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 于赓哲 | 长安的没落：从此不再是都城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尊敬的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我们今天谈一下唐末，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如何由长安转向了洛阳以及开封的。说实话，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长安是所谓“十三朝古都”，但是唐朝灭亡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王朝到长安去定都了，这是什么原因？而且并不是说这些人不想。比方说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经派出了自己的太子朱标到长安去进行视察，到西安去进行视察。因为当时有人给他建议说，说天下最适合定都的就是四个地方，一个是河东，一个是汴梁，另外一个就是洛阳，还有一个就是关中。

但是提建议的人同时说，最适合定都的，最可堪成为都城的就是关中，于是他派出了朱标进行视察，结果朱标回去之后给他献了陕西地图。但是过了不多久，由于鞍马劳顿，也由于朱标得病并且去世了，而这件事就此也就放下了。而朱标一直在病榻上还跟自己的父亲在商讨定都之事，可是这事不了了之。其实要我说，即便朱标不死，这个都城也不大可能定到西安（长安）去。原因很简单，因为长安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首都的条件了。

我们要探讨长安为什么丧失了作首都的条件，我们首先得明确一点，长安原先是什么条件促使它成为首都的？其实促使长安成为首都的恐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在《史记》当中把它称赞为天府之地。历史上被叫为“天府之国”的地方一共曾经有八个，而陕西关中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陕西关中的这个地理形势之有利，它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险固之地。按照《史记》的说法来说，就是“四塞以为固”，因为它四面都有天险，它是一个巨型的盆地。北边是黄河以及陕北高原；东边——那个年代在汉代的时候还没有潼关，但是有函谷关，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南边是巍峨的秦岭，西边有陇山这样的天险，而且还有一系列的关隘。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长安位居其中，可以说战略上具有进可攻、退可守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刘邦当年在垓下之战当中击败了项羽之后，刘邦刚开始准备定都是在洛阳的，但是遭到了娄敬以及张良的劝阻。娄敬提出来的理由就是，“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就说这个地方是险固之地，从战略安全这个角度来说，你也应该选择到长安去。形势对你有利，你出去打；形势对你不利，你退回来坚守。而且刘邦那个年代，刘邦与韩信、彭越等这些战略盟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还很微妙。对于刘邦来说，仅仅消灭一个项羽还是不够的，他还要为未来的斗争做好准备，所以刘邦选择在关中建立自己的首都。他在渭水南岸建了长安城。但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西安作为首都，历史当然不是从刘邦这个时候开始算的，但是叫做长安是从刘邦这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你从刘邦定都的这个故事就能看得出，当年长安成为首都，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经济方面的原因和战略地理方面的原因，可是这两大因素到了后来，到了唐朝时期，都遭到了破坏。比方说经济方面，长安当首都的时间也许有点太长了，在古代的生产力条件下，周边的环境总量要达到怎样的一个总量，才能够维持一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的存在？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长安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环境的压力日渐增大，一方面是粮食的需求；另外一方面，燃料的需求。尤其要命的一点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燃料的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呢？中国人虽然自先秦时代就开始使用了煤炭，汉代我们也在河南发现过冶铁的遗址，使用煤炭的迹象，隋唐时期也有。但是煤炭始终不普及，木柴始终是主流。包括平常的烹饪、取暖，乃至于砖窑，乃至于手工业生产，都大量地使用木炭，使用木柴，结果就造成了对自然环境过度的索取。

再加上到了唐朝的后期，整个气候环境转向了寒冷，寒冷期的到来使得我们的降水线南移，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关中地区的干旱，而且隋唐时期的人们处理生活污水的方式是采用渗井向地下排水，因为北方城市不像南方城市有那么多的自然河道可以利用，那么怎么样处理生活污水呢？用渗井向地下排水，结果又造成了城市地下水的污染。几大因素综合作用就使得自然环境、植被环境受到了破坏，地下水遭到了污染。而植被环境的破坏，又带来了什么呢？水土流失，而水土流失又带来了粮食的减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植被破坏后来到了何等地步呢？还不用说到了唐晚期那个寒冷期的到来，即便是唐德宗时期，气候条件尚可的情况下，在唐德宗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司在同州——同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的东部，关中东部这一带，发现有一个山谷里边有上千根大木头，结果举朝欢庆。为什么呢？原来，已经有很多很多年在关中地区难以采伐到那种堪作大型建材的巨木，偶然在一个山谷里边有了发现，大家可以说是欢欣鼓舞。从这样的一个举措、这样的一个反应，你能够看得出，在唐德宗时期，环境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而且说实话，老百姓生活都是求方便、求便宜的。还别说唐代，即便到了宋朝以后，煤炭在燃料结构当中所占比重甚大，普通老百姓该烧木柴还是要烧木柴的。因为第一，那时候的煤炭产量不像现在的现代化矿井，能够产出这么多煤炭来；还有一个，煤炭有产地的限制。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清末民初的那些照片当中，每逢照片当中出现山地的时候，往往是光秃秃的。中国植被的改善是最近这几十年以来是有一个显著的改善。而那个时候说实话，我相信也就是汉唐那个年代，没有照相机——如果有的话，比方说唐德宗时期，我们到长安拍一下，我们大概也能看到童山[①]连连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说环境的破坏也是引人瞩目的。

经济方面，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就是粮食的减产，而经济方面地位的下降，也是使得长安最后不堪成为首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必须指出，此时南方正在崛起。我们在讲隋炀帝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隋炀帝已经率先敏感地意识到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必然后来居上。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隋唐这个时代，已经悄然地开始了，到了唐朝后期就越来越显著了。在隋代，以及唐朝前期，说实话，北方论粮食产量与南方还没有什么天壤之别，要说北方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就体现在北方经常遭受一些干旱的打击。而南方相对来说水资源比较丰富。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南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可能比北方要强一些。但是从当时各种统计数据来看，北方的粮食产量总体上与南方没有太大的区别。尤其到了唐玄宗时期，虽然说在此之前多次曾经发生过“天子就食”的事件——从隋文帝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关中地区粮食不够吃了。关中地区粮食不够吃，不是说关中的农业生产退步了，而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毕竟长安城是一个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古代的生产力很难供养这样的城市，结果就出现了粮食不够吃，粮食不够吃怎么办？

那么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皇帝带着百官，带着后宫，然后前往洛阳去吃粮，为什么呢？因为洛阳那个地方地理条件决定，它可以更方便地获得从华北以及南方运来的粮食。这个雅称叫做“天子就食”，说白了就是高级讨饭。隋文帝时期出现过这个事儿，唐高宗时期出现过这个事儿，唐玄宗时期也出现过这个事儿。但是后来，唐玄宗时期出现了一个政策，实行什么呢？实行和籴政策，和籴政策也就是由政府出资，来收买关内诸道老百姓手里边的余粮，然后把它储备起来。

由于官府是用市场价来收购这些粮食，所以老百姓乐于交易。结果，比方说天宝八年时期和籴的粮食，长安附近就获得了50余万石，这样粮食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够吃了。因此从开元后期开始，唐玄宗说，我不用再去洛阳，你就可见，这个时候的长安的地位还算相对比较的稳固。但是这种地位的稳固是无法持续的，北方的农业生产仍然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打击，这是一个；更何况还有个要命的一点，也就是战乱。

外族入侵一般是从北方来的，更何况安史之乱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安史之乱的一个现象，安史之乱一打就是八年，而安史之乱基本上没有波及南方。北方原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但是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之下，可以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方的财富和粮食就变得日渐重要。比方说，当时第五琦曾经说过，说“赋之所出，江淮居多”，他说的这是安史战乱期间的情况，“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另外韩愈也曾经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当然有点夸张，他说当时中央财政的收入，江南占了十分之九；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把江淮的财富称之为“国命”之所在；唐宪宗自己也说过，说是“军国费用取自江淮”，所以江淮的财富成了唐朝后期立国的根本了。没有江南的粮食和财富，唐中央政府可以说连一天都支持不下去。

好了，经济重心这阵儿已经开始朝南方转移了。那么经济重心的转移，势必带来政治中心的转移，倒不见得说经济重心到哪，政治中心就必然到哪，但是一定会有影响。比方说，政治中心后来在五代以及宋朝转向了河南地区，这个一点也不偶然。原因就在于，河南地区当时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江南地区的财富，以及华北地区的财富。而长安不容易，长安之所以不容易，还是我们前面讲座当中提到过的问题，就是漕运的艰难。陆路运输，像粮食这种东西，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靠漕运。可是漕运到长安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主要就是三门峡等地的“肠梗阻”。这个肠梗阻造成了整个运输体系的效率的低下。而唐朝为了维持长安的地位，曾经做出过许许多多的努力，比如漕运的改革，比如辗转运输制度的发明，比如变造清货，还有刚才提到的唐玄宗的和籴政策等等等等，都是为了缓解漕运的压力，或者改善漕运的条件。

可是这样做起来有没有效果？当然也会有一定的效果，可是诸位听众朋友大家想到一个问题没有，这样做得有多大的代价呀！唐朝灭亡以后的君主对长安本来就没有这么深的感情，那么我们为什么非得付出这么大代价维持长安的地位呢？既然别的地方可以取而代之，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长安最后可以说不堪重负，最后终于支撑不下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战略地理问题。自古以来定都，其中起码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战略方向来进行选择。要么是受威胁的方向在哪里，我要朝这个方向，我要在那镇守，让各种资源向那个地方倾斜，有利于那个地方的防御，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寻找我的大本营，对不对？我起家大本营在哪，我的统治基础在哪，我就想把首都定到哪；还有一个就是在战争当中，随着形势的发展产生的需要。

而长安毫无疑问在唐末的藩镇争霸的战斗当中，以及后来五代的时期，长安在战略方面地位日渐下降。比方说五代时期，我们要知道首先一个，朱温在凤翔地区击败了李茂贞之后，挟持了唐昭宗，然后把唐昭宗带往洛阳，他自己的大本营在哪呢？在汴梁。大家也知道洛阳、汴梁都在河南的中部，相距并不算遥远。

他把唐昭宗带到洛阳，是因为洛阳原本就是唐朝的东都，又靠近自己的大本营汴梁，它可以控制住唐昭宗，而且临走的时候，朱温对长安城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不仅把长安城的百姓迁往洛阳，而且还把长安城的外郭城加以毁弃，把长安的宫城、宫殿拆毁，然后将大型的木件都投入到渭河里边，由渭河流到黄河里边，然后他再派人在洛阳以北的黄河河面上去驾着船去拦截那些木料。干什么？用它来建洛阳的宫殿。从这点上来说，可能又能印证我们前面那个说法，就是那时候找大木头看来已经比较困难了，所以他要“废物利用”，要利用长安城的这些旧木料来建洛阳的新宫殿。长安城就此一蹶不振，地位一落千丈，从此以后首都再也没有回来过。

而且到了开平元年，公元907年，朱温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当时天下的形势是这样，朱温的主要的势力范围在河南地区，在中原。而当时与他敌对的，或者起码说未表示归顺的主要有，河东地区的李克用的政权，还有关中西部的李茂贞的秦岐政权，还有四川地区的王建的蜀政权，还有淮南地区杨渥的政权。

而这几大势力当中，对于后梁来说，威胁较大的是河东地区的李克用，以及关中西部的李茂贞，这两个方向是当时后梁主要用力的方向。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淮南地区的杨渥，也是一个尚未归顺的政权。而原本威胁比较大的李茂贞通过凤翔攻守战之后，李茂贞的势力已经不足以威胁到朱温政权的安全了。而且蜀地的王健更是不足为虑。巴蜀地区有一个特点，巴蜀地区地势险要，有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言，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这个地方有个特点，毕竟地势不够开广，那时候人口也不够多，所以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就是自保绰绰有余，但是往外走，经略天下，恐怕单以此地为基地还是比较困难，当年的诸葛丞相就是这样失败的。所以王建的那个政权也不至于对后梁的政权构成什么心腹之患。

那么对于朱温来说，朱温当然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晋争霸；另外一个，又如何对付河北地区的其他的势力；同时能够压制住淮南的杨渥这个方向。因此我们要知道，他的首都定在他自己的大本营这个地方，这是可以说是别无选择。一个，是自己的大本营；另外，定都在这可以有效地隔绝李克用的势力与淮南势力，自己在中原这个地方把他们隔绝开，这当然是自己的战略需求。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朱温当时，建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除了河中府交给了自己的养子朱友谦之外，其余什么滑州、汴州、郓州等地都由他亲自来控制，然后又以汴州为开封府，作为自己的东都，也就是事实上的首都。从他这个时代开始，河南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就基本上已经确立下来了。而也就是这样子，政治中心完成了一个东移的过程。而且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经济重心这阵儿已经开始南移了。一个南移，一个东移，都决定了长安再也不可能成为首都。

明天我们将对我们的整个讲座做一个总结。我们要摆脱时代兴衰论，客观地去看待一下隋唐300年的发展，把握这个时代对整个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除了长安，你还知道我国哪些古都以及它们的地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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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童山”即光秃秃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