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解》丨第十四集:五行解(一)

五行最初起源于五材。《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国语·鲁语》：“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尚书·大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百姓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在此阶段，五行实是五材，并不具备“行”的状态转换性。

到西汉时，五行就开始有了新的赋义。《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七上》：经（指《尚书·洪范》）曰：天乃赐禹洪范几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故曰“妃以五成（妃，匹也，匹配的意思。）”。然则水之大数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这就是《周易·系辞上》说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大衍之数”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极尊贵、神秘的东西，是可以推演天地之秘的。其实“天数”：一、三、五、七、九就是奇数，加起来总和是二十五；“地数”：二、四、六、八、十就是偶数，加起来总和是三十。前五个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匹配加上“天以五生土”的“五”就产生了后五个数“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亦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结论性的话：一（阳、奇数）、六（阴、偶数）为水；二（阴、偶数）、七（阳、奇数）为火；三（阳、奇数）、八（阴、偶数）为木；四（阴、偶数）、九（阳、奇数）为金；五（阳、奇数）、十（阴、偶数）为土。“成数”都是“生数”加了万物土中生的“土”的数“五”而形成的。这样一来，“水、火、木、金、土”的数就都有了阴阳属性，那么自然而然，“五行”一统于“阴阳”。 既然“阴阳消长”体现了“大道”的精神，那么“五行”亦同理。清·郑钦安《医理真传卷一·真龙约言》说“水土合德，世界大成矣。”只是掂头带尾提了“五行”中的“水、土”，这显然不能体现秉承“五行”一统于“阴阳”的整体大纲目，似有割裂之嫌。）故水以天一为火二牡，木以天三为土十牡，土以天五为水六牡，火以天七为金四牡，金以天九为木八牡。（此是五行的相克关系，牡，雄性的意思，水克火，对水有制约作用，所以“水为火之夫”。余类推。）阳奇为牡，阴耦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之妃也。”（说的太明白了，具有相克关系的奇数为阳为雄为夫，偶数为阴为雌为妇。不存在相克关系的偶数为阳为雄为夫，奇数为阴为雌为妇的情况。所以说“水是火的夫，火是水的妻”）于《易》，“坎”为水，为中男，“离”为火，为中女，盖取诸此也。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向明而治。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于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而鹰隼击，秋分而微霜降。其于王事，出军行师，把旄杖钺，誓士众，抗武威，所以征畔逆，止暴乱也。水，北方，终藏万物者也，其于人道，命终而形藏，精神放越，圣人为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中之上》：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气阴阳相敌。《汉书·五行志》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引经据典，说史事变迁，兴衰交替，试图用用五行来说理揭秘。感觉迂远，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似乎于气候骤变的天灾有探求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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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伤寒论杂病论》中用大枣数的思考：仲景在《伤寒论杂病论》用大枣一般的方剂，以十二枚者为多。考之《神农本草经》曰：“大枣，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可见用十二枚大枣者，主十二经也。当归四逆汤二十五枚大枣者，偏乎扶阳气也。（25为1、3、5、7、9阳数之和）炙甘草汤三十枚大枣者，偏乎益阴血也。（30为2、4、6、8、10阴数之和）十枣汤十枚大枣者，顾护脾胃之气也。（10为土之成数）数者，理也。《内经》常有此言：“此天地之至数”，杨上善注曰：“数者，理也。”由此观之，白虎汤，一斤石膏六两知母，非一六水乎？小柴胡汤，柴胡八两黄芩三两；乌梅丸，主药乌梅用了三百枚，无三八木之意在？栀子豉汤，栀子十四枚豉四合，得无二七火与金水相生之意乎？仲景时代，已然有明确的度量衡，不用斤两约束，而用个数规定，显然有其深意。其它桂枝麻黄各半汤等，属特殊，不一定非得归合于五行数。但药物的剂量，恐怕也受五行生成数的制约与规范。总之，阴阳五行之理，一气流行，活泼泼的，万不可机械、本本、教条，阴阳之理，以象求，不以数推。

战国时名医扁鹊《难经·第七十五难》曰：经言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何谓也？然。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东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实，金当平之。火欲实，水当平之。土欲实，木当平之。金欲实，火当平之。水欲实，土当平之。东方肝也，则知肝实。西方肺也，则知肺虚。泻南方火，补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水胜火，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经曰：不能治其虚，何问其余，此之谓也。清·叶子雨《难经本义》引王氏（盖是清代名医王孟英，存考。）语曰：余每读之此难，未尝不叹夫越人之得经旨，而惮夫后世之失经旨也。先哲有言，凡读书不可先看注解，且将经文反覆而详味之，得自家有新意，却以注解参校，庶乎经旨昭然，而不为他说所蔽。若先看注解，则被其说横吾胸中，自家却无新意，余平生所胤服此训，所益甚多。（读经至当之法，宜效之。）且如《难经》此篇，其言周备纯正，足为万世法。后人纷纷之论，其可凭乎？……。“子能令母实”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虚”一句，言治法也。其意盖曰：火为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过分，而为病矣。今将何以处之？惟有补水泻火之治而已。夫补水者，何谓也？盖水为木之母，若补水之虚，使力可胜火，火势退而木势亦退，此即则母能虚子之义，所谓不治之治也。若曰不然，则“母能令子虚”一句，将归之脾肺乎？既归于脾肺，今何不补脾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克耳。今火大旺，水大亏，火何畏乎？惟其无畏，则愈旺而愈不能制，苟非滋水以求胜之，孰能胜也？“水胜火”三字，此越人寓意处，细观之，勿轻忽也。虽“泻火补水”并言，然其要又在“补水”耳。后人乃言独“泻火”，而不用“补水”，又曰“泻火” 即是“补水”，得不大违越人与经旨之意乎？若果不用“补水”，经必不言“补北方”， 越人不必言“补水”矣。虽水不虚，而火独暴旺者，固不必“补水”亦可也。若先因水虚而至火旺者，不“补水”可乎？……。或疑木旺“补水”，恐“水生木”而木愈旺，故闻独“泻火”而不“补水”论，忻然从之。殊不知木已旺矣，何待生乎？况水之虚，虽峻补不能复其本气，安有余力生木哉？若能生木，则能胜火矣。又或谓“补水”者，欲其不食于母也。不食于母，则金还矣。岂知火克金，土不生金，金之虚已极，尚不能自给，水虽食之，何所食乎？若然，则金虚不由于火之克，土之不生，而由于水之食耳！岂理也哉？！纵水不食金，金也未必能复其常也。“金不得平木”一句，多一“不”字，所以“泻火补水”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当删去。王氏此一段论述，真可谓抽丝剥茧，绵密之甚，真堪师法，于此等处三思之，再思之可也。其直可与尤怡注张仲景《金匮要略卷上·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相提并论，至美至醇，不偏不倚，恂为正道。五行辨证，微乎微乎！生生克克，克克生生，生中有克，克中有生，我所生者，所生我者，……。说清不易，具体实施起来就更难，非有慧剑于心，执此诚为不易。这大概就是以五行辨证名于世的医家并不多见的原因吧。相反，以五行论胡说的倒是车载斗量，比比然，泛泛然，目之睹，耳之闻，历来不乏。这种现象也说明了五行理论“易知难精”的特点。其实，扁鹊《难经·第七十五难》的这段话可以站在阴阳的角度和高度上去理解。“东方实，西方虚”是说“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的正常状态不相配了、有偏差了，也就是彭子益在《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所说的“运动圆则和平”无病状态打破了，成了运动不圆则病的病态了。“泻南方，补北方”则是使病态恢复至“金木水火土当更相平”正常状态的具体治则、手段。“泻南方（火）”即是针对“东方（木）实”而言的，泻（虚）子（火）即所以泻（虚）母（木）；“补北方（水）”即是针对“西方（金）虚”而言的，补（实）子（水）即所以补（实）母（金）。“木能生火，祸发必克”说的是木火亢盛，最终结果是木焚而火熄，子旺而反害其母。这也就是刘河间所说的“火恶”论，是以“火”必泻之，这火当然是病邪，所谓“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的东西；“金能生水，水反润金”，母子俱有益，金水有相济之妙。这也就是刘河间所说的“水善”论，是以“水”必补之。推广开来：无论是“邪气盛则实”的实邪导致的“东方实，西方虚”，还是“精气夺则虚”的虚邪导致的“东方实，西方虚”，所表现出来的均是“阴不足阳有余”的阴阳不相配的病态。但这个“阴不足阳有余”的阴阳不相配的病态是得一分为二看的，是要分虚实看的。“实”态，是要“泻”的，就是“泻南方”；虚态，是要“补”的，就是“补北方”。“实”态即刘河间所言的外感六淫皆能化火，所以主治之法则是寒凉以泻火之有余；虚态即刘河间所言的五志过极皆能化火、朱丹溪所论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内伤阴虚论，所以主治之法则是滋阴以补水之不足。扁鹊之论，极有高度，实是《内经》医学学术思想的精髓。天下之病，不外虚实，治之之法，难逃补泻。此论开了“寒凉直折其实火”的攻邪派与“滋阴以补其水亏”的滋阴派两大法门。“攻”与“补”无非是为了维护人身正气正常运行的法则、手段罢了。

《难经·第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之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此一段《难经》之文，当是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卷上·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之所原。

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卷上·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肝为木，脾为土，木克土，传其所胜，理所必然。），当先实脾（所谓先安未病之地也。）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四季中脾无所主，分寄于四季之末各旺十八日，此《内经》一义也；《内经》又有一义，“脾主长夏”，即于夏季之后，又另立一长夏，此说于“五行相生一贯流行”之义的了解较好、顺理成章。然而在实际的中医临床辨证中则此说显然不如“分寄于四季之末各旺十八日”的说法更具妙义、更具实际指导性。）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知治肝也（“即勿补之”，是肝病而脾旺不虚；“不解实脾”，是肝病而脾虚，确该“实脾”。而“中工”识见不到“不晓相传”，“惟知治肝”。）。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以调之（肝之病补用酸者，肝不足，则益之以其本味，与《内经》以辛补之之义不同。然肝以阴藏而含生气，以辛补之，所以助其用；补用酸者，所以益其体，言虽异而理各当也。以上这一段解为清·尤怡所解。尤怡此解，不违《内经》之旨，于仲师之奥义，揭发明白，两得其妙，诚为至解、妙解。）。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清·尤怡否认了这一段文字为张仲景原有经文。其曰：“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类后人谬添注脚，编书者误收之也。盖仲景治肝补脾之要，在脾实而不受肝邪，非补脾以伤肾，纵火以刑金之谓。此为尤氏论点。果尔，则是所全者少，而所伤者反多也。谁说不是，愚人所不为，况仲圣乎？且脾得补而肺将自旺，肾受伤必虚及其子，何制金强木之有哉？以谬推谬，自相矛盾。细按语意，推出服人的正理来，正当其时。“见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辞；“补用酸”三句，乃别出肝虚正治之法。观下文云：前后本自语义贯通。“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可以见矣。盖藏病，惟虚者受之，实者不受；藏邪，惟实者能传，虚则不传。故治肝实者，先实脾土，以杜滋蔓之祸；治肝虚者，直补本宫，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虚实并举之要旨也。后人不察肝病缓中之理，谬执“甘先入脾”之语，遂略与焦苦，而独于甘味曲穷其说，以为即是治肝补脾之要妙。昔贤云：詖辞知其所蔽，此之谓也。（詖,偏颇，邪僻。《孟子·公孙丑上》：“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尤怡天机敏妙处于此可见，诚能超迈凡人庸见，得其正解矣。一段“类后人谬添注脚”抛却不要可也。所谓“詖辞” 蔽正啊。）。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余藏准此。（引经据典，说临床治疗中，一定不要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而应该做到“补其不足，损其有余。”其余藏之辨证论治也宜以上论为准而推广。）张仲景此段论述，实开藏府辨证运用五行理论用药施治之先河。尤怡的正解，如暗室明灯，可使人入正途，免进歧路。因为五行辨证很容易进入“类后人谬添注脚”的循环圈中，走火入魔。似是而非的辨别处是中医辨证最见功底的地方，能在此等处去伪存真，就能抓住真病机，从而对症下药，妙手回春。倘若于此等处理论不清，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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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对于四时和五藏的配合，有两种说法。第一种配合是：春肝，夏心，长夏脾，秋肺，冬肾。“春胜长夏”（《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第九》、《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第四》）；“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平脾脉来，长夏以胃气为本。”（《黄帝内经·素问·平人气象论第十八》）；“脾主长夏。”（《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第二十二》）；“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黄帝内经·素问·风论第四十二》）；“长夏气在肌肉。”（《黄帝内经·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第六十四》）；“备化之季，其藏脾，其应长夏。”（《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第七十》）；“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黄帝内经·灵枢·本神篇第八》）；“脾为牝藏，其为长夏。”（《黄帝内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第四十四》）；“足太阴，藏脾，色黄，味甘，时季夏。”（《黄帝内经·灵枢·五音五味篇第六十五》）。第二种配合是：春肝，夏心，秋肺，冬肾，而脾则分王四季，在春、夏、秋、冬每一季的末了一月各占一十八天。“脾者，土也，治中央，常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黄帝内经·素问·太阴阳明论第二十九》）；“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黄帝内经·素问·刺要论第五十》）；“戊己日自乘四季，无刺腹、去爪、泻水。”（《黄帝内经·灵枢·五禁篇第六十一》）。

尤怡（？-1749），字在泾，号拙吾，又号饲鹤山人，江苏吴县人，约与叶天士、徐大椿同时。尤氏天机敏妙，能诗善文，性格沉静，淡于名利。“大父（尤怡）少时学医于马元一先生，先生负盛名，从游者无算。晚得大父，喜甚，谓其夫人曰：吾今得一人，胜得于万人云。”（见清·尤世楠《大父拙吾府君家传》，引自《金匮翼》卷首）可见尤氏天资超迈。其服膺仲景，对仲景之书，历数十年精意研殚，竟至“凡有施治，悉本仲景”，所以晚年治病多奇中，在乾隆嘉庆年间以医名于世。其所著《金匮要略心典》、《伤寒贯珠集》、《金匮翼》等均为医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