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9 吴钩 | 有错必罚：宋朝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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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宋朝繁复、周密的司法程序，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司法程序再严密，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避免错案、冤案。宋朝当然也会发生冤错案。

下面我就来讲一起发生在北宋的冤案。宋仁宗年间，陇州（即今天的陕西陇县）下面的陇安县，有一个叫庞仁义的平民突然跑到县衙，检控马文千、高文密等五个人是杀人越货的劫盗。陇安县尉（相当县警察局局长）董元亨，立即就逮捕了马文千、高文密等人，交到县的法庭审讯。那个庞仁义又指使他的妻子与小妾作伪证，指证赃物，坐实了马文千等人的罪名。

县衙破案心切，动用了刑讯。嫌犯之一的高文密大概因为熬不过来，死于狱中。其他四个人则画押认罪。案子经过陇州法院的复审，判处马文千等四个人死刑。马文千的父亲上诉至陇州知州那里，但知州孙济却不予受理。经过一系列法定程序之后，马文千四个人被执行了死刑。恰好这个时候，邻近的秦州（今甘肃天水）捕到真的盗贼，司法系统这才发现，马文千等人原来是冤死的。

既然发现了冤案，接下来该怎么办？

宋朝政府立即展开两项工作，一是调查、问责，查清这个冤案是什么人造成的，再追究责任。在宋代，政府已建成一套详备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今天我们要理解这套制度，首先了解四个概念：“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这是四种类型的司法犯罪。简单地说，故入人罪，是指司法官徇私枉法，故意将无罪之人判有罪，或将轻罪判为重罪；故出人罪则是指司法官故意为罪犯开脱，将有罪的人判无罪，或者将重罪轻判；失入人罪，是指司法官因过失，误将无罪之人入罪，或者将罪轻者重判；失出人罪，则是指司法官因为失误，将有罪之人判无罪，或将重罪之人判成轻罪。

宋朝对这四种错判的责任追究，有着重大差别。故入人罪与故出人罪是因为故意犯罪，受到的处罚最重，处罚的基本原则是以同罪反坐。比如一名无辜者被故意判了死刑，以后冤案若被发现，则故意错判的法官也将被判死刑。

受处罚最轻的是失出人罪，甚至在很长时间，宋政府对失出人罪的司法官都不问责。问责制度这么设计，是为了贯彻“罪疑惟轻”的司法理念。因为面对一起有疑点的案子，“失出”——判得轻了，不问责；“失入”——判得重了，要追责，法官当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宁可失出，不可失入。从司法的实际效果看，这跟现代司法制度强调的“疑罪从无”是差不多的。

宋政府对失入人罪的处罚，要比对失出人罪重得多，按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的一项立法，凡司法机关失入人死罪，如果被错判死刑的犯人达到三名以上，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刺配千里外牢城”；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开除公职）、“编管”（限制人身自由）；负次要责任的法官“除名”，除名就是开除官籍，有的还不再叙用，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开除公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追夺职称、勒令停职）。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达到两名，则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将被发配到偏远的边疆；负首要责任的法官“除名”；负次要责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勒停”（勒令停职）。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只有一名，负首要责任的狱吏发配千里之外；负首要责任与次要责任的法官要“勒停”；负第三、第四责任的法官“冲替”，就是调离本职的意思。

以上对法官的处罚“遇赦不援”，即碰上国家大赦，也不给予赦免处罚。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陇州冤案[①]，就是一个失入人死罪的案子，被错判死刑的无辜者有四个人，这不可能不追究责任。最后，责任调查清楚，陇州判官李谨言、推官李廓、司理参军严九龄（均为陇州的法官）、陇安县的县尉董元亨，对五人冤案负直接责任，一并被开除公职，发配到广州服役；陇州司理院的狱吏被杖脊，刺配沙门岛；陇安县狱吏就被刺配广南牢城；对冤案负有连带责任的知州孙济，被贬到烟瘴之地雷州当一名小官。

此时正好遇上国家大赦，但宋仁宗还是没有赦免孙济等人之罪责，严惩了错案责任人。仁宗皇帝又给各地州县下了一道诏书，申明自今往以，法官鞫狱，如果冤枉了好人，必定严惩无赦。

在追究法官责任的同时，宋政府还做了另一项工作，就是给受害者家庭发放经济补偿。仁宗皇帝下诏，本案冤死者的家庭，“赐钱粟，免三年差役”。“赐钱粟”，就是赐给钱物与粮食，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赔偿”。当然宋朝并没有“国家赔偿”这样的说法，但说成是对冤错案家属的经济补偿，是没问题的。

在宋代，冤案平反之后，含冤的人或其家属可以得到一份经济补偿，并不是只有陇州案一个特例，而是相当常见。我前几年曾搜集到一些事例。这里介绍两个：

一个案例发生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当时有一份来自边关发往朝廷的军事密函，在传递过程当中居然被人私自拆封，并塞了一封匿名信。当时出于保密的需要，宋朝的军事情报必须装在密封的竹筒内传递，叫做“递筒”，任何人私自拆开递筒，都是严重触犯法律的行为。但现在竹筒里面的密件竟然被调包，朝廷当然震惊，彻查下来，获悉是池州的递卒，就是送快递的士兵，叫做汪青，私自拆开了递筒。

当时宋朝与金国在边境对抗，汪青触犯了军纪，后果很严重，所以被判了斩刑。几年后，却发现原来是其他递卒偷拆了递筒，朝廷这才知道汪青是冤枉的，被冤杀了。

既然是冤案，对法官的责任追究是免不了的。当年主审汪青案的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他并不是一个糊涂官，曾平反岳飞案。他对汪青案的错判应该是无意的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问责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赵粹中受了处分，其他有牵连的法官与狱吏也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责罚。

同时，宋孝宗下诏，给冤死的递卒汪青家“衣粮十五年”，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以弥补汪青之案。这个“给衣粮十五年”，就是宋朝政府给予冤错案死者之家属的经济补偿[②]。

就我搜集到的案例来看，这类经济补偿在“冤死案”的平反过程中最为常见。那么未死人的冤案是不是就没有经济补偿呢？也不是。来看第二个例子：

北宋雍熙年间，宦官何绍贞出外办事，办好了回京，走到开封府辖下的中牟县，天色未明，见到几个人手持武器，行走于路旁。何绍贞怀疑他们是盗贼，便将他们抓起来拷问，这些人受不了刑讯之苦，供认是盗贼。然后何绍贞押着他们回到京城。宋太宗得悉，先是非常吃惊，继而想到，这些人虽然手持武器却未闻有抢劫的行为，如果真为劫盗，怎么可能束手就擒？因此，太宗皇帝命令开封府来调查此案，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

开封府最后查清楚了，原来这些人都是中牟县的县民，因为要到嵩山拜神祈祷，连夜赶路，所以带了武器作为防身之用。宋太宗接到开封府的结案报告说：“差点冤枉了好人。”下诏将无事生非的何绍贞抓起来治罪，几名受了冤枉的县民，则各赐茶卉、束帛，遣送回家。这里的茶卉、束帛，也类似于经济补偿[③]。

当一宗冤案平反后，官府能够给受害者家庭作出经济补偿，毫无疑问是人道主义的体现。虽然这还不能说是司法赔偿制度，但是，如果宋朝的冤案补偿惯例得以延续下去，假以时日，未必就不能演化出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司法赔偿制度。

可惜的是，这一经济补偿的惯例宋后便中断了。我在明清时期的冤错案当中未能找到经济补偿的记载。不妨来看一看清末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小白菜被人诬告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亲夫，两人含冤入狱，受尽酷刑，审到最后，法官大人说，你们并未杀人，回去吧。既没有对含冤者受过的苦表示道歉，更没有作出任何经济补偿。不但如此，还将小白菜打了八十大板，革了杨乃武功名以抵刑罚[④]。因为法官大人认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关系不清白，才惹出了这一档官司。

从有经济补偿到没有经济补偿，这一小小的历史变局真令人感到大大的遗憾。好了，我们对宋代法制文明的讲述，到此告一段落。下一讲，我们要来讲一讲宋王朝最后覆灭的一些细节，它居然与吴钩老师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奇妙的联系。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一讲再见。

[①]见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夏四月戊寅，贬屯田员外郎、同判陇州孙济为雷州参军；军事判官李谨言、推官李廓、司理参军严九龄、陇安县尉董元亨并除名，配广州衙前。先是，陇安县民庞仁义诬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为劫盗，元亨即逮系文千等，仁义且教其妻妾认所盗赃。既而文密掠死狱中，余遂诬服。文千父诉於州，济权领州事，而不为理。文千等既抵死，而秦州乃捕得真为盗者。济等会赦当原，上怒，特远贬之，司理院狱吏仍杖脊配沙门岛，县吏刺配广南牢城，文千等五家皆赐钱米，复其役三年。因下诏曰：「陇州论平民五人为劫盗抵死，主者虽更赦，已悉致於理。自今亲民掌狱官，其务审狱情，苟或枉滥，必罚无赦。」”

[②]《宋史》：“壬寅淳熙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是月，赈两浙饥。初，池州汪青坐盗发递，青诛后，他卒事觉，知非青罪。诏失入官吏赵粹中落职，余责罚有差，青家支给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

[③]见载《宋太宗实录》卷三十二：“（何绍贞）护送宫人诣永昌陵，还至中牟，天未明，见数人持兵行道旁，绍贞疑其盗，捕而笞掠之，人不胜其苦，皆自诬服，缚送致京师。上初闻甚惊，既而思之曰：‘此人虽持兵，且未见劫盗之状，假令为劫，岂绍贞能制而缚之乎？’因令送开封府鞫之，及狱成，果县民诣嵩岳祈祷，以兵自防耳。上大骇曰：‘几险平民于法！’各赐茶卉、束帛而遣之。”

[④]载于《杨乃武案审结奏折简述》：“讯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又复诬指何春芳在葛家之玩笑，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实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葛毕氏捏供与杨乃武商令谋毒本夫，讯因畏刑所致，惟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他议，虽无奸私实据，实属不守妇道，拟杖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