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日常生活篇-路上匆匆行者谁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继续“传统时期的行生活”主题，让我们把目光从道路、关卡、驿站转向行人。我们的历史教育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安土重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

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农业和游牧业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地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这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传统中国社会特征的总结。《乡土中国》出版于1947年，它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社会学家对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的学术性观察。1947年，“乡土中国”还在。

2019年，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过程之后，“乡土中国”早已支离破碎。费老的这本书，我通常会介绍给我的学生读，希望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些有关传统中国的常识。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个总结，适用于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确，他们像庄稼一样长在地里，除非万不得已，绝不离开家乡。现代历史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农业的推广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商鞅变法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推广农业，因为农业既能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又能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

即便如此，华夏大地的道路上仍然是人流不息、物流不息的。倘若我们能够以延时摄影的方式，把摄像机架在古道旁，拍摄一千年、两千年，然后再把这一两千年的影像浓缩到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去放映，我们看到应该是一条有时稠密、有时稀疏、然而从未断绝的人流。那么，那些在路上匆匆前行的人究竟是谁？

《诗经·召南》有一首《小星》，这样写道：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

翻译成现代汉语，可以是这样的：

小小星儿泛微光，三三五五在东方。匆匆忙忙连夜行，早早晚晚为公忙。命运与人不一样！
      小小星儿泛微光，参（shen）星昂星在东方。匆匆忙忙连夜行，抱着被子与床帐。命运与人不一样！
     （翻译参用王延海《诗经今注今译》和袁誉荌《诗经今译》）

《小星》里“肃肃宵征，夙夜在公”，“肃肃宵征，抱衾与裯”的主人公，应当就是当时国家的低级官员。宋代的洪迈说：“此诗本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容斋三笔》卷十）“君命”固然“不敢慢”，用“寔命不同”来作结，到底还是有抱怨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奔波在路上似乎是这位官员生活的常态。他甚至还得自带行李卷，“抱衾与裯”。而这包床上用品的存在，却 曾经造成极大的误解。

汉代的毛公把这首《小星》解释成妻子不妒忌、“贱妾（得以抱着被窝）进御于君”的和谐场面；唐代的孔颖达则更进一步，赞美妻妾双方都懂事“尽心”；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把“小星”作为“妾”的别称。可怜的召南小官就发了发牢骚，竟然被误解成贱妾，也可以说是一桩“千古奇冤”了。

传统时期的官员在衙门的工作量，绝对没有现代这么大，但是，部分官员出差的频率和在外奔波的绝对时间实在是不低的。江苏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汉成帝，前11）日记》是东海郡功曹师饶的工作日志，根据这份《日记》可以发现，“在一年的354天中，（师饶）坐曹理事的时间不过87 天，除去休假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出行状态，这或许反映了部分郡县属吏的日常工作情况。” 《元延二年日记》与传世史料中的记载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后汉书·应奉传》载，应奉为郡决曹史，“行部四十二县，录囚徒数百千人。及还，太守备问之”。 这种为了履行职责在辖区范围内进行的公务旅行，是后世负有监察督导责任的地方官员的工作常态，比如汉代的刺史、唐代的观察使，宋代的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等。中央定期不定期派出的各种巡视组，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履职的，比如唐代的监察御史和明代的巡按御史。

隋代实行官吏分途，官员的任免权力全数收归中央，选任集权加强。理论上讲，从此之后直到帝制结束，所有官员都必须到首都来通过一定的考试获取任官资格，然后从首都的选任部门获得职位任命，再奔赴全国各地履职，任满之后，又须回到首都通过任职资历的认证，获取新的任命。

我们这样简单的描述下来，诸位便可以想象隋朝以后帝制时代官员生活的常态：他们的人生从取得官员资格起，到退休止，一直都在帝国范围之内奔波往返，在一个地方工作一段时间，通常是三年或四年，然后便得回到首都，再从首都奔向下一个岗位。这就是宦游。宦游人的旅途遭际，我们后边要专门讲一讲。

科举时代还催生了另外一种旅行，那便是赶考，从隋唐到北宋前期，都是一年一考，北宋中期以后改成每三年一考。考试分级进行，先在本地考，取得资格之后再到首都去考，路途遥远，举人心中却充满了希望，“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这样的黄粱美梦，在去程之中，不知做了多少场。然而究竟还是名落孙山的多，归途之中，究竟是怎样的黯然，又是如何克服的沮丧，好像很少有人会提到。

我们看到的旅行，往往是金榜题名者的记录。1099年冬天，二十三岁的衢州解元卢襄第一次踏上了前往开封赶考的路，他抵达开封的时候，宋哲宗刚刚驾崩。但是，科举考试照常举行，只是取消了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环节。所以，国丧并未影响这位年轻人的心情。二月初一日，在某个客栈之中，即将下场的卢襄完成了自己的旅行日记，题为“西征记”。第二天，宋徽宗开始“听政”。三月二十三日，科举放榜，一共录取561人，卢襄应该也是在其中的。

在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靖康年间，他正做着江宁知府。卢襄的赶考游记，从文学的角度看，水平并不高，但正因如此，才显得非常典型，体现了普通举人的旅行状态。他走得很悠闲，每到一地的主要节目就是探访古迹，追昔抚今，掉书袋，写诗赋抒发怀古幽思，歌颂本朝。比如他看到运河，就联想到隋炀帝：“遂念隋大业间炀帝所以浚辟，使达于扬州者，不过事游幸尔。今则东南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絶。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吾宋王业之资也。……”

卢襄对于运河本身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对开凿运河的隋炀帝的评价则是负面，他批评隋炀帝疏通运河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这个评价非常典型，至今，民间记忆仍然说隋炀帝到扬州主要是为了看琼花。总体来说，华夏文化对皇帝的出行持负面态度，喜欢出游的秦始皇、隋炀帝的评价都相当负面。

1519年，明武宗正德皇帝制定了豪华的旅行计划，想要下江南，他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山东的泰山，然后游徐州、扬州，到南京；再由南京下苏州、杭州；再溯江而上到湖广各地，登武当山。”这个旅行计划遭到了文武大臣的强烈反对。批评者拿来吓唬皇帝的历史教训，就包括隋炀帝：“故八骏游而周替，骊山幸而秦亡。夏之太康，隋之炀帝皆以弃离宫阙，远事巡行，卒致祸败。兴亡之迹，可为殷鉴。”

隋炀帝的确是在扬州被叛军杀死的。快意事做不得，这让武宗很恼火。明朝的皇帝发起脾气来是要打人的，因为南巡，武宗一共廷杖大臣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然而，他也不得不放弃了南巡计划。但是，武宗最终还是如愿以偿了。因为就在这一年的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了叛乱。文武双全的大儒王守仁很快就控制了局面。这么好的借口，武宗哪肯放过，他压下了王守仁胜利的消息，亲自南下。结果在回程中，不幸落水，疾病缠身，直至死亡。又为皇帝出巡增加了一个可耻的例子。

儒家的政治文化反对皇帝出巡的理由主要是费钱、折腾。封禅被认为是“天下太平功成”的标志。宋真宗跟辽签订澶渊之盟，跟北方蛮夷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到底意难平。于是便大搞封禅，想要在文化建设上宣示正统与高明。开工之前，先用一壶珍珠贿赂了宰相王旦。他封禅完毕，刹不住车，又去祭祀后土，认神仙祖宗，大搞神圣崇拜运动，把两朝积累的国库都搞空了。

王旦临终遗嘱，要求剃发淄衣而葬，剃光头、穿和尚的衣服下葬，就是因为未能阻拦皇帝的折腾而愧疚追悔。儒家反对皇帝出巡，还有一个物质条件，那便是传统中国很早就发展出发达的赋税收集、转运能力，因此，皇帝端坐首都，就可以安享天下供养。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君主，则不得不花费时间在各个领地上巡行，目的就是要接近物资的供给地。当然，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隋唐以后的皇帝也出现过从长安到洛阳“就食”的现象，“就”是将就的就，食是食物的食，就食，就是去吃饭，政治中心庞大的附属人群到物资转运更方便的洛阳去吃饭。而到宋代则干脆把首都安到了运河上城市——开封。

其实，皇帝的出巡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秦始皇的五次出巡，隋炀帝、康熙和乾隆的下江南，其实都蕴含着强烈的政治目的，要对新征服的土地宣示主权、宣扬本朝统治的合法性，笼络人心，压服潜在的反对者。少数民族所建立王朝的皇帝出巡，还有本民族的色彩。比如辽的“四时捺钵”，金的“春山秋水”，元朝皇帝的上都之行，以及清朝皇帝的木兰秋狝。

今之宅人有曰“旅行就是花钱买罪受”，明人胡奎诗云“出门不如在家好”（《斗南老人集·听雨轩为夏杰兄弟作》）。在路上的人，无论皇帝、官员还是小民，倘若是主动上路的，多半还是心中有所追求的。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国利民、利他利己，都是利。正当的利益追求，符合人性，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路上匆匆行者谁，下一次，我们靠近一点，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