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 吴钩 |“新旧”还是“左右”：宋朝的另类党争（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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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宋朝圣旨与明清圣旨的差异，这一讲的话题还是与宋代的政治有关，要来讲讲宋代的朋党、党争。

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朋党、党争，比如东汉末年，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党争，演变成“党锢之祸”；唐朝有“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为领袖，李党以李德裕为领袖；明朝则出现了类似东汉“党锢之祸”的党争：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相争。那么宋代的朋党与党争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值得拿出来讲一讲？

宋朝朋党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朋党。首先，不管是汉唐，还是明清，朝中虽有朋党的事实，但朋党中人却不敢自称结党，因为朋党、党争是犯忌的事，“朋党”一词也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但在宋朝，开始有士大夫为“朋党”正名。

庆历年间，仁宗皇帝与执政团队论及朋党之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朋党既不可禁，也不为害[①]。范仲淹的同僚欧阳修还特别写了一篇《朋党论》，说志同道合的君子结成一个团体，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治理天下，也离不开君子之党。这是公开鼓吹朋党。

欧阳修

欧阳修的观点，在宋代得到宽容对待，皇帝也没有反驳他。在几百年后，却惹恼了清朝的雍正，这名专制君主说：如果欧阳修今日发表《朋党论》，朕必定狠狠治他个妖言惑众之罪[②]！欧阳修应该庆幸他生在宋王朝，若是生在大清的康雍乾盛世，恐怕早就被砍掉脑袋了。

这是宋朝党争的第一个特点，开始有人公开地从正面评价朋党。

宋朝党争的第二个特点是，参与党争的两派士大夫，往往私人关系还不错，甚至是好朋友、亲兄弟，比如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个是旧党领袖，一个是新党领袖，但他们私下里也是好朋友。王安石与王安国是一对兄弟，但王安国却反对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台湾学者蒋勋先生说：“王安石跟苏轼、跟司马光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争论，形成党争……他们上朝意见不和，下来还是好朋友，王安石跟苏东坡常常在一起写诗，一起下棋，可是上朝的时候你是新党，我是旧党，清清楚楚。我想这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有的开明的状况。”

蒋先生的描述可能有点理想化，但确实点出宋朝党争独有的一大特色。反观东汉的“党锢之祸”，晚明的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之争，那可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要置另一方于死地。不过，北宋的党争发展到后期，也开始恶化，出现了将对手列入黑名单的极端做法。

宋朝党争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士大夫派系的分化与私人恩怨毫无关系，只因为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巨大差异，才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的政治主张保守一些，是保守派；另一方则激进一些，是变法派。

从熙宁变法到北宋覆灭的五六十年间，新旧二党各执一见，展开激烈的政治竞争，都在争取将本党的政治主张确立为“国是”。国是，国家的国，是非的是，就是基本国策的意思。一旦哪一派的政策主张被确立为“国是”，那么理所当然，这一派便获得了执政权，另一派的人则通常下野、退隐——他们不必担心会因为政见不同而被诛杀。直到另一派说服君主变更“国是”，他们才回到朝廷执政，而原来的执政团队则集体下野。

对比其他王朝的朋党，不管是汉代的士大夫清流与宦官集团，还是唐代的牛党与李党，还是明代的东林士子与宦官集团，都不是以明确的政见差异进行区分，而是基于私人感情、私人利益形成朋党。

宋朝的新党与旧党不但以政见的差异分成两个派系，而且，从政见来看，新旧党就如近代的左右派。我讲一个小故事：

宋徽宗刚刚当皇帝时，曾经想调和新旧党之争，所以任命保守派的韩忠彦与变法派的曾布为宰相，兼用新旧党。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十一月，有一个叫做邓洵武的起居注官，鼓动宋徽宗重用新党，接续父兄的变法大业。徽宗的父兄就是宋神宗与宋哲宗。邓洵武这么说：“陛下是神宗皇帝之子，当今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当年神宗皇帝推行新法，韩琦坚决反对；如今韩忠彦当宰相，废罢先帝的新法，如此看来，韩忠彦作为韩琦的儿子，能发扬父志，而陛下作为神宗皇帝的儿子，却不能继父志也。”这个邓洵武的父亲邓绾，也是神宗朝的新党中人。如果徽宗能够恢复新法，他邓洵武自然也可以发扬父志。

为了说服徽宗，邓洵武又献上一幅图，更准确地说，是一张图表，图上列了一份新旧党任职统计表格，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个类别，分为左右两栏，左栏为新党中人，右栏为旧党中人。只见右栏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左栏的名字则寥寥无几[③]。

邓洵武用这个表格告诉徽宗，这几十年前，朝政基本上都被保守派占据了，皇上您若要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就应当起用变法派。

你注意到了没有？邓洵武将旧党名单列于右边，将新党名单列于左边，我们运用政治学光谱的知识，马上便会发现，这个左右之分，居然非常符合今日人们对于左派、右派的界定。因为宋神宗年间，新党与旧党在朝堂上发生过多次政策辩论。这些政策辩论，看起来就像是现代国家议会上左右派之间的争辩。

你若不信，请听我细说。新党力主变法，认为“祖宗不足法”，就如美国左翼领袖奥巴马喊着“改变”上台，王安石也是以一揽子变法方案获神宗赏识，而成为执政官。而旧党则与近代保守派一样，更希望传统与惯例得到尊重，他们倒不是反对改良，只是不赞同激进的变革，就如司马光说：“治理天下就如修建房屋，有破漏的地方可以修补，如非完全破坏，不应该拆掉重建。”

新党追求国民财富分配的平等，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试图运用国家的强制力与财政资源，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阻止贫富悬殊。这一主张，跟近代左翼政党并无二致。而旧党显然更注意对富民阶层的财产权保护，如苏辙认为，贫富分化是天经地义的，你王安石凭什么打着救济贫民的旗号剥夺富民的财产？观点与近代右翼政党如出一辙。

新党又主张强化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预市场，介入市场。熙宁变法中的“市易法”，简单地说，就是在城市、城镇设立商业银行，向商户发放贷款，收20%的年息；“均输法”则是设立国营贸易公司；“青苗法”呢？是国家成立农村小额扶贫银行，向农民放贷，当然，也要收利息，一年20%。新党的这些经济政策受到旧党的猛烈抨击，比如旧党中人认为，国家当了放贷的金融商，那是与商人发生了角色错位，市场的应当归市场，官方不要插手介入。显然，旧党更加赞同自由经济。

同所有的保守主义一样，旧党更强调道德秩序，也更愿意服从道德的约束，他们每每以“君子”自任，而以“小人”攻击新党。新党中的王安石本人固然品行无可挑剔，但他看起来就跟左翼自由派一样不太关心个人品德，因为在他的阵营中，确实集合了一班品行低劣之人，如李定、舒亶、吕惠卿、邓绾、曾布。

更能体现宋代新党之左派色彩者，是他们的“国家福利”政策。我们现在都知道蔡京是奸臣，但未必知道蔡京执政之时，曾力推“国家福利”，如建造福利养老院、福利医院、福利公墓，贫民的生老病死，由政府给予救济。北宋福利制度非蔡京首创，却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达至鼎盛。蔡相罢相之后，福利制度也随之收缩。

我们回过头去看新旧党的这些争论，真的会觉得有点像近代议会上左派与右派的大辩论。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宋朝的新党好比是一个左翼党派，旧党好比是一个右翼党派？

好了，今天的话题先讲到这。下一讲，我们的话题要转到宋朝的法律制度上，看看宋朝的法制与其他王朝的有什么不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一集再见。

[①]出自欧阳修《朋党论》；

[②]《雍正朝实录》：“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异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

[③]《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七：“壬午，三省奏事讫，曾布独留，进呈内降起居郎邓洵武所进《爱莫助之图》，其说以为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之者。其图如史书年表例，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绍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绍述者，执政中唯温益一人，其馀每隔止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之属而已。右序举朝皆在其间，至百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