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日常生活篇-传统城市的秘密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住在城市里，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城市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去呢？

我在北京的家附近曾经有一处海淀区文保单位——齐白石墓。一座坟墓，隔着十几二十米的距离与居民楼朝夕相对，老实说，这不是中国人所习惯的阴阳相处方式——活人膈应，死者恐怕也不会太舒坦。齐白石为什么会葬在居民区里呢？我刚搬过来的时候曾经这样发问。后来我发现这种问法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问法应该是，为什么居民区会建到齐白石墓前？毕竟，齐白石墓在前，居民小区在后，“先来后到”的规矩，到什么时候都是有效的。1945年，齐白石亲自为自己选定了这块墓地，亲自篆额立碑。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逝世后，便归葬于此。齐白石选择在此地安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当1945年齐白石亲自为自己选定长眠之所的时候，这片地方正是“湖南公墓”。湖南人葬在“湖南公墓”，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了。也就是说，直到1957年齐白石入土为安，我所住的这一片，其实都是墓葬区。按当时的城市发展状况来看，这地方在西直门外，远离喧嚣，正是死者可以含笑九泉的地方。2013年，齐白石墓迁往西山。从1945到2013，68年间，齐白石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见证了海淀区的发展。城市的生长一点一点地挤占了死者的栖息之地。

类似的故事，在传统时期的城市中也曾经上演。北宋淄州（今山东淄博）有一位隐士王樵，跟齐白石一样，自己给自己修了一间坟墓，号称“茧室”（作茧自缚的茧，王樵的身世委屈，我们后边会专门讲到）。大约二三十年之后，新任知州要表彰隐逸，想拜祭王樵墓，却发现那地方“已构屋为民居”，已经盖上房子成为民居。幸好，古人要比我们更尊重死者，而王樵也还有个外甥，把他的坟墓迁到了更偏远的地方。

当然，严格说来，王樵构筑茧室的地方，跟齐白石选择的墓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齐白石的墓地选在了近代城市的公共墓地之中，而王樵构筑茧室的地方是在淄州城里。也就是说，传统时期的城市之中，其实是有很多“非都市化”的地块。再比如，比王樵略晚，11世纪80年代，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筑“东坡雪堂”，从此成为“苏东坡”，从庙堂才子升华为中国人人格美的典范。苏轼在东坡，日子过得艰苦而乐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能够盖五间房子，还能种稻、种一百多棵桑、十多畦蔬果，“东坡”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农庄了。那么这个小农庄在什么地方呢？黄州城中！同样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谈到：“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南宋人王象之所作的《《舆地纪胜》（卷四十九《黄州·景物上》）说“东坡在州治之东百余步。”州治就是知州衙门，距离知州衙门一百多步的地方，竟然能找出来十多亩空地，这黄州城的城市面貌肯定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那样的。传统的城市之中常有空地，都市之中亦有乡村或者说“非都市化的地块”，这是传统城市的第一个秘密。

这种状态与中国传统城市的性质密不可分。城市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城”指城堡，“城者，所以自守”（《墨子·七患》，城具有军事防卫功能，是政治控制的中心。“市者，买卖之所也”，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是“城”与“市”的结合，兼具政治控制、军事防卫与经济中心的功能，在这三项主要功能中，最核心的是政治控制功能。帝制时期的中国城市首先是政治和行政中心，行政区划决定了城市的层级和分布，比如北宋时期，东京开封为一国之中心，这是最高级别的城市；次一级是18个转运使司所在的州城，这是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对本路的其他州县具有辐射功能；再下一级是333多个州城，这是本州的中心；最下是1234个县城，这是本县的中心。（北宋宣和四年，共计351州，1234县，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53页）这种政治与行政而非经济主导的城市分布状态决定了有的城市经济生活发达，有的城市经济生活沉寂。同为州城，黄州州政府向东出去一百多步，就可以出现十多亩荒地以供苏轼躬耕。这种状况直到近代仍然如此，沈从文发表于1930年的小说《山道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县城——此地距离贵州有五天的路程，“本县城内共计一百卅二户，大小人口三百四十四人，还将县长本身算在这一个数目里面。”县长也没有气派的县衙，他住在一间小客栈中，“每天到一个旧庙中审点案，判断一些小生意人的争持，晚上就回到小店中住处来吃饭睡觉……作县长的五日一场才有新鲜猪肉吃。”（《沈从文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87页）这一类的小县城，在传统时期曾经更广泛地存在。

传统城市的第二个秘密是关于城墙的。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得到的历史知识都认为，传统时期的城是一定要有墙的，不但有墙，墙外面还要有护城河——被墙圈起来的地块才叫做城。但是，近年以来的学术研究却在不断地提醒大家，我们关于“城”和“墙”关系的传统认识可能只是一种靠不住的刻板印象。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两汉时期南方的不少郡县治所并无城郭,至孙吴时期才开始大量筑城。”而在“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长达五百余年的历史中,主要以毁城和不修城的政策为主,城市没有城墙或者城墙处于颓圮（pi3）状态可能是城市城墙的常态。”不同朝代，同一朝代中的不同时代，以及同一时代中的不同地域，“城”与“墙”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战时和边境地区，墙是必须的。比如北宋的河北诸州，在澶渊之盟以前的防御主要靠的就是城墙防御，辽兵打过来，人员物资退入城里，坚壁清野，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又比如明代，“明初修筑了大量卫所城市以及与卫所同城的府州县城,永乐至天顺时期社会安定,筑城数量很少,成化以后内忧外患加剧,全国开始普遍筑城。” 明代嘉靖时期的倭寇之乱则促使中央、地方与民间三方联合，共筑城防。而在内地，当一个新政权“削平群雄”完成统一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下令在新领土上拆除城墙，以防形成新的地方割据。比如北宋打下太原、兼并北汉之后，就曾下令拆除当地的城墙。而蒙古人“在进攻高丽的战争中，就已经有意识地采取毁城政策来防止当地人民的反抗”；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之后，所采取则是“毁城与长期禁止修城的政策”。在接纳了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我们或者可以这样总结传统时期“城”与“墙”的关系：并非所有的“城”都有“墙”，当然，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继续保持对传统城市的经典印象。

传统城市的第三个秘密是关于坊市制的。坊市制的城市，唐代的长安是最典型、研究最集中的，它的特点：首先是空间上的区隔有度，宫城和中央政府办公区（皇城）位于城市的北部中央，宫城南门的朱雀大街向南一直延伸到京城的明德门，将整个整个城市分为东西对称的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被相对均匀地划分为108个坊和两个市，东区有东市，西区有西市。其次是坊与市在功能上的严格分工，坊是居民区，仅供居住，市是商业区，所有的买卖交易活动都在市中进行。最后是整个城市在时间上的统一管理，坊和市都建有围墙，坊门与市门均按照统一的时间开阖。《大唐令》规定，坊设有坊正，“掌坊门管钥、督查奸非”。

通常认为，坊市制从北魏的平城和洛阳开始，以唐代的长安最为典型，坊市制的城市相对封闭，追求控制，具有中古时期的特征。而北宋开封的出现则标志着一种带有“近代”色彩的新型城市的出现，在开封，商业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就像现在一样，任何客流量足够产生利润的地方，都可以开买卖，各种店铺临街而设，京城最宽级别最高的御街两旁的御廊，原本也是允许“市人买卖于其间”的，直到徽宗的时候才禁止。御街一直向南，过了州桥，两边都有住家，住家与店铺杂错分布，街东的名店包括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街西过了州桥往西去是一条大街，名叫“曲院街”。曲院街南有遇仙正店，这家店的装修堪称豪华，前有楼子后有台，开封人叫它“台上”，店里的酒美而贵，银缾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曲院街北有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从这里再往西去就是“红灯区”，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叫“院街”。这一段“北宋东京旅游指南”，出自宋人孟元老的《东梦梦华录》（卷二）。这种城市布局所带来的逛街的感觉，是现代人非常熟悉的。同样让现代人感到熟悉的，是早市、夜市、鬼市这些名词，开封城是一个昼夜骈阗的城市，被女真人赶到南方去之后，在临安的熏熏暖风之中，他们念念不忘的“少年乐事”之中，还有酣甜的东京夜色，“忆昔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樊楼是开封最大的酒楼。

在通常的历史讲述中，从唐长安到宋东京，是中国城市革命性的进步，唐长安以控制为第一导向的具有“中古”色彩的坊市制瓦解，北宋东京呈现出具有“近代”特征的商业大都市的面貌。近年以来，随着历史研究越来越深入到细节，这种说法也遭到了挑战。学者们发现，第一，北宋东京所在地的汴州，在唐代作为州一级的城市，可能本来就不曾存在过像首都长安那样的严格的坊市制度，所以，就北宋东京本身的历史而言，不存在一个“坊墙倒塌”的过程——本来就没有墙，哪来的塌吗？第二，唐代长安，在东市和西市以外的地方，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商业活动，比如说，邸店可能是一直都有的，再比如说，唐代后期已经出现了推倒坊墙、临街开市的做法，尽管政策并不鼓励。但是，不管汴梁在唐代的城市形态如何，也不管长安的其他区域是否存在零星的商业活动，唐长安与宋东京这两座城市在空间布局、功能区分和时间管控方面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在象征的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讲“坊墙倒塌”的故事，尽管汴州也许从未有过严整的坊墙。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