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 日常生活篇-田园生活的烦恼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陶渊明的诗。

我第一次遇到陶渊明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从广州买回了一套专为少年儿童所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书名可能不准，请我爸去找书拍照了，还没回音），小三二开，朴素典雅的封面设计，简单明了的注释，那本书放到今天看，一样是上乘之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从旧的枷锁桎楛中解放出来，后来的种种不良习气尚未养成，那时候写书、做书的人，尚多有一颗赤子之心，对古代、对诗歌、对少年儿童，都能持敬而有爱。当然，那个时代也的确条件有限，书籍难得，我们家住在广东乡下，课本以外的书都是父亲出差背回来的，而他每次出差都会抽空去逛逛新华书店，为我们姐妹买书。父亲从手提包里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了书，我欣喜地叫着接过去，转头钻进我和妹妹的小房间，坐在桌边，随手翻开，就翻到了这一页。那颗头发乌黑浓密的小脑袋埋在书本上，小声地读懂，又仰起头来，大声地背诵——我从此爱上了陶渊明，在所有的诗人当中，我以为我和陶渊明是最为心意相通的。

我觉得我和陶渊明一样，是田园的赤子，我们都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我们在“尘网”之中，皆属“误入”，早晚有一天，我会和他一样，离开北京这喧嚣的都市，“守拙归园田”。其实我错了，我彻头彻尾的错了。我爱陶渊明，只是因为我和他一样，有一颗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心，但是，经过多年的城市生活之后，我已经离不开城市生活所带来的种种便利，比如说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歌剧院、电影院，酒楼、饭店、咖啡馆，公园、、游乐场、购物中心，健身房、游泳馆，当然还有医院。我可以安安静静地整月整月不出门，就在家里读书写作，但是这些设施，它们在我随时可以触及的范围之内，就像是脾气超好的朋友，只要我想念，他就会出现。

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便利中长大的人，其实很难回到真正意义上的田园。近年以来，时常会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城市精英下乡改造传统民居的故事，主人公通常是设计师或者有设计改造能力的理工男女，夫妇两个，带着一双好看的儿女，把破旧的民居改造成理想的田园。这样的故事，让我很羡慕。但是，故事里的田园已经不是传统的田园，它是通过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与城市生活高密度联结的现代田园。传统的田园生活本身其实没那么多诗意，诗意是像陶渊明这样自由的灵魂赋予它的。

再退一步说，陶渊明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他若不当官，大约也只能“归园田居”了，因为他正生活在传统时期中国精英居住状态的第二阶段。下面这个“传统时期中国精英居住状态变化阶段示意图”，是我根据阅读经验总结出来的，还没有经过仔细论证，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竖个靶子，大家一起思考。我认为，传统时期中国精英的居住状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西周封建，通常而言，贵族居住在自己的封地上；春秋战国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期，新兴的“士”阶层四处游走找工作，找到工作的会在诸侯的都邑建立新居所，如果获得封地，也可能在政治上失势后回到封地居住。

秦汉以降以至于隋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央官居住在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地方长官来自中央任命，但数量不大，为数众多的地方佐官就是本地精英，在本地居住，过着田园生活。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就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精英也会受国家的任命到外地做官，但是他们的根在土地上，他们通常拥有大量的土地，是大庄园的主人，比如我们讲过的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那本书里讲的就是大庄园的经营，而那种大庄园，是有能力自给自足的，除了盐和奢侈品之外，几乎生产一切。陶渊明家未必有这个条件，但靠土地维持富足的生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隋唐以后，传统精英的居住状态进入第三阶段，所有官员全部由国家选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任职。这是一个士族瓦解，平民崛起，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的时代，“千年田换八百主”，这些官员大部分没有足够的土地作为收入来源，俸禄等做官的职业收入因此成为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官员对于国家的依附性增强，越来越多的官员在获得任命之后会从故乡“连根拔起”，搬入城市居住，在故乡以外的地方购置房屋、土地，死后也不再归葬故乡。比如说，欧阳修是江西吉州庐陵人，他的父亲葬在泷冈，欧阳修曾经写下千古名篇《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生平，以志哀思。但是，欧阳修中年之后却搬到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县）。欧阳修毫不掩饰他对颍州风土的热爱，他主动请求做颍州的地方长官，他“爱颍州老百姓淳朴、很少有人打官司，土厚水甘”，于是“慨然有终焉之志”。离开颍州之后，他的“思颍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乃发旧稿，得南京以后诗十余篇，皆思颍之作，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欧阳修在颍州买房子置地应该很早，1052年他母亲去世之后，是葬在颍州的，他守丧也是在颍州而不是故乡吉州。1070年，他回乡拜祭了父亲的坟墓，写下了《泷冈阡表》，第二年，他正式退休，归老颍州。南宋的江西人洪迈对于欧阳修没有回故乡十分介意，他批评欧阳修的“思颍诗”“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可惜没有一个字提到故乡坟墓）”，又说：“欧阳修生了四个儿子，但他们都是颍州人了。泷冈之上，就再也不会有子孙光临。“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因为一代做了大官，故乡坟墓却成为隔绝的他乡）。洪迈说“予每读二序（思颍诗序，续思颍诗序），辄为太息！”洪迈太息得有道理，因为他所处的时代，越来越多无法在官场大展身手的读书人已经回到了乡下，开始了“建设新农村”的动作。但是，总体而言，“进城居住”是主流，直到今天。

欧阳修（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为什么要进城？最简单的理由，城里生活方便。传统中国的城市不同于西欧的城市。他们的是封建堡垒以外新兴的自由民商业聚落。我们的首先是帝制国家的各级行政中心，最高级别的是首都，其下是州城、县城各级政府所在地；然后，由于行政的、政治的集中，优秀人才、优质物资也向各级城市辐辏集中，人流物流集中之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业、娱乐业因此繁荣。在城市生活的映照之下，田园生活实在是不方便了。

如何不方便？“医药弗便，饮膳难得”。南宋的张九成是绍兴二年（1132）的状元。中进士之前，因为家里穷，张九成在盐官乡当“村教书”（教村塾），村子偏僻没有市场，实在没什么吃的，村里供给教书先生的，只有蔬菜和笋子。吃多了伤胃，不时发病。“建炎三年（1129）十月二十六日，予（张九成）自村中归，忽中邪风，未及息肩即病，上呕下㵼，胸中烦而子腹急，证为伏阴伤寒，六脉俱絶，累然待尽而已。”如果当时不是有朋友想起一位懂医理的僧人，那张九成就一命呜呼了。

除了医疗条件差，餐饮条件差也是农村生活的一大不方便。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北宋有个三鸦镇，在河北边境，地方偏僻，只设有一名镇官，俸禄微薄。当时的河北边境，为了阻挡辽朝骑兵南下，广开塘泊，所以水产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市场上除了莲藕鱼鳖，也就没有其他东西供应了。三鸦镇地处偏僻，上级领导也很少到这儿来视察，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名转运使竟然就来了。三鸦镇上静悄悄，“入其治（办公室），则官吏已悉委去，无簿书（公文）可寻诘，徘徊堂上，顾纸屏间题字尚湿，试阅之，乃小诗曰‘二年憔悴在三鸦，无米无钱怎养家？每日两餐唯是藕，看看口出出莲花。’”前任镇官不堪忍受贫穷寂寞，刚刚弃官逃跑了。镇官虽然卑微，好歹也是官。吃藕吃到落跑，实在夸张，恐怕是个段子。其中真实的部分，是小官的穷困和偏僻乡村的落后，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田园。

乡居生活还有一大不便，是缺乏志同道合朋友的孤独。陶渊明的时代，因为大家都会归园田居，所以找个伴，应该还不难。比如陶渊明四十八岁搬过一次家，搬到了南村。陶渊明想要搬去南村的愿望，和欧阳修想要住到颍州一样的由来已久和坚定。为什么呢？“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气相求，这是人之常情。当历史进入第三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城里去住，如果你想要找到可以共赏奇文、同析疑义的人，进城去恐怕是必须的，但是，究竟选择哪个城市？这恐怕还是要费一番搜寻功夫的。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