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导读课 | 农业与中国文明的最初特点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共同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我是姜鹏。前面我们讲到继华夏人群出现，中国这个舞台逐步发展壮大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个变局，就是中国人的祖先人群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

我们已经把农业对于中国文明的影响，向大家作了简要的介绍。上一讲的内容主要是着眼于中国文明内部，把农业定性为影响中国文明的四个关键词之一。在这一讲里，我想引入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看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农业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农业有何不同，而这又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的特殊气质？这样的不同对后来的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人类早期历史上，世界各地有哪些值得我们重视的农业文明？

考古学家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在今天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以及印度半岛的恒河流域，很早都出现了农业文明，时间点上可能比中国的农业文明还要再早一点。两河流域文明的中心在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所谓的“两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这两条河流的下游之间，有一块非常适合于农业耕种的肥沃平原，人们称之为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我们把两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和中国早期的农业形态进行比较，你会发现有明显的不同。

什么不同呢？首先从地理环境和大气候的角度来讲，中国农业产生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季风气候区里面，春、夏、秋、冬四季轮换，在中国的主要农耕区，一般都是六月份到七、八月份，高温多雨，年均降雨量基本上都在四百毫米以上，这是非常适合农产品成长的自然条件。但是古代的两河流域就不一样了，在那里一年有八个月可能是不下雨的，即便下点雨，也不多，有些学者推测可能是在200毫米左右，更有学者说，那边部分地区可能是连一百毫米的降雨量都不到，这一点雨水量对于农耕来说肯定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

生活在那里的先民们他们发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每年四月到六月都会有汛期，也就是河水暴涨造成泛滥。但在水患退去之后，被河流冲刷过的两河流域的下游地区，土地又是非常的肥沃，适合于农业耕种。那能不能把农耕区迁到两河流域的下游呢？在那里既有肥沃的土地，两条大河也能够提供足够的水资源。

随后他们又发现问题了，就这样简单地在那里耕种，恐怕是不行的，因为在那里每年收割庄稼都是在四月份，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两条大河，每年发大水的汛期也是从四月份开始的。也就是说，辛辛苦苦地种好庄稼，庄稼一成熟的时候，大水就来了，就会把它们冲走，那不是白忙活了吗？这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人有一句话叫做“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先民也是非常聪明的。他们开始组织起来治理大河，疏导规范河水的走向，不仅不能让它影响到农业耕种，还要建造人工设施，发展出网络状的水利灌溉系统，让这些水资源为农业生产服务。

从治理大河、发展灌溉农业这一点上来讲，非洲北部的尼罗河流域以及印度半岛的恒河流域，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西亚的两河流域都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有学者就总结说，这几个地区的早期农业都是建立在泛滥平原和原始灌溉的基础上的。这和中国早期农业是非常不同的，在中国境内，到目前为止，考古尚未发现有西周以前的灌溉农业移植，我们的灌溉农业可能比西亚的两河流域要晚四千年左右。那有的朋友听了之后可能就会问了，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文明比别人落后了呢？倒不一定要这么来看问题。

那个时候北部中国的黄河也经常泛滥，但我们其他自然条件好。由于充沛的降雨量，我们的祖先避开时常泛滥的黄河主干道，在一些支流乃至于小河流附近的台地上，同样可以发展农业。那干嘛非要和自己过不去，辛辛苦苦去治理黄河呢？当然，大家请注意，我在这里讲的是万把年以前的事情。在西周以后，尤其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的人口数量和文明程度都经历了高速增长的时代，人的活动区域范围大规模地扩大了，所以治理黄河也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八千到一万年以前的中国早期农业这个问题上来。通过考古和各类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中国北方最早的农耕遗址，并不直接和黄河发生联系，而是建立在黄河支流或者更下级的支流边上。比如陕西的渭河流域，山西的汾河流域，再比如像南方的长江、淮河流域的农耕遗址，情况也是一样的，不在主干道上，在支流边上，因为小河流比较平静，不易闹水患。大河流边上发生水灾的可能性就大！所以名义上说起来，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明，但是我们和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最早的农业文明，是发生在大河的支流上，而不是大河的主干道上的。也就是说，中国早期的农业形态是建立在利用自然、而非征服自然的基础上的。

那么这种农业文明的特征，和直到今天还很有影响力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否有联系呢？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主张无论是人和人之间，还是人和自然之间，更应该和谐相处，而不是紧张地斗争关系。这个观念可以说是中国文化非常明显的特征之一。你也可以思考一下，它和我们独特的农业传统有关系吗？另外我们都知道，农业耕作比较便利的生产组织方式，是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合作分工，一个家庭、家族内部的人比较熟悉，合作起来比较顺畅，组织方式既自然又简单。

我们在之前的导读课里也曾提到过，中国人重视血缘和亲戚关系，和农业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但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他们为了农业要治理大河，这仅仅依靠一个家族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调动起来才行，这就需要国家机器，甚至专制集权的管理方式。我们看到，诞生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国和处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王朝，都是比古代中国王朝早得多的专制型国家政体。这种现象是不是和他们需要治理大河有关系？这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

谈到中国古代的统治模式，《左传》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翻译一下，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情就是祭祀和战争。在早期人类文明史上，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缺乏了解，对风、雨、雷、电充满恐惧，所以祭祀天地、山川、神灵、祖先，以祈求平安和丰收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掌握了这套知识和仪式的祭司，或者说是巫师，往往成为最早掌握权力的人。这在世界各地的古文明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的上古时期也是如此。另外，在中国上古时代，权威或者掌握权力的人的出现，似乎和战争有着更大的关系，而不是和治理大河有更密切的联系。

大家所知道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其实相对来说，跟早期的这个农耕文明相比，它还是比较晚的。

我们讲比较早一点的，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黄帝。我们今天讲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嘛，这个黄帝，《史记》里面说黄帝通过两次关键性的战争成为天下之共主，一次是打败了蚩尤，另一次是打败了炎帝。为什么战争胜利了，黄帝就能够成为天下的共主呢？因为无论是动员一个人群去征服另一个人群，还是反抗另一个人群，都需要复杂的管理组织手段，也考验着后勤的保障能力。这种组织能力它往往是建立国家的前提。所以战争对于权力的发展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刺激，它也催生出掌握权力的人和机构。

出现国家权力，就必然牵涉到权力怎么传承。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权力传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禅让，就是不传给儿子或其他亲属，而是选择一个贤能、有德之人，把位子传给他；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按照血缘来传承，一般情况当然是传给儿子，也有传给兄弟等等比较特殊的情况。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尤其是儒家学者的典籍当中，一般都是相信禅让，它是早于按照血缘传承的。儒家经典《尚书》里面提到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传承，就是按照禅让的模式进行的。

直到大禹去世以后，权力被他的儿子启拿走，开始了“传子不传贤”的王朝统治模式。大家非常熟悉的夏王朝就此产生了。很早就有学者对尧、舜、禹的禅让，提出过质疑，认为这只是儒家学者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今天也有很多人不相信“天下为公”的权力禅让模式在中国古代是真实地发生过的。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之下，人性的自私与贪婪的阴暗面更容易发挥作用。我倒要提醒大家，不要过于执着地用今天人的立场和经验轻易地去猜度古人。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也有学者把尧、舜、禹的禅让，看作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民主。

不管怎么说，中国古代出现集权式的专制王朝，时代应该是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要晚。尽管由于材料的缺乏，很多问题很难下定论，但这样的比较是有意义的。如果把今天的中国文明比作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那么这棵树上开出怎样的花朵？和其他树上的花有什么不同？都可以追溯到更久远时代埋下的种子。

唐太宗有一句名言，大家都很熟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是说，如果人只是依靠自己来认识自己，那最终得到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往往需要设立一个参照系统，通过参照、比较才能更好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面，我们照照镜子，看看衣冠穿戴是否整齐，本质上就是镜子当中映射出来的这个形象，成为我们知晓自己穿戴是否整齐的参照物。

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研究历史来知道，今天也需要透过他人的眼光，或研究、比较其他的文明来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特点。所以不仅仅就中国讲中国，而是在讲中国历史的时候，时刻保持一种世界眼光，是《中国历史大变局》这门课程的另一个特点。

好，今天的内容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进入到“先秦之变”这个板块。央视“百家讲坛”名师、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山教授，将为你具体讲述夏文明的特点，以及殷周时期国家形态成熟之后中国文明的走向，和进一步塑造。李山老师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名师，讲述既风趣又精彩，敬请大家继续收听。如果你对相关问题有探讨的兴趣，或有待发表的高见，可以在音频下方发表评论或移步至微信公众号“姜鹏历史沙龙”后台留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