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 吴钩 |“新旧”还是“左右”：宋朝的另类党争（原声）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观乎文化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是吴钩，由我为你主讲宋朝的历史大变局。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宋朝圣旨与明清圣旨的差异，这一讲的话题还是与宋代的政治有关，我们要来讲一讲宋朝的朋党、党争。

几乎每一个王朝都会有朋党、党争，比如东汉末年，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党争，演变成“党锢之祸”；唐朝有“牛李党争”，牛党是以牛僧孺为领袖，李党以李德裕为领袖；明朝则出现了类似东汉“党锢之祸”的党争：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相互争权。那么宋代的朋党与党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值得拿出来讲一讲呢？

我们认为，宋朝朋党不同于其它王朝的朋党。为什么？有几个理由。首先，不管是汉唐，还是明清，朝中虽然有朋党的事实，但是朋党中人却不敢自称为结党，因为朋党、党争是犯忌的事情，“朋党”一词也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是同义的。当然在晚明的时候，当时的东林党人也为这个朋党正名，只不过那个时候明王朝也差不多灭亡了。

最早为朋党正名的事发生在宋代。宋朝就开始有士大夫为“朋党”正名。比如庆历年间，仁宗皇帝与执政集团在讨论朋党的时候，当时的参知政事范仲淹他说：朋党既不可禁，也不为害[①]。范仲淹的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还特别写了一篇《朋党论》。在这篇《朋党论》中，欧阳修说，志同道合的君子应该结成一个团体，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也离不开君子之党。这是公开鼓吹朋党。

欧阳修

欧阳修的观点，在宋代得到宽容对待，仁宗皇帝也没有反驳他。想不到在几百年后，就惹恼了清朝的雍正皇帝。雍正说：如果欧阳修今天发表这样的《朋党论》，朕必定要狠狠治他个妖言惑众之罪！所以欧阳修应该庆幸他生活在宋王朝。如果他生活在大清的雍正王朝，恐怕早就被砍脑袋了[②]。

上面是宋朝党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开始有人公开地从正面来评价朋党。

宋朝党争的第二个特点，是参与党争的两派士大夫，往往私人关系都很不错，甚至是好朋友、亲兄弟，比如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个是旧党领袖，一个是新党领袖，但他们私下里是好朋友。王安石与王安国是一对兄弟，但王安国却反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台湾学者蒋勋先生曾经说：“王安石跟苏轼、跟司马光可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争论，形成党争，……他们上朝意见不和，下来还是好朋友，王安石跟苏东坡常常在一起写诗，一起下棋，可是上朝的时候你是新党，我是旧党，清清楚楚。我想，这在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非常少有的开明的状况。”这是蒋勋先生说的。

蒋先生的描述可能有点理想化，但确实点出了宋朝党争独有的一大特色。反观东汉的“党锢之祸”，晚明的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的争斗，那可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要置另一方于死地。不过，北宋的党争发展到后期也开始恶化，出现了将对手列入黑名单的极端做法。

宋朝党争的第三个特点，是士大夫派系的分化与私人恩怨毫无关系，他们之所以分化，是因为在政治主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才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的政治主张保守一些，是保守派；另外一方则激进一些，是变法派。

从熙宁变法到北宋覆灭的五六十年间，新旧两党各执一端，展开激烈的政治竞争，都在争取将本党的政治主张确立为“国是”。“国是”，以前我们讲过，就是基本国策的意思。一旦哪一派的政策主张确立为“国是”，那么理所当然，这一派便获得了执政权，另一派的人却通常要下野，或者退隐——他们不必担心会因为政见不同而被诛杀。直到另一派说服皇帝变更“国是”，他们才回到朝廷执政，而原来的执政团队呢，则集体下野，有点像政党轮替。

对比其他王朝的朋党，不管是汉代的士大夫清流与宦官集团，还是唐代的“牛党”与“李党”，还是明代的东林士子与宦官集团，他们都不是以明确的政见差异进行区分，而是基于私人感情、私人利益形成朋党。

宋朝的新党与旧党不但以政见的差异分成两个派系，而且，从政见来看，新旧党就如近代的左右派。真的是这样吗？我讲一个小故事：

宋徽宗刚刚当皇帝的时候，曾经想调和新旧党之争，所以他任命保守派的韩忠彦与变法派的曾布为宰相，兼用新旧党。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的十一月，有一个叫做邓洵武的官员呢，鼓动宋徽宗重用新党，接续父兄的变法大业。徽宗的父兄就是宋神宗与宋哲宗。邓洵武是这么说的：陛下是神宗皇帝的儿子，当今宰相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当年神宗皇帝推行新法，韩琦坚决反对；如今韩忠彦当宰相，废掉了先帝的新法，如此看来，韩忠彦作为韩琦的儿子，能够发扬父志；而陛下作为神宗皇帝的儿子，却不能继承父志——暗示宋徽宗有点“不孝”。这个邓洵武的父亲叫做邓绾，也是神宗朝的新党中人。如果徽宗能够恢复新法，他邓洵武自然也可以发扬父志。

为了说服宋徽宗，邓洵武还献上了一幅图，更准确地说，是献上了一张图表，这个图表列了一份新旧党任职统计表格，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个类别，分为左右两栏，左栏是新党中人，右栏为旧党中人。只见右栏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左栏的名字却寥寥无几[③]。

邓洵武用这个表格告诉徽宗，这几十年来，朝政基本上都被保守派占据了，皇上您要是想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的话，就应该起用变法派。

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邓洵武将旧党名单列于右边，新党名单列于左边，我们运用现在政治学光谱的知识，马上就会发现，这个“左右”之分，居然非常符合今天人们对于左派、右派的界定。事实上，宋神宗年间，新党与旧党在朝廷之上发生过多次政策辩论，这些政策辩论，看起来也很像是现代国家议会上左右派之间的争辩。

你要是不信，请听我细说。比如新党主张变法，认为“祖宗不足法”，就如美国左翼领袖奥巴马当年喊着“改变”上台，王安石也是以一揽子变法方案获得神宗皇帝的赏识，而成为执政官。而旧党则与近代的保守派一样，更希望传统与惯例得到尊重，他们倒不是反对改良，只是不赞同激进地变革，就如司马光说过：治理天下就如修建房屋，有破漏的地方可以修补，如果不是完全破坏，就不应该拆掉重建。

再比如说，新党追求国民财富分配的平等，但是变法的目标之一，就是企图运用国家的强制力与财政资源，来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防止贫富悬殊。这一主张，跟近代左翼政党并没有两样。而旧党显然更注意对富民阶层的财产权保护，比如苏辙认为，贫富分化是天经地义的，你王安石凭什么打着救济贫民的旗号来剥夺富民的财产？这观点与近代右翼政党一模一样。

再比如说，新党主张强化国家财政的吸取能力，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预市场，介入市场。熙宁变法中的“市易法”，简单地说就是在城市、城镇设立商业银行，向商户发放贷款，收20%的利息、年息；“均输法”是设立国营贸易公司；“青苗法”，类似国家成立农村小额扶贫银行，向农民放贷，当然，也要收利息，一年20%。新党的这些经济政策受到旧党的猛烈抨击，比如旧党中人认为，国家当了放贷的金融商人，那是与商人发生了角色错位，市场的应该归市场，官方不应该介入，不应该插手。显然，旧党更加赞同自由经济。

还有，同所有的保守主义一样，旧党更强调道德秩序，也更愿意服从道德的约束，他们总是以“君子”自任，而以“小人”来攻击新党。新党中的王安石本人，固然品行无可挑剔，但他看起来就跟左翼自由派一样不太关心个人品德，因为在他的阵营当中，确实集合了一些品行低劣的人，比如像李定、舒亶、吕惠卿、邓绾、曾布。

更能体现宋代新党的左派色彩的地方，是他们的“国家福利”政策。我们现在都知道蔡京是奸臣，但未必知道蔡京执政的时候，曾经力推“国家福利”，比如建造福利养老院、福利医院、福利公墓，贫民的生老病死，都由政府给予救济。北宋福利制度当然并不是蔡京首创的，却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达到的鼎盛状态。而当蔡相罢相之后，这些福利制度也随之收缩。

我们回过头去看宋代新旧党的这些争论，真的会觉得有点像近代议会上左派与右派的大辩论。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宋朝的新党好比是一个左翼党派，旧党好比是一个右翼党派？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的话题要转到宋朝的法律制度上，看一看宋朝的法制与其他王朝的有什么不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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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自欧阳修《朋党论》；

[②]《雍正朝实录》：“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异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

[③]《续资治通鉴》宋纪八十七：“壬午，三省奏事讫，曾布独留，进呈内降起居郎邓洵武所进《爱莫助之图》，其说以为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之者。其图如史书年表例，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绍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绍述者，执政中唯温益一人，其馀每隔止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之属而已。右序举朝皆在其间，至百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