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日常生活篇-士兵的旅途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从这一期开始，我们讲历史上那些属于“个人”的故事，首先是军人。

宋朝人郭茂倩辑录的《乐府诗集》（卷二五）中有一首古歌，写的是汉代一个普通士兵的遭遇，他“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班昭《为兄超求代疏》），西汉前期，十五成丁，开始为国家服役。服役的期限，按规定是所有男丁每人每年三天，实际执行中，是部分人服役，役期一年，其余不服役的人“出钱三百，以给戍者”（马端临《文献通考》）。

随着汉朝对西域的开拓，越来越多的士兵带着家属长期在西北屯田，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移民行为。学者根据汉代留下的简牍分析发现，戍边军人来自全国各地，家庭规模一般在五口左右。比如说，居延（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出的东汉永光四年（40）“橐驼延寿燧长”孙时所持的“符”（旅行证）表明：孙时是橐驼延寿（烽）燧的燧长，他的妻子孙第卿，21岁，籍贯在昭武乡万岁里；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王女，刚刚3岁；跟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孙时的妹妹，名叫耳，9岁。

这些汉王朝的拓边者会用故乡的名字来命名新家园，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开拓者的共同做法。老兵十五从军，八十始归，他究竟在哪里服役呢？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没有在戍边之地终老，而是选择了叶落归根。

“少小离家老大归，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笔下的故乡，人丁兴旺，温暖热闹，游子虽老，仍然是有家可归的。而十五从军征的老兵却遭遇了无家可归的寂寞寒冷。

老兵在熟悉的乡路上遇到了同乡，赶忙打听家里的情况，“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在乡里人的指点下，老兵少年记忆与眼前现实实现了残忍对接，“遥看是君家，松栢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榖，井上生旅葵。”家园已经彻底荒芜，野谷、野葵丛生。老兵用颤抖的手拿出了简单的行军炊具，“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羮。”

回归故土，与亲人分享生命的最后时光，是支撑老兵跨越漫漫旅程的唯一动力，他以为，回到故乡，孤独便结束了，却没想到，漫漫旅程之后他得到的却是终极的孤独，“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肯定有文学的夸张成分。然而，其中所描述的军人的骨肉分离之痛，个人和家庭为国家民族所作的牺牲，却是真实存在的。郭茂倩把这首诗收在“鼓角横吹曲”类中，横吹曲，“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军中之乐”不回避个体的牺牲与痛楚，诚为难能可贵，有仁者之心。

唐诗中有一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属于不能细想，细想便有无限凄凉的。短短14个字，就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无定河边、乍暖还寒风中的无名战士枯骨；镜头一转，却是故乡春闺年轻妻子梦中甜蜜的娇嗔，妻子对于丈夫战死的事实一无所知，仍然在期待重逢、期待属于他们的未来。古人从军，除了出于臣民责任的服役以外，还有一种是主动的从军报国觅封侯，这是比读书应举出现更早的传统前程。

唐代遇有大规模战事，除征发府兵之外，还会招募普通老百姓从军。唐初老百姓对从军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老百姓的积极性打哪儿来？对唐帝国的忠诚和身为唐人的自豪感肯定是有的，更重要的，是当兵立功提供了一条出人头地的光明之路。军人立功可以获得勋官，就是《木兰辞》里说的“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有了勋官就可以获得占田的特权，从三十顷到六十亩不等，而普通老百姓一个男子的永业田限额是二十亩，当然这不是说你有了勋官政府就分配这么多土地给你，而是说，有了勋官之后，你就可以合法地拥有相应等级的土地了。勋官还有法律上的刑罚减等优待，勋官二品以下、五品以上，“犯死罪者，并为上请”；七品以上勋官及五品以上勋官的“祖父母、父母、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勋官为政府服役达到一定期限，还可以通过吏部或者兵部的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

“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能得到尚书郎的职位，肯定是通过了吏部的身言书判考试，我们的花木兰，应当是文武双全的。建立功勋，取得特权，这应当是很多人从军的主要动力。当然，能力特别强、运气特别好的从军者甚至还可以获得提拔，直接成为官员，进入统治阶层。

唐太宗贞观末年，征辽东，绛州龙门人薛仁贵应募从军。大军攻打安地城，太宗命令诸将分四路进军，薛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着白衣”，唐军的制服是黑色的，而薛仁贵偏偏穿白，目的就是要醒目，好让在高处瞭敌的皇帝看见自己。

果然，太宗远远望见一名白衣小将，“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太宗本人也是武将出身，见此奇才，惊为天人，赶紧派人来问“先锋白衣者为谁”，随即接见了薛仁贵，“赐马两匹、绢四十匹”，“并赐生口十人”，并立即授予他从五品的“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都尉”职衔，并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从一介平民直接跃升为五品官，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战场上。宋代以后的状元郎，比这个风光，却远不如这个实在。

薛仁贵军人生涯最辉煌的时刻，莫过于高宗时他率兵西征天山九姓突厥。当时九姓突厥坐拥十多万人，势力强大。突厥人派了几十名勇士来挑战。薛仁貴连发三箭，三名勇士应声落马，其余人等慌忙下马请降。唐军乘胜进军，大破突厥。“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雄壮军歌响彻了天山南北。

薛仁贵晚年，曾经因犯错误免职。六十八岁上，唐高宗又重新启用他对付突厥人。老将出马，威名犹在，仍然能打。突厥人“闻仁貴復起為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两年之后，永淳二年（683）二月“己卯，左领军卫大将军薛仁贵卒。”紧接着薛仁贵的死讯，《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三月庚寅，突厥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围单于都护府。”将军死而长城坏，增重了薛仁贵的威名，却不得不说是国家的悲哀。

薛仁贵的故事特别适合用来做征兵宣传。这个故事传递出来诸多的正面信息，在这个国家控制一切的等级社会中，存在着相对平等的文武关系，武人地位高尚，从士兵到将军道路畅通，只要你有能力，有军功。但是，事实上，薛仁贵的故事恐怕只是一个特例，薛仁贵的武艺、军功、机遇和各种能力（包括自我宣传的能力）都实在是太超群了。

在薛仁贵从军之后不久，普通立功军人的上进之路，就开始出现了日渐堵塞的现象。国家对立功军人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比如对待为国捐躯的烈士，从前是，“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但是，自从显庆五年(660) 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勋官的获得越来越难，即便是获得了勋官，也很难享受到相应的特权。相反的，勋官因为被官府记录在案，反而变成了一种容易受到征发的对象。当兵的好处越来越少，逃避征兵于是成为普遍行为。

为了获得稳定的兵员，唐代后期开始实行职业兵制，宋代又吸取五代陋习，在士兵的脸上刺字，从而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军人群体——募兵。募兵的特点，我们前面讲制度的时候讲过，他们脱离了农业生产，完全靠国家财政养活，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他们脸上刺着字，因此有别于普通老百姓，也因此被普通老百姓看不起，可是他们又是手持武力的人、是有能力保护也有能力危害老百姓的人。和平时期的军人，不太可能发生像薛仁贵那样的传奇故事，他们的生活更像是一种低级小官吏。

宋代军人的来源有三种，第一是军人子弟从军，第二是平民应募的，第三是刺配的配军，这是最低等的。军人和自己的妻子儿女构成小家庭，住在营房里，用俸禄养活自己的小家庭，甚至混得好的还能资助原生家庭。军人的妻子也往往来自军人家庭。按制度，宋代禁军要定期轮流戍边，因此，分居是宋代军人家庭生活的常态。这其中也有节制生育的考虑。每三年，皇帝会亲自检阅所有的军官，从高到低，依次升迁，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十几天。这是皇帝保持军人忠诚的一种方式。军官升迁完了，下面的士兵也会得到机会被提拔为低级军官。皇帝的大阅是整个军营的节日，军营门口销售活鸡活鸭的摊贩，这时候最好做生意。

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军人的跋扈骄横。比如西北开战，朝廷慌了手脚，一味增兵，甚至想到了要把开封的辇夫送上战场，辇夫是干什么的呢？抬轿子的。这班人当然不干，直接就闹上了街。但不是所有的军人都能这么横。底层军人的状态其实是相当可怜的。

宋朝军队的最底层是厢军，也就是专门干杂役的兵。宋朝用厢军来承担政府所需要的某些服务，比如长途运输。江宁府（南京）是长江航运的重要港口，往来官船众多。来来往往负责押运的士兵也很多。士兵在中途生病，基本上就会被留在江宁，住在特殊的营房之中，一年总计不下几百人。这几百人，很少有能活下来的。为什么呢？是病的很重吗？不是，基本上是饿死的。为什么饿死呢？

因为按照制度，生病士兵留下来之后，才向江宁府申请“粮票”，拿到“粮票”才能到仓库里领粮食，领了粮食才有饭吃，可是这一套手续走起来并不容易，等到手续走完，病号就已经饿了好几天了。这种情况，直到理学家程颢担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建议，才得以改善。程颢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先在营房里备好米，病号来了就管饭。(《二程集》卷一二《明道先生行状》)负责押运物资的厢军士兵会在旅途之中遭遇生死考验，而这种时候，他们命如草芥，只能依靠像程颢这样有良知负责任的官员。

说这些小人物、卑微群体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吗？我觉得有，这意义就在于他们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