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 吴钩 | 套在皇帝身上的10道绳索（女声）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要来谈谈宋代的政治制度。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宋朝皇帝受到的种种约束。在帝制时代的政治中，皇帝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帝王高高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许多朋友可能会以为，既然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尖，那皇权一定是不受任何限制与约束的，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的。所以人们说到皇权，总是会用到“皇权专制”这样的固定词组。在秦始皇时代，或者是朱元璋时代，或者是清代的乾隆时代，也许皇权确定是专制的。但在宋朝，君主几乎是不可能搞什么“皇权专制”的。

一直以来，诸多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与通俗的历史叙述者都认为，宋代是“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但我这几年留心宋代政治，却有一个发现：宋代的君主假如想搞专制，在法理上、制度上以及权力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

我仔细考究过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放在历代王朝中，可以说是最为完备的，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制度约束，也有其他王朝所没有的制度约束。两宋三百余年，从未诞生过一个独裁的君主，倒是专权的宰相出现了一大串，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名单：从北宋的丁谓、王安石、蔡京，到南宋的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等。宋代可能没有很好地解决宰相专权的问题，但君权则是受到有效限制。

现在就来看看宋代的君权受到了哪些约束。

首先我要说的约束皇权的第一种力量，是“天”，天命的天。我们现代人基本上都受过科学教育与理性启蒙，似乎难以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之心。但在古代，包括宋代，帝王确实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可以说，“天”就是古代帝王心目中最不可亵渎的神秘力量。大臣也会利用“天”的力量来约束皇帝的行为。

我举一个例子，宋徽宗时期，执政的变法派为了打击保守派，将保守派列入黑名单，刻在石碑上，竖立在京城与各州县，这就是“元祐党人碑”。因为保守派在宋哲宗元祐年间执政，所以他们被称为“元祐党人”。到了崇宁五年（1106）正月，有“彗星出西方[①]”，彗星出现在西方，是“灾祸”、“异变”的前兆，代表上天对大宋统治者不满的警告。宋徽宗心里也很疑惧，赶紧下诏，请大家直言朝廷施政有什么失德之处。有官员趁机上书，劝皇帝解除元祐党人之禁。徽宗接受了这一建议，令人将“元祐党人碑”毁掉。

你要是以为天上出现一道彗星就让皇帝诚惶诚恐，是没有科学头脑的缘故，那也未必。比如负责观测天文的宋朝官员已经知道，月食是因为地球挡住了太阳投到月球的光线，而且部分熟知天文的宋朝人可以预测出很准确的月食时间。但这不影响宋朝的群臣将月食当成上天的警告，每当发生月食，皇帝就要反省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我觉得这不是愚昧，而是懂得敬畏。

第二种约束宋朝皇权的力量是“道理”。你讲不讲道理的道理。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宋太祖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最大？可能爱拍领导马屁的人要跳出来替赵普回答：皇帝最大。但赵普说：道理最大[②]。道理最大，即意味着皇帝不是最大，皇权也不是最大。虽然皇帝掌握着极大的权力，掌管着国家暴力，但他不能代表道理。道理有时候也掌握着在匹夫手里，当皇帝不占理时，就要屈服于道理，屈服于匹夫。

第三种约束宋朝皇权的力量是“誓约”。相传宋太祖在太庙立了一块石碑，每一任皇帝继位后，都要默读石碑上的碑文。石碑刻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三行文字，第一行：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使犯下谋逆之罪，也只能在狱内赐其自尽，不得当众处斩，也不能连坐旁支。这是因为，大宋的帝位是从柴氏手上得来的，要优待前朝的皇室。第二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第三行：子孙若是背叛这两条誓言，“天必殛之”。殛【jí】，就是杀死的意思。如果违背誓言，就要受到天谴。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开国皇帝给子孙立下如此誓约的，只有大宋赵匡胤一人。

有人说，誓约只是一份秘密的遗诏而已。这话不对。誓约不仅是太祖的遗诏，从碑文的用语我们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宋朝皇帝与上天的立约。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的遗诏更大的约束力。事实上，两宋三百多年，这一誓约都得到遵守，皇帝基本上没有诛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第四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祖宗家法”。宋代是最重“祖宗家法”的一个朝代。从字面上看，“祖宗之法”是皇帝的祖宗制订下来的法律。但实际上，“祖宗家法”未必都是皇帝祖宗的意思，而是由儒家士大夫整理出来、包含了一系列习惯法、惯例、故典的制度体系，因为以“祖宗”的名义保存下来，其权威大于现任君主的权力，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做出让步。

第五种约束宋代皇权的力量，是“条贯”。换成今天的说法，即法条、法律。历朝立法至宋代时最为完备，用南宋学者陈亮的话来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③]。”汉朝，是人来治理的；唐，是人治和法治并行；而本朝呢？那就是法治了。条贯、法令不但约束官吏与平民，对皇帝的行为也构成某些限制。

我举个例子说明：宋仁宗的妃子很久没有提升工资——以前的嫔妃是有月俸的，妃子便找皇帝吐槽：官家，你就不能下一道圣旨，给我们升工资吗？仁宗说：我下旨是没有用的。妃子说：我不信。皇上金口玉言，谁敢不听？仁宗说，你要不信，那就试试。然后亲笔写了一张条子：给某某妃提一级工资。但管后宫开支的官员将皇帝的条子退了回来，说：不合条贯，恕无法办理。那个妃子只好又向皇帝吐槽：原来御笔也没有用[④]。

第六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史官”。传统中国的史官制度非常发达，皇帝的一言一行、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起史官记录在案。有一位叫吕公著的老臣曾经告诫宋神宗：“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⑤]！”宋太祖有一天上完朝回宫后，闷闷不乐。内侍就问，官家，你怎么啦？太祖说：“早朝时有一件事做错了，史官肯定都记下来了，真是郁闷啊。”因此，偶像包袱很重的君主们如果真的在乎身后的历史声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第七种约束皇权的力量呢？是“经筵”的制度。经筵，就是教皇帝读书，意在通过对皇帝的教化，让皇帝自觉遵循为君之道。“经筵”意味着皇帝不是天生圣明，而是要接受儒家的教化。

第八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公议”。宋代比较尊崇“公议”，宋人自己说，“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⑥]。”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抗争。

第九种约束皇权的力量是“国是”，国是国家的国，是是是非的是，这是宋朝特有的制度安排，指君主与士大夫共同商定、制订出“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宋人称之为“国是”。“国是”一旦确定下来，对皇帝、对廷臣都有约束力，皇帝想单独更改“国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宋朝皇帝权力构成最有力约束的，是第十种力量——中枢的权力结构。宋朝的中枢权力结构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用宋朝人自己的概念来说明。宋人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治”二字，即体现了宋朝权力结构的一大特点：士大夫并不是皇帝统治的工具，而是治理天下的主体。所以，士当以天下为己任。

那么，具体又如何“共治”呢？宋人又说：“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⑦]。”人主，指天子、皇帝；中书，指宰相。这话的意思是，在宋人的观念中，皇帝尽管处于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但天子“君临天下”、“统而不治”，皇帝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地执政；国家的治理权应该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政府——即宰相机构来执掌。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皇帝不可能专制的。如果皇帝要揽权，往往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侵犯廷臣的职权，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

我举一个例子：宋仁宗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内廷有些近侍犯了罪，仁宗皇帝亲自作出判决，有一位叫做王贽的谏官站出来抗议：天子岂可如此亲揽细故？做皇帝的怎么能操心这么细枝末节的事呢？仁宗说：为什么不能呢？王贽说：君主哪怕天纵英明，也未必知晓司法的技术，万一裁决出了差错，就会损害司法权威，而且，皇帝亲自当法官，那还要配置专业的司法官员干什么？王贽还建议：从今以后，所有涉及内廷近侍犯罪的刑案，都请移送司法机构依法审判，陛下您就不要插手了。宋仁宗不敢逞强，批准了王贽的提议[⑧]。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对宋朝皇帝与皇权构成约束的力量有：天、道理、誓约、祖宗家法、条贯、史官、经筵、公议、国是、权力结构。我们不妨将它们形容为套在宋朝皇帝身上的10道绳索。宋朝的皇帝可以说也是“戴着镣铐跳舞”嘛，其实没那么自由，没那么专制。下一讲，我们还要来说说宋朝君主的诏敕与明清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一讲再见。

---

[①]《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长竟天。乙巳,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阙失。又诏：“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今既迁谪累年，已足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

[②]《梦溪笔谈》：“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③]见其策文《人法》；

[④]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嫔妃久不得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延不肯行。或对曰：‘圣人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上笑曰：‘汝不信，试为降旨政府。’政府奏无法。上收以示嫔曰：‘凡事必与大臣佥议，方为诏敕。’”

[⑤]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七；

[⑥]出自《贵耳集》卷下；

[⑦]出自《宋史》卷一百六十五；

[⑧]《宋史》卷一百五十三：“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谏官王贽言：‘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