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主张先义后利,拿到今天,就是要先定下游戏规则,然后在一定规则之下追求利益。西方国家制定“反垄断法”、“反倾销法”,虽然是他们自己想出的理论,但跟孟子的理论是相通的,也是强调先义后利,避免弱肉强食的事搞得太过火,避免“不道德产品”扰乱市场。
孟子主张先孝后仁,拿到今天同样实用。你如果真有好心,先用到父母身上。父母是人一生中最大的恩人,你在他身上都不肯用,说明根本没安好心,只是趋利之徒而已。所以用“孝”字检验一个人的品德,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孟子主张先义后忠,也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对朋友都不忠实、不友爱,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老板忠诚和友爱呢?既无忠诚和友爱,那就是因利相合。一旦背叛显得更有利时,他就可能毫不犹豫地背叛。
既然孟子的话都讲得有理,为什么说他就像在讲废话呢?跟无用之人讲有用的话,等于讲废话。南怀瑾大师在讲解这段文字,特意介绍了梁惠王的经历:
梁惠王是魏文侯的孙子。魏文侯是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他的儿子魏武侯也很能干,曾和赵、韩联手,灭掉了晋国的智伯,三分其地。在当时,王、侯的爵位都是周天子分封的,代代相传,僭越不得。梁惠王的父、祖都是侯爵,他这个王位是谁封的呢?是他自己封的。他觉得称王比较有面子,就自封为王。起初叫做魏惠王,后来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改称梁惠王。从这件事,可以想到这是个不讲规矩的人,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先利后义的那种人。
梁惠王也想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做出一番事业。他重用名将孙膑,发展武力,曾先后打败韩、赵、宋等国。但他打的几个仗都没什么道理,不像他的父亲、祖父那样师出有名。
梁惠王重武轻文,曾有一次,他去探视病重的大臣公叔痤。公叔痤乘机向他推荐门客公孙鞅,即商鞅,并说:“此人是一个奇才,希望您重用他,绝对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见。”梁惠王听了,闷声不响。事后,他对身边的近臣说:“公叔痤大概病糊涂了吧,他居然叫我把国家大事交给那个从卫国来的小子公孙鞅。”他非但不肯重用商鞅,甚至没有召见过一次。从这件事,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多么自负又听不进他人意见的人。
后来商鞅投奔到秦国,受到重用后,实行了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还说动了秦孝公,出兵打魏国,使魏国被迫割让河西之地求和,逼得梁惠王不得不迁都大梁以躲避秦国的锋芒。
孟子见梁惠王,正是梁惠王事业最失败、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他倒也想重金招揽人才,重振国威,但他骄傲自负的老脾气还是没变。所以他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意思是: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能为我的国家带来利益的好主意吗?
人家不远千里而来,他连一句客气的称呼都没有,“叟”这个字所透露的心理,跟现代某些老板“有钱还怕请不到人”的心理一模一样。哪怕公司举步维艰,都快倒闭了,还是觉得老板就是老板,应该由人才来求他,而不是他去求人才。这样能得到什么人才呢?
好在孟子修养高,一心只想推行“王道”,对自身遭遇并不放在心上。所以他还是跟梁惠王讲了“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段道理。可惜再好的道理,讲给一个梁惠王这样的人听,就如一句俗语:“鸭子背上泼一勺水。”所以说他讲的是废话。
孟子所讲的先义后利理念,多为后世所误解。孟子认为义和利都是重要的,就像忠和孝都重要一样,只是有主有从,有先有后。后世的腐儒却理解为只重义而不重利,并进而引发了公与私的争论。如南怀瑾大师所言:“汉唐以来,儒家的义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与无私之别,两者分不开来。所以谈义利之辨时,往往在逻辑上就会夹缠不清,而使我们现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于产生‘儒家思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觉。因为后世受此影响,每谈义利之辨,就成了谈有私与无私之辨。遂进一步牵涉到中国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牵涉到人类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为的中心——公与私之辨的问题。”
但孟子的义与利,谈的并不是公与私的问题,而是“大利”和“小利”的问题,如果只讲利不讲义,即使得了利,也会失去,这只是小利甚至无利。如果先义后利,就能可持续发展。这是大利。纵观世界级大企业家,哪个不是先义后利而发展起来的呢?
我们往往把“义”字想象得很神秘,孟子的解释是:义者,宜也,也就是办事合乎道理,合乎方法。好比办一家公司,首先要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要确定每个人的职权,总之要先把内部的管理搞好,然后才谈到市场上去竞争求利。抱着投机取巧的心理,抓住机会到市场上捞一把,因为内部竞争力不行,以后就难以为继。
另外,还要合理分配利益,使员工、客户、合作者等各方面都得到合理利益。俗话说:“分赃不匀,打死人!”如果利益分配不合理,内外部就纷争不断,大家只顾争利,就没有心情去求利了。所以,“华人首富”李嘉诚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他又说:“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台湾企业家林东岩也说:“只有双方满意才是一笔成功的生意。如果只有我赚,别人亏,那就是不平等交易,就是一笔不成功的生意。”所有这些讲的都是先义后利。
再者,求利时除了考虑小圈子的利益外,也要考虑社会效益。受到社会欢迎的事往往能够成功,受到社会反对的事最终都会失败。诚如拿破仑·希尔所言:“任何不是建立在真理和正义之上的事,既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赚钱。”
以上观之,孟子义利之辩,着眼点还是一个利字。可以认为,他讲的并不是一个品德问题,而是一个智慧问题。如果一个人不能透过义字看到大利,缺少的也许不是品德,而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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