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制度篇-“科举时代”的中国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一、思维导图

二、 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来谈谈古代的“中国梦”。什么叫“中国梦”呢？按我的粗浅理解，那就是一个人（当然在古代这个人只能是个男人），无论家庭出身怎样平凡，只要他自身够努力（当然运气也不能太坏），就可以通过某种公开、稳定、制度化的通道实现自身和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从宋朝开始，帝制中国是真有所谓“中国梦”的，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制度通道就是科举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晨还是普通老百姓，晚上就登上了天子的殿堂，成为了朝廷官员），就是科举时代“中国梦”夸张而生动的写照。

请注意，我说的是科举时代（而不是科举制度）始于宋朝，作为新型选官制度的科举始于唐朝。听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欸，不对啊，科举不是从隋朝开始的吗？”没错，一般的历史教科书确实是这样写的。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它总是直接给结论，很少给材料给论证，而且总是有一种“我这里说的就是唯一真理”的架势，很少告诉读者“其实关于这件事，有不止一种说法”。这种绝不鼓励思考的架势，实在是要不得，因为它把很多真正的聪明人推得远远的，让他们对历史产生了严重嫌弃。

关于科举制度的开端，说隋朝和说唐朝的，所采取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标准。说隋朝的，是把“分科取士”，特别是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创立的标准，这个标准所用的指标相对表面化，也对，但是没有抓住科举制度的神髓。说科举始于唐朝的，是把“允许自由投考而不是全靠地方政府举荐”作为科举创立的标准，这个标准才真正抓住了科举制度的神髓。用考试的方法选官，汉代的察举也有，科举真正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开启了自由报名，在影响人才选拔的诸多因素中，家族门第开始后撤，个人的才学能力得以前进。

科举创立于唐朝，但是，从宋朝开始，中国才真正进入了“科举时代”。因为只有从宋朝开始，科举才有了影响、塑造甚至定义时代的意义。首先，不论家世背景、标榜公平考试、择优录取的科举制度变成了帝国选拔官员的主流途径。科举的录取规模，宋朝跟唐朝相比，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唐代平均每年录取70人，宋代年均录取360人。数量增长带来的，是官僚集团结构的变化。在宋代，科举出身的官员数量，虽然不能在整个官僚集团中占到绝对多数，但是，他们占据着那些最为重要的文官职位，是国家的实际领导者，官僚集团的整体面貌由此得到改观。根据现代学者的统计，北宋有宰相71人，科举出身者65人，占92％；副宰相153人，科举出身者139人，占91％。曾经有文官得意洋洋地总结说：“当今用人基本上都是靠文章上来的：宰相大臣，文士也；皇帝身边的高级参谋，文士也；为国家理财的，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各州的州长，文士也。”这里的文士，可以简单理解为进士出身、文章写得漂亮的文官。

第二，科举开辟了一条向上的社会流动通道，个人可以通过读书应举获取功名，提升家族地位。举一个我最熟悉的例子，司马光的家族，虽然他们家号称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的后人，但是，堂堂西晋皇族后裔，在宋朝以前六七百年的时光，却再也没有出过什么像样人物，完全成了普通富裕农家。进入宋朝以后，有了开放的科举制度，司马氏才获得了新生。司马光的爷爷司马炫是家族中第一个进士，可能因为死得比较早地缘故，只做到县令。第二代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继续努力，再中进士，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为司马光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到了司马光这一代，本来已经靠父亲的恩荫得到了一个官位，但是司马光坚持读书，考中进士，这才有了宰相司马光。如果司马光不考进士，基本上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个人通过科举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家族地位随之提高。

第三，高度开放的科举就像如今的高考一样，具有“全民色彩”。一定年龄段之内所有中等以上家境的男子几户全部卷入科举——在同一个年份，有人刚刚开蒙读书，有人头悬梁锥刺股地用功，有人在赶考的路上，有人已经进入官场，正在春风得意处。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读书人群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他们构成了帝国更广阔的统治基础。考得上的当官，更多的考不上的（像我一样）当老师，混得最惨的只能在冬天农闲时节教教村子里的顽童识字班。然而，不管个人境遇如何，在这些“科举相关人士”的有意无意的集体努力下，整个社会的识字率提高了，儒家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传播扩散到更广阔的地域和更广大的人群，“文化中国”的同一性得到了增强。

第四，科举还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说，择偶。在士族门阀政治的时代，选女婿看重的是门第。比如，王羲之做了太傅郗鉴的女婿，传说是因为他潇洒豁达、满不在乎的态度——太傅派人来挑女婿，别人都打扮的漂漂亮亮，紧张得手心冒汗，唯独王羲之“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在东床上躺着，露着肚子，就好像没听到这消息一样）。当然这说法也对，但是，这故事有一个前提，郗太傅挑女婿是直接到琅琊王氏家里去挑的。王羲之再潇洒，若不是王家儿郎，也没机会雀屏中选。

在科举时代，选女婿最看重的，是科举的成功。有权有势的人家从刚刚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当中选女婿，这叫“榜下择婿”。“榜下择婿”走到极端是不管不顾的，有个笑话说，某新进士，人长得颇体面，稀里糊涂就被拉到某个高门大户人家。进了门，见一大官模样的人端坐堂上，问他：“我有个女儿到了出嫁年纪，想要许配给郎君，不知意下如何呢？”这新进士就作了一个揖，不慌不忙地说：“多谢您的美意，但请容我回家跟妻子商量商量。”选女婿竟然选到了已婚人士，这样的故事只有科举时代才会发生。书生的赶考奇遇也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故事类型，到今天还有人拿来说事儿。

从宋代起，科举不仅选拔官员，巩固政权，而且渗透性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才说中国由此进入科举时代。在元朝，由于蒙古统治者认识水平的限制，科举曾经暂停，最终恢复，经元入明清，科举绵绵不绝，一直是帝国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尽管近代以来，人们常常会责备科举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但是，总体而言，我们还是要承认科举曾经起过的种种正面作用。从宋代以来，“科举至少造就了一个无论从个人德行还是从文化素质上都相对优秀的管理阶层，个人不是通过他的血统、财富或社会关系而是通过他个人的文史才能而获得首次升迁。”

那么，从科举制度到科举时代，这个变化是怎样实现的？或者说，跟唐代相比，宋代在科举方面究竟进行了那些制度创新？

唐朝的科举其实是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达官贵人的推荐，考生的名气和社会关系在科举的录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考中之后，也只是获得了一个做官的资格，还不能直接做官，要想获得一个职位，还要等，还要求人。所以，在唐代，考生的必修课之一，就是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谒权贵们，这叫做干谒。杜甫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在屡考屡不中之后，也不得不加入干谒者的行列，他甚至还求过杨国忠。“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说的就是求官者的辛酸，然而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干谒诗。在唐朝的制度文化中，干谒是必须的，因此并不丢人。到了宋朝，考生就完全不必要去拍达官贵人的马屁了，考不考的中，全靠自己一支笔。清朝人钱谦益特别心疼杜甫，就说不能拿宋朝人的标准来要求唐朝人。读书人在权贵面前能够昂起头来，靠什么？靠科举的制度创新。

宋朝人在考试技术上的进步应当说，走在了世界前列。这样说吧，各位今天能够想到的防止做弊的技术，宋朝都发明出来了。第一，锁院。考官的人选是临时确定的，任命一旦发布，立即把考官隔离起来，出题、阅卷都是在封闭环境中进行的，录取名单弄出来，考官才得自由。第二，糊名弥封，也就是密封试卷，考卷的卷头写着考生个人信息的部分，用纸糊起来，然后编上号。这还没完，高级别的考试，还有第三项技术，誊录，糊名弥封的试卷编上号以后，交给专门的抄书手用统一的纸墨、统一的字体抄一遍，考官看到的，不是原卷，而是誊抄本，所以，想通过笔迹作弊，或者在卷子上做个记号，门儿都没有。阅卷完毕，排出名次来，然后再根据编号回到原卷，打开卷头，这才知道状元是谁，谁考中了，谁落第了。欧阳修做主考官，看到一份卷子，极为赏识，以为是自己的高足曾巩所作，为了避嫌，特地放在了第二名，后来打开密封，才知道不是曾巩，是苏轼。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宋朝，唐朝科举，还没考呢，名次就已经定了。

制度创新使得科举摆脱人情因素的干扰，实现了择优录取，用欧阳修的话来说“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但是，归根结底，科举毕竟是为国家选拔官员的制度，单纯追求卷面成绩，实现了考场中的公平，却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考试是没有办法考德行的。科举时代，该怎样克服科举的弊病？我们下次再讲，谢谢大家。

三、名词解释

干谒：读 gān yè，指为某种目的而求见。干谒诗：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一些文人为了求得进身的机会，往往十分含蓄地写一些干谒诗，曲折地表露自己的心迹。代表作有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