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日常生活篇：传统时代的“行生活”之“关”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谈谈传统中国的“行生活”，“行”是“行走”的“行”，“旅行”的“行”，“行”的主体可以是人员，可以是物资，也可以是信息，比如一封信，一个消息。“行”的本质是在时间中实现空间距离的跨越，因此，速度是“行”的关键，它决定着“行”的实质效果和人们对“行”的心理感受。

从北京到杭州，1300公里，高铁最快4个多小时，爱极了江南的，周末可以赶去西湖看看孤山的梅花、喝一杯茶，周一就可以赶回来上班。按照唐宋时期官方规定的旅行速度，步行或骑马一天走50里的话，需要52天。“从前慢”，是真的慢；“相见时难别亦难”，是真的难；“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是真的隔绝。

影响速度的因素包括道路状况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水平。工业革命以前，水路是最舒服的长途旅行方式和最便宜的大宗货物运输方式，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向东流，缺乏南北向的自然水道，运河的开凿因而成为沟通南北、联结帝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重要手段；宋代，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为远洋航行创造了条件。

陆路交通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车和马方面，特别是马，公元前四世纪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从匈奴人那里学到了骑兵作战的技术，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四到五世纪，马镫的推广使用“标志着骑乘用马具的完备”，“在军事上，使骑兵上下马迅速，人骑在马上不易坠地，控制战马也更自如，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列阵的训练变得更容易。

在日常生活中，使许多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也能很方便地上下马和驾驭马，甚至妇女也能稳骑马上。骑马者的姿势也由以前的踞坐式改为挺身直腿。”“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虢国夫人的马上英姿，便得益于马镫的使用。

西周以来的贵族居家食肉，坐车出门，孔子虽然极爱颜回，但却拒绝卖车给颜回操办葬礼，因为车是他的“下大夫”地位的标志。西晋的美男子潘岳（字安仁）出门，女粉丝们纷纷往他的车上扔水果，潘安就这样被一路欢呼着、满载果香回了家。北朝经隋唐至北宋，官员骑马上朝。唐宪宗时，藩镇派人来刺杀主张削藩的政治家，宰相武元衡被杀，御史大夫裴度连中三剑，从马上摔下来，保住了一条命，继续坚持强硬路线，最终迎来刘禹锡所赞美的中兴局面，“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坐轿，被王安石认为是非常“不道”的事情。王安石退休回金陵之后，出门骑驴，身边跟着一个小僮，根本看不出来是做过宰相的人。他的老对头司马光晚年病重，得到太皇太后的特许，可以乘轿子上下班，这是特例。坐轿成为官员出行的常态，要到南宋以后，南方潮湿路滑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越往南去，马也越不容易养了。大规模养马需要草场，也需要相应的人才，唐代前期养马养的好的官，多半是北方游牧民族出身。

《诗·小雅·大车》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赞美周的道路平而直。其实这种土筑的路坚硬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而当时的车轮为木制，硬度较大。车行路上，雨打风吹，不用太久就会在路中间形成两道辙印，如同凹陷的铁轨，轨制不同的车走在上面，极易颠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发布政令，“车同轨”，为统一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秦汉帝国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将首都与各大经济区联系起来，后世又不断地丰富发展。

道路之上，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交通制度——关和驿。关的目标是控制和管理，“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也”，它代表着道路谨慎小心提防的一面，负责审查那些试图进入中原、靠近首都和中央的人，以保护“内核”的安全。

关往往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出入门户上。唐代“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京城四面关有驿道者为上关，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他皆为下关焉。”六个上关是京兆府蓝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六个都闭合起来，所包围的就是京城所在的关中地区。而剑门关是成都平原的门户，李白诗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一语道破“关”对于地理单元内部安全的全部秘密。秦末大乱，南海尉赵佗下令横浦、阳山、湟溪三关“绝道聚兵自守！”又发兵兼并了桂林、象郡，自立为王。

三关“绝道”，切断中原乱兵南下的通道，是赵佗割据岭南的关键。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征贰师城取善马，李广利西征受挫，只得撤回敦煌，向武帝报告说道路遥远，军粮不继，请求暂时停止行动，增兵再战。武帝“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下令，“军有敢入者斩之！”李广利无奈，只得滞留敦煌。一使者“遮玉门”便可阻挡千军万马，所凭借的当然是皇帝的权威，“关”的门禁作用也跃然纸上。

关的日常工作包括控制人员往来，查验违禁物品，以及缉拿罪犯。唐代规定：“凡關，呵而不征，司貨賄之出入，其犯禁者舉其貨，罰其人。”在汉代，严格控制出入关的物品包括马匹、金铜、弩机等，其中，对马的控制是最严格的。然而，走私仍然在所难免。《后汉书·鲜卑传》载：“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 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走私的武器和偷渡的汉人，成了提高鲜卑武力和智力水平的重要原因。

大侠走到关门，迎面撞见捉拿自己的海捕公文。这样的状况是可能实际发生的。汉代的金关发现了一则通缉令,大意如下：“诏所名捕平陵长里男子杜光，字长孙……初亡时驾騩牡马（浅黑色公马），乘阑车（有围栏的车），黄车茵（黄色的褥垫），张白车蓬（白色的车棚），骑騩牡马，因坐役使流亡囗户百廿三，擅置田监史，不法不道, 丞相御史囗执金吾家属所，二千石奉捕。”

需要过关的长途旅行，必须获得旅行证明。汉代平民常用的“通关文书”叫做“传”。《释名》这样解释“传”的含义：“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亦曰‘过所’，过所到关津以示之也。”“过所”一直沿用到唐朝。在唐代，旅行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过所”，这是普通旅行者的旅行证，由户口所在地的州一级政府颁给，在外地旅居的，由旅居地州政府根据原籍所颁发的旅行证明给过所，“虽非所部，有来文者，所在给之”。

第二，“行牒”，“出塞踰月者，给行牒”，出国旅行，所持的旅行证明叫做“行牒”。第三，“长籍”，“猎手所过，给长籍，三月一易”，猎手长期在外，因此需要特殊旅行证“长籍”。这是平民的旅行证明，由于公务原因而引发的旅行，则有特殊证明，“驿使验符劵，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蕃客往来，阅其装重，入一关者，余关不讥。”外国客商在入境关检查登记缴纳税费，其余的关就不再重复收费，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规定。没有证件私自过关者，是为违法偷渡行为，“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

古代没有照相技术，“过所”公文是怎样证明持证者即本人的呢？汉代的旅行公文上要标注持证者的个人身份、年龄、身体特征、居住地，以及随身所携重要物品的名称特征，过关之时，关吏不仅要对这些信息进行现场查验，而且还要抄录相关内容，以便旅行者返回时核对。比如，这一条标号为“第三百九十八”的过关人员登记信息：“书佐忠时，年廿六，长七尺三寸，黑色，牛一，车乘。第三百九十八，出。”职业书佐，姓名忠时，年龄二十六岁，身高七尺三寸，皮肤黧黑，驾着一头牛拉的车，出关。唐朝人唐益谦从西州去往福州，“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潼、蒲津等关，他向西州都督府申请过所的牒文，详细记明他带有二奴、二婢、马八匹、驴四头，对马匹的毛色、齿岁、牝牡等也都一一详细声明。传统中国的文书行政发育之早、之成熟，真是令人感叹。

陆路之关为关，水路之关为津。关津之官，在唐代的官员职业管理中是一个单独的类别，关津官员的最高评价标准是“讥察有方，行旅无壅”，又能防范奸宄，稽查非违，又能保障商旅的畅通，这实在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走向首都和核心的人，行至关前，必须停下来，接受检查，那一刻仰望关城，感到的是政权的威严。对于那些将要出关远去的人来说，关则意味着强烈的愁绪。王维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韩愈左迁潮州，行至蓝关，以诗示侄孙韩湘，追思被贬之由，语气尚且豪迈，遥想前路烟瘴，则不免心生悲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道路之上，除关之外，还有一种制度设施，那便是驿。驿为行路人提供住宿、饮食、交通工具的便利，为各级官府转运文书信息，代表着路沟通、交流、开放的一面。关于驿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