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 吴钩 | 套在宋朝皇帝身上的10道“绳索”（原声）

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观乎文化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是吴钩，由我为你主讲宋朝的历史大变局。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要来谈谈宋代的政治制度。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宋朝皇帝受到的种种约束。在帝制时代的政治中，皇帝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帝王高高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许多朋友可能会因此认而为，那皇权一定是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的。所以现在人们一说到皇权，总是会用到“皇权专制”这样的固定组合。在秦始皇时代，或者是在朱元璋时代，或者是在清代的乾隆时代，也许皇权确实是专制的。但是在宋朝，皇帝几乎是不可能搞什么“皇权专制”。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我过去读书所得到的一个印象：一直以来，许多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和通俗的历史写作者都认为，宋代是一个“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加强”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说法。但是我这几年留心宋朝政治，却有一个发现：宋代的君主如果想搞专制，那么他在法理上、在制度上以及在权力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

我仔细考究过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放在历代王朝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完备的，既有其它王朝共有的制度约束，也有其它王朝所没有的制度约束。宋朝三百多年，我们可以从宋朝找出比较平庸的皇帝，但是独裁专制的皇帝，一个都没有。倒是专权的宰相出现了一大串，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很长名单：从北宋的丁谓、王安石、蔡京，到南宋的秦桧、韩侂【tuō】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等，可以说宋代没有很好地解决宰相专权的问题，但是君权则是受到有效限制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宋代的君权受到了哪些限制。

首先我要说的约束皇权的第一种力量，是“天”。天命的天。我们现代人基本上都受过科学教育与理性的启蒙，似乎难以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之心。但是在古代，包括宋代，帝王确实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且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发出警告。可以说，“天”就是古代帝王心目中最不可亵渎的神秘力量。大臣也会利用“天”的力量来约束皇帝的行为。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宋徽宗的时候，执政的变法派为了打击保守派，将保守派列入黑名单，刻在石碑上，竖立在京城与各地，这就是“元祐党人碑”。因为当时保守派在元祐年间执政，所以他们就被称为“元祐党人”。到了崇宁五年（公元1106）的正月，天空就出现了彗星[①]。在古代，彗星的出现被认为是一种“星变”、“灾异”，是上天对统治者表示不满的警告。宋徽宗心里也感到很害怕，赶紧下诏，请大家直言朝政有什么失德的地方。这个时候有官员趁机就上书，劝解皇帝解除元祐党人之禁。宋徽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叫人将“元祐党人碑”推倒，毁掉。

说到这里，你要是以为天上出现一颗彗星就能让皇帝诚惶诚恐，是没有科学头脑的缘故，那也未必。比如在宋代的时候，负责观测天文的官员都已经知道，月食是因为地球挡住了太阳投到月球的光线，而且宋朝人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出月食的时间。但这并不影响宋朝的大臣将月食当成是上天的警告，每当发生月食的时候，皇帝就要反省一下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我觉得这并不是愚昧，而是懂得敬畏。

第二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道理。你讲不讲道理的道理。这里也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宋太祖曾经问宰相赵普，问他天下什么最大？可能爱拍领导马屁的人要跳出来替赵普回答：皇帝最大。但赵普不可能这么说。赵普说：道理最大[②]。道理最大，意味着皇帝不是最大的，皇权也不是最大的。虽然皇帝掌握着极大的权力，掌管着国家暴力，但他并不能代表道理。道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匹夫手里的，当皇帝不占理的时候，就要屈服于道理，屈服于匹夫。

第三种约束宋朝皇权的力量是“誓约”。发誓的誓，约定的约。这是宋代独有的一个制度。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了一块石碑，每一任皇帝继位之后，都要默读石碑上的碑文。这碑文刻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三行文字，第一行：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他犯下的是谋逆大罪，也只能在监狱里赐他自尽，不得当众处斩，也不能连坐旁支。这是因为，大宋的帝位就是从柴氏手上夺来的，所以他要优待前朝的皇室。第二行：不得诛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第三行：子孙若是背叛这两条誓言，“天必殛【jí】之”。殛，就是杀死的意思。就是违背誓言，就要受到天谴的意思。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开国皇帝给子孙立下这么一个誓约的，只有宋朝的赵匡胤一个人。

有人说，誓约只是一个秘密的遗诏而已。我不赞同这个说法。誓约不仅是太祖的遗诏，从碑文的用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是宋朝皇帝与上天的立约。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其实要比一般的遗诏具有更大的约束力。事实上也是这样，两宋三百多年，这一誓约是得到遵守的，皇帝基本上没有诛杀过士大夫，当然偶尔一两个例外而已。

第四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祖宗家法”。宋朝是最注重“祖宗家法”的一个朝代。什么叫“祖宗家法”呢？从字面来看，“祖宗家法”是皇帝的祖宗制订下来的法律，但实际上，“祖宗家法”未必都是皇帝祖宗的意思，而是由儒家士大夫整理出来、包含了一系列习惯法、惯例、故典的制度系统，因为以“祖宗”的名义保存下来，其权威要大于现任君主的权力，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的时候，士大夫集团就会搬出这个“祖宗法”，让现在的皇帝不得不做出让步。

第五种约束宋代皇权的力量，是“条贯”。一条两条的条，一贯的贯。换成现在的说法，就是法条、法律的意思。历代立法到宋代的时候是最为完备的。用南宋一个学者叫陈亮的话来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③]。”也就是说，他说本朝是以法治国的。条贯、法令不单约束官吏与平民，对皇帝的行为也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宋仁宗的妃子很久都没有提升工资——以前的嫔妃是要发月钱的，这个妃子便找皇帝吐槽说：官家，你就不能下一道圣旨，给我们升工资吗？仁宗皇帝说：我下旨是没有用的。妃子说：我不相信，皇上是金口玉言，你说出来谁敢不听？仁宗皇帝说，你要不信，那就试一下。然后亲笔写了一张条子说：给某某妃提一级工资。但管后宫开支的官员将皇帝的这个条子退了回来，说：这不合条贯，我没办法办理。那个妃子只好又向皇帝吐槽：原来皇帝亲笔也是没有用的[④]。

第六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史官”。传统中国的史官制度是非常发达的，皇帝的一言一行、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史官记录在案。北宋的时候有一个叫吕公著的老臣曾经告诫皇帝说：“人君一言一动，史官都会记录下来。如果人君失德，记入史册，就会被万代讥笑[⑤]！”宋太祖的时候，有一天罢朝回宫，就闷闷不乐。内侍就问他，说官家你怎么啦？宋太祖说：“早朝的时候我有一件事做错了，史官肯定会记录下来，所以我现在感到很郁闷。”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一个皇帝很在意他身后的历史声名，他的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第七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什么呢？是“经筵”的制度。经筵，就是教皇帝读书，用意就想通过对皇帝的教化，让皇帝自觉地遵守为君之道。“经筵”就意味着皇帝不是天生圣明，而是要接受儒家士大夫的教化的。

第八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公议”。宋代是比较尊崇“公议”的，用宋朝人自己的话来说，“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⑥]。”议论就是公议，如果皇帝的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抗争。

第九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国是”，国家的国，实事求是的是。这是宋朝特有的制度安排，指的是君主与士大夫集团共同商定、制订出“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宋朝人就称为“国是”。“国是”一旦确定下来，对皇帝、对大臣都有约束力，皇帝想要单方面更改“国是”，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最后，我们要说到对宋朝皇帝权力构成最有力约束的，是第十种力量——中枢的权力结构。宋朝的中枢权力结构有什么特点？我们用宋朝人自己的概念来说明。首先宋朝人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治”就是当时的说法，这两个字，即体现了宋朝权力结构的一大特点：士大夫并不是皇帝统治的工具，而是治理天下的主体。所以，士当以天下为己任。

那么，具体又如何“共治”呢？宋朝人又说：“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⑦]。”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主，就是指天子、皇帝；中书，就是指宰相。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宋朝人的观念中，皇帝尽管处于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但是天子“君临天下”、“统而不治”，皇帝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地执政；国家的治理权应该由一个可以问责、可以更替的政府——就是宰相机构来执掌。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皇帝是不可能专制的。如果皇帝要揽权，往往会被认为是“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侵犯大臣的职权，因而免不了要遭受大臣的抗议。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宋仁宗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内廷有些近侍，犯了罪，仁宗皇帝就亲自作出判决。有一位叫做王贽的谏官就站出来抗议，他说：天子怎么可以如此地亲揽细故？仁宗说：为什么不能呢？王贽说：皇上哪怕是天纵英明，也未必知晓司法的技术，万一裁决出了差错，就会损害司法权威。而且，皇帝亲自当法官，那朝廷要配置专业的司法官员干什么呢？王贽还建议：从今往后，所有涉及内廷近侍犯罪的刑案，都请移交给司法机构依法审判，陛下您就不要插手了。仁宗皇帝听了也不敢逞强，批准了王贽的建议[⑧]。

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对宋朝皇帝与皇权构成约束的力量有：天、道理、誓约、祖宗家法、条贯、史官、经筵、公议、国是、权力结构。我们不妨将它们形容为套在宋朝皇帝身上的10道绳索。宋朝的皇帝可以说是“戴着镣铐跳舞”，没有那么自由，没那么专制。

好了，下一讲，我们还要来说一说宋朝皇帝的圣旨与明清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你觉得宋朝没有建立统一的大帝国和皇权受到强力的制约有关系吗？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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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长竟天。乙巳,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阙失。又诏：“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今既迁谪累年，已足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

[②]《梦溪笔谈》：“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③]见其策文《人法》；

[④]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嫔妃久不得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延不肯行。或对曰：‘圣人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上笑曰：‘汝不信，试为降旨政府。’政府奏无法。上收以示嫔曰：‘凡事必与大臣佥议，方为诏敕。’”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七：“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

[⑥]出自《贵耳集》卷下；

[⑦]出自《宋史》卷一百六十五；

[⑧]《宋史》卷一百五十三：“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谏官王贽言：‘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