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3：杨海峥 | 《汉书》为何与《史记》并传并重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北京大学的杨海峥。上一讲我们讲了《汉书》的成书过程，这一讲我们主要讲它的史学价值。

一、完善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

司马迁《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始祖。司马迁整合前代的各类历史记录和文献资源，创立了纪传体这一全新的历史编纂形式。但作为首创者，《史记》体例仍有不尽完善之处。班固《汉书》没有照搬《史记》的体例，而是重新做了精心组织和改进，使得纪传体史书体例布局更加严整有序，受到后代史家的学习和推崇。

《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组成，《汉书》变为纪、表、志、传四体。《史记》中的“本纪”，在《汉书》中称为“纪”，是纪传体史书的纲领，通过用编年的形式记载帝王言行来反映一朝的国政大事。将《汉书》帝纪和《史记》本纪相比，其体例更加严谨，首列高帝，惠帝次之，下接吕后。且《汉书》的帝纪中不载琐碎，专详大事，将与国政无关的事放到其他的传记中去叙述，条理清晰，使人一目了然。如《高后纪》中只记载吕后临朝八年间的朝政大事，其他如毒害戚夫人等事都放入《外戚传》中记载。《汉书》十二帝纪不仅记述了西汉自高祖至平帝十二帝王的重要言论、行事，同时也扼要叙述了这一时期内政外交等国政大事。

《汉书》将《史记》的“世家”并入“传”中。西汉建立之初，诸侯王的势力非常强大，所以司马迁专门设立世家体例来记载诸侯王。而到武帝后元年间，王国的势力已经大大削弱，甚至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既然时过境迁，取消“世家”一体也就势在必然了。

《汉书》和《史记》都用了很大篇幅为社会各阶层的人做了传记。《史记》中称为“列传”，《汉书》中称为“传”。除《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记载汉代边疆各民族的历史及《叙传》外，其余都是西汉人物传记。

《汉书》“传”可分为专传（专为某人立传）、合传（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合为一传）、类传（为同一类的人立传）、附传（传主事迹不多，依附于他人之传叙述）几类。《汉书》很好地利用了合传、类传、和附传，将西汉一朝众多的历史人物做了合并、归类，使《汉书》叙述更加简洁和有序。另外，《史记》中专传、合传和类传是混杂编排的，次序明显混乱，而《汉书》除将事出有因的《元后传》和《王莽传》置于全书之末外，其余各传排列都是专传、合传在前，类传在后，井然有序。同时将各篇传记的篇名统一为以姓相标和以名相标两种形式，调整了《史记》列传篇名的杂乱不一。

 “表”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表格的形式将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扼要地概括出来，寓繁于简，勾勒历史的轮廓和主要线索。《史记》有“十表”，《汉书》有“八表”，前六篇表除与《史记》断限不同外，内容基本相同。《汉书》新创的“表”有《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百官公卿表》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用文字讲述自古以来管制的设立及其沿革情况，下篇用表格的形式列出汉代公卿大臣的任免，开启了正史中设专篇记述职官制度的先河。《古今人表》上起远古的太昊伏羲氏，下迄秦末的陈胜、吴广，将这一时期的各种人物分为三品九等排列，而其给历史人物划分等级的标准是按照儒家思想的标准，以人品分高下。将孔子列为上圣，孔门弟子列上等者有三十余人。体现了当时“独尊儒术”的社会倾向。

因班书已取名《汉书》，若仍沿袭《史记》“书”的名称来记典制，则与书名混淆，所以班固将《史记》的“书”变为“志”。《汉书》除对与《史记》重叠部分做了有价值的补充外，还增加了《刑法志》、《食货志》、《地理志》、《艺文志》，对西汉及其之前的制度做了系统的叙述和记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汉书》“十志”十分珍贵。的纪、传和《史记》相比很难给人以后来居上的感觉，而“十志”却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史记》的“八书”。

二、《汉书》对《史记》的增订

东汉初年，随着君主集权专制的日益加强，刘氏王朝的灭而再兴，统治者既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又要求史书主要写自己一家一姓之史。同时，学术文化的不断发展，国家档案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为著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史学本身的发展，也期待着断代体史书的出现。

《汉书》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史学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汉书》之前，还没有任何一本史书专门完整地记述一个王朝的历史。断代为史虽然有割裂历史前后联系的缺陷，但其优点也有很多，它不仅能够及时地保存和整理史料，更重要的是其容纳量最大，即所谓“包举一代”，使一个王朝的历史比在通史中得到更详尽、更完备的反映。

《汉书》虽为断代，但是“寓通于断”，保持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十志及《百官公卿表》都是以记载西汉典章制度为主而兼及远古。除此之外，它对对后世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班固《汉书》不仅增补了《史记》所缺西汉武帝太初以后直至平帝的历史，而且对武帝以前的历史也做了加工整理和修改补充。《汉书》中的《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四篇志，都是《史记》没有，是班固新创立的篇目。《汉书》还一反《史记》中简写张骞，为张骞立专传，给这位对中西交通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汉书》还对中国边疆内外各民族的历史做了详细的记述。

为少数民族立传，始于《史记》，班固继承这一优秀传统，运用新的史料，把《史记·大宛列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国家的历史。，以及汉朝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争夺战争的历史和汉朝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汉书》还将《史记》的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列传加以补充，尤其是《匈奴传》，史事增加了约有五分之三。增补了武帝以后大量的史实，使其更加完备。这些记载，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各兄弟民族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各国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班固继承《史记》的体例而有所改进，并不是他的史才高于司马迁，但也必须承认班固确实具备深厚的功力和杰出的才能。班固的创作天才虽然不及司马迁，但他有很强的综合整理能力，再加上他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高博的学养，所以《汉书》能与《史记》并传并重，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可与司马迁相提并论的。

三、广收文章

广收文章是《汉书》的另一特色。以文代述，以文代论，以文代传是班固《汉书》中常用的方法，也是班固对丰富史学方法作出的贡献。而广收文章是《汉书》的另一特色。西汉一代有价值的文章，《汉书》几乎搜罗殆尽，这些文章经班固剪裁熔冶，与《汉书》文字汇为一体，不但无生硬杂糅的弊端，反而为《汉书》增添了文采。使其叙事更加简明而详实，立论更加言简而义丰。

引用文章讨论重大朝政问题是《汉书》收录文章的最基本的方式。这些文章使《汉书》对汉代社会的记述更具有系统性、理论性和权威性。比如通过贾谊的《治安策》，讨论了汉初的社会问题；严尤的《平匈奴三策》提出了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最有价值的意见；贾让的《治河三策》是对黄河水利问题的权威论证。这些文章的收录，增强了《汉书》的史学权威地位。

而对《汉书》的广载文章，曾有人加以攻击，认为是班固过于爱文不能剪裁，有悖史体。但大量文章的入载并未影响《汉书》的整体结构，反而使记述手法更加丰富，所记历史也更为生动传神。《汉书》收录文章，用文章来写人物，写历史，是班固为丰富史学表现手法所做的有益探索，很多优秀的文章借助《汉书》的收录才得以流传至今，这也是《汉书》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所做的贡献。

四、实录精神与鉴戒思想

不因主观爱憎和观点异同而随意涂抹史实，增减史料，是班固求实精神的又一体现。

虽然班固著《汉书》的本意是使汉家王朝“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但他仍能尊重史实，不因主观爱憎和观点异同而随意涂抹史实，增减史料，是班固求实精神的又一体现。

比如《汉书》对当时的社会阴暗面如实记录，对西汉帝王也作了如实的记述，对武帝的专制残忍，元帝的无能，成帝的好色，哀帝的愚蠢都不加掩饰。为了批判武帝以后西汉帝王的崇尚厚葬，班固专门为提倡并亲自实践裸葬的平民杨王孙立传，意在说明在对待丧葬的问题上，平民百姓的见识要远高于汉家帝王。班固虽然在理论上排除秦、项，贬低陈胜，宣传汉朝历史承接上古的尧帝，但在记事上，还是写明了“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和项羽“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这一客观历史进程。《王莽传》虽然是以“贼臣传”的性质安排在全书列传之末，但本篇自王莽居摄以后，即用编年记事，实为帝纪的一种变体，又将名义上的西汉末帝孺子婴在位三年间的史事都放在此篇记载。在君主集权日益强化的时代，班固能这样写，反映了他作为是很需要勇气的，这也正是一个史家应该具备能够实录历史的宝贵品质。

随着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日益完善，汉代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在统治者内部，经常爆发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利纷争，不同派系之间互相倾轧和杀害，《汉书》的一些传记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斗争的尖锐和复杂。如《武五子传》中叙述汉武帝的五个儿子在武帝生前身后围绕帝位继承问题展开的长期争夺。太子刘据被武帝近臣江充诬害，反抗失败被迫自杀，其三男一女及卫皇后皆遇害，王子刘旦、刘胥也都因图谋夺权，事败自杀。而这种统治者内讧的恶果是使社会动乱，使下层官吏士卒及无辜百姓遭殃。如太子刘据发兵杀江充后，与丞相军队“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

除此之外，《汉书》还记录了朝臣、官僚贵族之间的尔虞我诈，互相陷害；后宫争宠相害的种种阴谋和丑剧；高官大臣贪污腐化、骄奢淫逸的生活；普通百姓的痛苦和对统治者的反抗。

《汉书》不仅纪事真实，而且详细生动。比如《霍光传》写昌邑王和宣帝废立之际，细致入微，使人如亲睹其变。《王莽传》长达四万余字，实为一部新朝史。

任何一部史著的真实都是有限度的，《汉书》的实录精神离不开其要为皇朝服务的根本目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而否定《汉书》的成就。时代局限和阶级偏见决定了班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观念不同。但我们不应苛求古人，更不应该用现在的标准去评判古人。比如说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封建正统思想当然不好，但在历史上它却起过积极的作用。在班固所处的的东汉，情况尤其如此。对于班固的“宣汉”，人们颇多非议，殊不知这正是当时历史的需要。

此外，班固对历史变化问题的认识和他的“顺时应变”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参考的价值。

对历史发展变化，问题班固有着明确的认识，这在具体撰述中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史实的撰述反映历史的客观变化；二是注意把历史问题放到历史发展变化的总序列中加以考察论述。班固强调要根据历史本身的变化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及政策措施，以适应新的历史形势。这也为后来的改革家、思想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班固顺时应变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参考价值。；三是注意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本身变化情况的考察。

从历史变化思想出发，班固还提出顺时应变的思想。强调要根据历史本身的变化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及政策措施，以适应新的历史形势。这也为后来的改革家、思想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实录精神与借鉴思想的结合是《汉书》的特色。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史实记述，既为当时在位者提供丰富的政治经验，也为我们更准确地认识西汉社会，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现象提供了启示。用生动的事实说明在位者只有随着历史变化采取不同的对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在位者提供丰富的政治经验。这些记述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西汉社会，也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现象提供了启示。

五、审视史料，辨别真伪

班固编写《汉书》，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并注意审视资料，辨别真伪。班固不轻信世俗传闻，并有意识地用史实去纠正一些讹传。对于历史上传闻太多，因此失实的人物，班固都详写其事迹，恢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如西汉武帝时的东方朔（前161年－前93年），幽默风趣且才华横溢，在政治方面也颇具天赋，性格诙谐，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谈笑之间找机会直言进谏。但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没有得到重用。因其擅长词赋，言词敏捷，滑稽多智，成为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文人形象。也正因为如此，后世好事者多“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使其著述真伪难辨。班固在《东方朔传》中详录东方朔的文辞和著作篇目，并指出“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东方朔。《汉书》不仅记事真实，而且详细具体。武帝太初以前部分，较之《史记》，增加了许多具体内容，太初以后，吸收了众家续写《史记》之作的成果，同时参考了如《汉著记》等大量的档案资料，更为具体详实。如《霍光传》写昌邑王和宣帝废立之际，细致入微，使人如亲睹其变。《王莽传》长达四万余字，实为一部新朝史。

好的，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这一讲我们讲了《汉书》的史学价值，下一讲我们再从文学的层面，来分析《汉书》的价值。

我是北京大学的杨海峥，我在喜马拉雅等你，下期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