱后展现的是唐朝军事布局的调整，其背后则体现出唐与周边关系的变化；然而叛乱破坏了唐朝统辖的能力，改变了前期经营王朝国家的整体布局，前后期的发展事态迥然有别。后期的蜕变又影响到后世王朝建构的道路，就此而言，叛乱标志着中国古典王朝前后运行的转轨。

“安史之乱”这件事人们比较熟悉，我在这一讲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叛乱？第二，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为清楚起见，我们首先简要谈谈“安史之乱”。

第一节  什么是“安史之乱”？

用一句话概括，“安史之乱”就是安禄山为首的军队将领旨在推翻唐朝建立自己政权的叛乱行为。具体经历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阶段：叛乱突发，攻占洛阳。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率领属下军队（汉、粟特、同罗、奚、契丹、室韦等）15万人，借口清除干权弄政的宰相杨国忠，于范阳（今北京）举兵“清君侧”。因为来得太突然，官军毫无准备，叛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面临如此的窘迫局面，唐玄宗急忙征调军队对抗，但各路守边军队无法及时赶回，临时由市井子弟凑集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不能抗衡，叛军旋即攻入东都洛阳。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自称皇帝，建立大燕政权。

第二阶段：朝廷应对失措，潼关不保。

面对如此危难的局面，唐玄宗急调将军哥舒翰率军镇守潼关，试图击退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的进攻，他曾一度阻止了叛军的西进。此时另一支有实力的朔方军在郭子仪、李光弼率领下于河北攻击叛军史思明部，力争倾覆叛军本部，促使叛军内部溃散，甚至瓦解。但朝廷这方，玄宗皇帝听信宰相杨国忠的谗言，强迫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等州，结果正中安禄山计谋，出击的官军20万人很快折损殆尽，潼关不保。

第三阶段：玄宗外逃，肃宗北上即位。

潼关一旦失手，长安都城也就毫无保障了。仓皇失措的玄宗携带家眷、亲信，顾不得文武百官和都城百姓的命运，杳无声息地离开都城，直奔西方而去。他们一行到了今陕西兴平界内的马嵬驿，跟随的六军将士再也忍耐不住，打算清除导致叛乱的罪魁祸首杨国忠。偏偏正赶上吐蕃使者围堵杨国忠，跟他索要食物，有人趁机喊叫“杨国忠与胡虏谋反！”就这样，杨国忠与家人、亲信旋即被杀，老皇帝的宠幸杨贵妃（她是杨国忠的亲戚）也难逃厄运，被缢杀身亡。太子李亨这时也不再顾忌，与皇帝父亲分道扬镳，北上灵武自行称帝。玄宗一行则匆匆入蜀，等接到李亨追尊自己为太上皇的消息后，也只能无奈而叹息了。

第四阶段：朝廷反击，叛乱结束。

肃宗即位后，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对付叛军，这也是他登位的合法基础。朝廷重用有实力的朔方军，重点收复河北一地。其中睢阳（今商丘界内）一战，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等率军坚守苦撑十个月，牵制叛军数十万，为朝廷收复两京立下战功。与此同时，叛军内部矛盾激化，安禄山被杀，其子安庆绪继位，长安城被官军收复后，安庆绪退守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地，但另一重要将领史思明却不买账，他率部属暂时降唐，旋即再叛。唐军与安庆绪连续交手，史思明趁机诱杀安庆绪，成为叛军的新首领。上元二年（761），史思明又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所杀。代宗继位后，继续依托朔方军对抗叛乱。宝应二年（763）春，史朝义逃往范阳，走投无路之下，自缢身死。这样，历时七年两个月的叛乱宣告结束，唐朝的精力也快耗尽了。

第二节  为什么会发生安史之乱？

这是人们经常要问的，学术界也不断地思考。其中加拿大学者蒲立本撰写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一书解释得最有代表性。他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宏观层面，结合河北的特殊形势、唐玄宗一朝的政治运作等微观角度的观察，进行了比较周详的探讨。我这里不打算面面俱到地解释这个原因，只是从军事建置这一层面略作说明。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在第二讲和第三讲都涉及到唐朝建立一个兼跨长城南北大型帝国的问题，这个局面的确立离不开军事制度的保障。安禄山之叛乱依托的核心就是节度使军队，这个军队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及其变化密切相关。假如能够将二者的关系讲清楚了，就能更好地理解安史之乱的发生。进一步追问，安禄山依凭的节度使军队背后，是什么因素导致节度使个人权利的增大？

正如上面所说，安禄山起兵打的旗号是清除玄宗周边以杨国忠为首的势力。但叛军占领洛阳后，安禄山就另立江山，建立“大燕”政权取唐而代之，对唐朝而言，这样的行为当然属于“叛乱”。问题的关键是安禄山依托的军队，即他盘踞幽州的范阳节度使和平卢节度使军队，外加河东镇，总兵员十四五万，几乎占据十节度使49万中的三分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安禄山利用唐廷给予他的机会，或者有机可乘。的确是这么回事。但事情要比这复杂得多。

首先，我们先看看安禄山主掌的节度使是什么样的军队。

安禄山主掌的范阳节度使统兵91400人，下辖9个军，占据幽州等9州，以幽州为本部；他兼任的平卢节度使统兵37500人，下辖2个军，占据2州，屯驻营州（今辽宁朝阳）；另一个掌控的河东节度使统兵55000人，下辖4个军，占据3州，屯驻太原城。节度使体系是在玄宗开元、天宝之际陆续设置的，包括9个节度使和1个经略使，可谓十节度使军队，总兵力49万人左右。每个节度使属下兵员众多、占据特定而广阔的地区，由高级将领统一指挥和控制，他握有军事、行政和财政大权于一体，这是它最突出的特点。

其次，为什么要设置节度使军队？

直接的目的是保护长安、洛阳为核心的中原腹地，十节度使相继分布在东北至西南的农耕缘边地带，防备的对象包括契丹、奚、突厥、吐蕃、南诏等周边各非汉人的政治势力。

第三，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唐朝建国后，作为保护王朝的军队建设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中禁卫军保护都城、尤其皇室所在的宫城，它的任务重要，但人数有限；最多的军队是府兵，它保护两京为核心的地区，采取轮番服役的方式奔赴各地；地方军队主要是防边军，以大小不等的据点为依托，旨在守卫边疆。

随着唐朝向周边四维不断开拓，其疆域越来越大，容纳的族群也越来越多，如何防护这些陆续开拓的周边，就成了朝廷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采取的办法是设置都护府，它以军事为要，兼理民政，控制的军队有数千人至万把人，一般情况下足可解决边疆地带的不测风云和动荡；遇到更大规模的叛乱或事变若要动用军队，就采取前面说过的那种行军方式，其军队组建的人数可根据情况做相应调整。应该说，唐朝这种军事布局还是很管用的，发挥了维护边疆稳定的功能。

但也正如前面所说，行军和都护府军队可以解决一般性甚至一定规模的叛乱或动荡，但像突厥复国那种前后持续不断的动乱，且规模超大，就很难应付了。事实证明，它解决不了这么重大的事变。于是，采用职业军区广泛的驻防，就成为朝廷应对的主要办法。这表明，节度使军事体系的确立，是朝廷应对政治形势的举措。

第四，军事制度的依凭所在。

军事制度固然有它自身存在的理据，但若没有政治体作依托，它便无法生存，归根结底，军事是政治行为的产物。这种政治就是前几讲涉及的，唐朝确立了中原核心区之后再向周边外围拓展，进而形成了内外二重一统化王朝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中原农耕地区是核心，汉人为基础；周边外围游牧、半农半牧地带是边缘，非汉人是辅佐，用唐太宗君臣的话语表述，就是汉人、内地为大树之根本，非汉人、周边则成为枝叶。它鲜明地表达了唐人主辅相承、内外有别的观念。这也决定了朝廷治理手段的内外差异：内地划分为“正州正县”，属于朝廷直接管辖范围，百姓是“编户齐民”，他们获得土地进行耕作，向国家缴纳贡赋；外围地区采纳羁縻府州方式安置胡人，属于间接管理，外加都护府予以控制，它兼纳行政治理和军事安抚之功能。所以说到底，边防军、都护府、行军这套体制，就是为了保护唐朝这一国家政治体服务的，也是它存在的法理根据。

第五，那么，军事制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这主要取决于形势的变化。既然国家是军事制度的基础，那么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军事体制也必然跟着发生转变。如果说唐高祖建立的国家完成了中原农耕地区政治结构的建设，那么它的军事防御就是以保卫中原核心区为目标；然而唐太宗开始将国家扩及到周边外围广阔的草原和西域，所以都护府、行军这套体系就从内地走向了边疆。军事制度围绕国家政治的走向，这个特性表现得十分明显。

走向边疆，就意味着唐朝接触和控制的人口增加，尤其是那些汉人以外的族群融进了王朝之中，国家规模扩大的实质是族群的多样化。说到底，军事制度的变化，是唐朝胡汉民族和疆土扩大的结果。我们前几讲所说唐太宗、唐高宗不断用兵周边，试图将中原以外地区各种胡系势力纳入到王朝的控制之下，以达成大一统之局面，由此出现胡汉内外兼具的双重或多重景象，以及胡系势力成为唐廷处置的重要问题，等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六，王朝局势变化是军事制度变化的内在因缘。

这种一统化的局面持续不到50年，就因突厥降户的反叛、吐蕃的不断进攻和其他势力的反复动荡，维系不下去了，于是草原又成为突厥的天下，周边各种势力重新脱离朝廷的控制，原来的军事防御体系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朝廷就将小股分散的边军、游移不定的行军改造成为以驻守特定地区、进行有针对性防守的节度使体系。为了提高效率，朝廷将原有的直接任命将领的那种权力转给了节度使本人，让他统辖所在地区的军事、民政和经济财政，集多权于一身。安禄山之所以有能量调动三镇兵马转而对抗朝廷，就是这个机制赋予他这个节度使职位的权力导致的。

我们清楚地看到：朝廷将它自身的一部分军权转授给军队将领，目的是通过他们防守边地保卫中原核心腹地的安全；但授予职务的同时并没有形成对这些将领进行相应控制的机制，将领一旦统辖自身所属军队滋扰闹事，朝廷就很难应付。军队士兵之所以听从将领的命令，正是他们身系和依附于将领的结果。这一系列旨在防边的体制性改变，导致权力跟着发生了转移。这种情形恐怕是唐廷未能预料得到的。授予将领以军权，附加以民政管理和财税征收之权，军队将领不再频繁更换，自然就能形成将士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加强军队战斗力的同时，节度使个人权力也迅速提升。显然，节度使权力的上升是形势演变的结果。至于安禄山一人掌控三节度，并非常象，与他受玄宗皇帝的信任有关，具有一定偶然性。

第七，安史之乱的制度性牵连。

这样看来，节度使体系的建构，表面上是军队结构的变化，背后支配它的，还是周边胡系势力及政权与唐廷变化了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唐朝与控制下的非汉系民族或族群势力如何调整彼此的关系、如何维系或者说是分开还是合在一起，这才是军事制度变迁、安禄山叛乱之生发的内层制约要素。长话短说，就趋势而言，唐朝立国后它所面临的诸多任务之一，就是整合魏晋以来中原、周边的胡汉关系，它以羁縻府州、正州正县的行政建置，都督府、都护府与军镇的布防，以及胡汉官职的配备等措施，试图将周边的胡系势力纳入到王朝国家的结构之内，从而建设巨型的王朝并使其臻至极盛，这是唐朝统治集团奋斗的目标，唐朝也的确达到了这个目标。然而周边势力反复无常，内外兼统需要的资源之多和能量之大，超出了唐朝所能维持的限度，最终以周边势力的兴盛或再度崛起而破局。节度使体制是朝廷为应对这种破局采取的制度性防范举措，但它赋予军队将领无限的权利被安禄山们所利用，才有了叛乱的发生。这是我们对安史之乱出现的基本看法。

第三节  安史之乱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安禄山叛乱产生的影响，不仅直接关系唐朝，也波及到后世，具体而言，有这么几个层面值得注意：

首先，是朝廷控制的能力下降，节度使分权乃至专权。

要说对唐朝打击最大的，还是朝廷控制全国的那种局面被打破了。代宗即位以后虽然最终镇压了叛乱，但那是朝廷与叛军相互妥协的结果。代宗下令：除了为首者不在赦免之外，凡属归顺者不论地位高低，既往不咎。这样下来，叛乱宣告结束，叛军将领投降后，不少人被任命为河北和其他藩镇节度使。在这前后，节度使早已遍布全国内外，他们跟朝廷的关系十分复杂，其中多数听从朝廷号令，驻守一方承担社会治安、向朝廷提供赋税的责任；也有不少处心积虑地聚集力量、固守地盘以自保，与朝廷若即若离；更有甚者如同河北三镇那样公开叫板和对抗。学者们喜欢将这些态度迥异的节度使（后期通常称作“藩镇”）划分成不同类型，如张国刚教授就分作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等四种，这是分类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分类的好处是将这数十个节度使的特点简明扼要地呈现出来。

上面曾讨论唐朝建国的基本步骤，即以关中为核心宰制山东，面向江南，进而构建王朝的整体布局。这本身就建立在区域化基础之上，一旦建立一统化王朝，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要试图消除这种非均衡状态，达到全国的上下统一。当朝廷的能力增强之时，区域化现象削弱的步伐就会加快；反过来，当朝廷的控制减弱，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区域化现象的再度出现和壮大。唐朝后期，区域化的主要表现，就是节度使控制的地区逐渐增加，自身的独立倾向随之强化，这在河朔、山东、中原等地都有突出的表现。节度使（藩镇）权利的加强，就意味着朝廷权利的削弱。这成为唐后期政治局面的关节点。

到了唐朝末年，唐僖宗时期发生的黄巢造反，对唐廷的冲击雪上加霜，各地节镇在朝廷调集他们征讨的过程中势力进一步坐大；最后连长安周边的节镇都纷纷拥兵自重，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把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朝廷的权威至此丧失殆尽，一统格局的景象湮没无闻，这说明，唐朝的合法地位丧失了。

其次，是区域性势力分割的加强与逐步实态化。

内地节度使藩镇势力坐大的同时，出现了胡系势力与所在特定地区紧密结合进而扩大自身势力的现象。这些胡系为主的势力多集中于中原的周边外围地带，他们通常利用朝廷授予的节度使这一职务刻意强化自己，在后期朝廷控制能力弱化的时候，逐渐形成了盘踞在某一特定地区的胡汉联合势力，譬如固守在华北北部、东北西南部的契丹，盘踞在都城长安北部河套地区的党项，此前就蜗居云贵高原的南诏，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的回鹘，乃至固守代北的沙陀，等等。这些胡人（或胡汉）武装之崛起和壮大，与中原内地藩镇势力的兴盛，可谓内外呼应，都是朝廷控制力下降的表现。

我们上面曾说唐朝建国本身就是融合胡汉势力并整合魏晋以来多民族、多部族势力进而统合为一的，唐朝前期的融合大致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比较稳妥地整合了部分族群，此前的一些部族和胡人，经过隋唐的衍化，最终消解于其他民族（尤其汉人）之中。比如稽胡这一名称，唐朝前期就不再出现于史籍文献之中了。另一个则是随着唐朝的整合，有不少胡系群体虽参与王朝的统辖，但仍保留自身的文化属性，突厥、铁勒、契丹就是典型。还有吐蕃这类新兴势力，与唐朝纵横捭阖。这表明，随着唐朝建国之后形势的发展变迁，胡汉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那些旧有的胡汉差异消解殆尽的同时，新型的胡汉关系又再度萌生。除了上面例证之外，沙陀人的迁徙也颇有代表含义。

他们原本活跃在天山北麓，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开始介入并控制沙陀。但他们难以忍受，决定举族内迁唐朝，虽然在吐蕃军队的追击下损失惨重，但他们最终步入唐朝的控制地区，从长安北部的灵州（治回乐，今宁夏吴忠西）再转往代北，于唐末的复杂激荡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以雄踞代北并参与王朝、地方的角逐发展和壮大。待唐朝被节度使朱温推翻之时，他们与各地节镇将领开始了独立建国的步伐，最终取朱梁而代之。

第三，一统化局面的再度形成需要后来者。

上面谈论的内地节度使、边地胡系藩镇两种势力的崛起，从内外两个层面严重削弱了唐朝中央的权威，唐朝因此而瓦解。五代十国政权的建立，本质上是节度使势力坐大的结果。周边外围地带兴起的胡系势力及其建立的政权，情况复杂，既有党项人西夏这样直接源自节度使势力的，也有契丹这样依托自身势力坐大的王朝，回鹘诸王国更是草原帝国前后沿承的典型再现。内外两种类型的政治势力，它们所选择的道路和今后的方向，也因政治形势、地缘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中原汉地的五代十国，最终重新纳入到北宋的一统天下。在它的控制下，节度使分权的现象终被遏止，皇权重新伸张，中央政府管理的能力再度恢复。北宋治理国家的模式虽与唐朝有别，但它源于唐朝的文化血脉则清晰可见，宋人也的确从唐朝那里承续了法统，使它得以“名正言顺”地序列于中国的王朝架构之中。

辽、西夏、大理、回鹘诸王国同样从唐朝那里吸收了不同的养分，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唐朝法统，但这些胡系势力更多地与中原外围地域有效结合，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形则是，无论是北宋的外出征战，还是辽兵的大规模南下，都没有达到如同7世纪前期的唐朝那样，将对手兼并进入自己构建的王朝之中。事实表明，以地域固态呈现的这些王朝，统合对方的心态虽很强烈，但政策、手段和实力等却略逊一筹而终成千古之恨。一统化王朝再度形成的重担，既没有落在赵匡胤家族的两宋肩上，也没有由朱元璋创立的明朝所承载，而是由蒙古贵族开创的元朝和满族贵族的清朝所肩负。

第四，是文化的转型和认同的变化。

安史之乱对人们的思想文化以及胡汉认同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在唐朝后期也很明显。前面我们曾说这是一场以武力推翻唐朝的叛乱，这应该没有太多疑问。但叛军的为首者和跟从者中有不少粟特、突厥、契丹等群体或个人，这也毫无疑问；尤其是领头的安禄山、史思明，他们粟特人的身份，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胡人势力兴盛导致政局动荡的印象，这也是很分明的。胡汉的联系是前期社会的重要特征，然而这种畛域的不分经过安史之乱的涤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就中央而言，叛乱给朝廷带来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军队将领的不可靠；第二给社会带来的印象则是胡人的不可信。随之而来，中原地区出现了一股敌视胡人的气氛，似乎延续了整个后期。在这种氛围下，前期那种胡汉相融、彼此不分的场景，就被华夷有别的思潮所替代，直至衍变成为宋朝的内外分明、胡汉界限悬隔的程度，这在史籍文献中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视为“外国”的书写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以至于今天有的学者将宋朝的发展视作走向内在，或者汉人的民族主义兴起之本源，等等，这一切溯本追源，与安史之乱有着不可分解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