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制度篇-官吏分途：从行政等级差别到身份差别

一、思维导图

二、 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来谈谈官吏分途的问题。什么叫官吏分途呢？我们仍然拿西汉的郡和唐代的州做一个比较。西汉郡一级政府的正式编制是39人，东海郡实际在职人员107人。唐代的一个上州，总编制是216人。单从人数来看，从西汉到唐，七八百年间，“统县政区”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很正常。

然而，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西汉东海郡的107人和唐代上州的216人之间，是存在着结构性差别的。西汉东海郡的这107人，除了4名由中央任命的官员之外，其余103人均由本地人担任，他们凭借个人的学识、能力和家族地位建立名声，脱颖而出，接受长官的辟署，成为官吏，在本地服务，勤勉工作。比如东海郡的功曹师饶，一年354天，能够在衙门里安安静静坐着办公的只有87天，剩下的时间，除了每十天一次的休假，基本上都在外奔波，接受太守的差遣，处理本郡事务。这些人本地人官员中的佼佼者，会获得太守的推荐，进入中央，成为由中央任免的中高级官员。由太守辟署的地方基层官员与由中央任命的中高级官员之间存在上升通道，是上下一体的。

但是，到了唐代，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唐代州政府的216名工作人员是明确区分为上下两个阶层的，上层是“官”，共计76名，下层是“吏”，共计140名。“官”与“吏”之间，有一道“石头天花板”，界限清晰可见，鸿沟不可逾越，上升或者下降的通道基本不存在。

官和吏的区分，简单的说，就是“有官品”和“无官品”，“流内”和“流外”。官员属于流内，无论高低皆有官品，统一由中央的吏部任免，官的“认证权力”把握在中央手里，官员实行避籍制、任期制和俸禄制，人才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吏员属于流外，没有官品，由地方政府选拔任用，吏实行终身制，通常没有俸禄。官与吏之间存在严格的身份区隔，这就叫做“官吏分途”。当然，吏也可以积累资历通过特殊的渠道上升为官，这叫做“流外入流”。但是，流外入流的官仍然会被人瞧不起，能够获得的职位以及任数都严格受限。社会学家周雪光对“官吏分途”有着非常精到的总结：“官与吏在同一官僚机构并存共生，有着上下级关系，但同时又是互为隔绝的群体，从录用、流动、晋升到监察、俸禄诸多方面，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

与选任的中央集权一样，“官吏分途”也出现在隋朝，那个充满了制度创新精神的短命的朝代。官吏分途伴随着吏的污名化。隋朝平陈之后，为了羞辱陈后主，曾经有人建议让陈后主去做一个负责处理文书的中央小吏。隋文帝说：“陈叔宝那么糊涂的一个人，又整天醉醺醺的，恐怕不好使唤吧！”可以想象，这场谈话自然是以胜利者君臣的开怀大笑结束的。吏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低贱的，是供人驱使的。官吏分途之初，特别改朝换代之际，吏还是有上升空间的。然而即便上去了，“当过吏”这件事也会成为一个人的黑历史，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撑才能笑对，一般人则讳莫如深。比如唐太宗时的太子左庶子张玄素在隋朝担任过“刑部令史”，他自己“甚以惭耻”。有一天，唐太宗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非要追问张玄素在隋朝的任职情况：先问“在隋朝做什么官”，张答“县尉”；又问“未为县尉以前”，张答“流外”；再问“在何曹司”，张玄素勉强作答。等到要出去的时候，张玄素“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朝臣见之，多所惊怪。”张玄素是何许人也？他批评唐太宗大兴土木，敢拿唐太宗跟隋炀帝比。唐太宗不服，反问他：“你觉得我不如隋炀帝，那么跟桀纣比呢？”张玄素毫不示弱，说：“你这宫殿要是真的修了，那就会同归于乱!”饶是这么勇敢的一个人，说到自己的流外出身，还是会面如死灰，腿软心虚。

在当时人的眼中，官的基本面是“君子”的，而吏则是一个“小人”群体，“类多小人，年长久奸”、“文簿繁杂，吏多奸计”。“机智官员的故事”之中，特有一类，专门津津乐道官如何与吏的恶行、恶习作斗争。比如，宋朝的浮梁县令胡顺之。州里派了个小吏下来，胡顺之听说了，就悄悄派了个人跟着，偷偷记录这小吏的吃和住。等到这小吏大摇大摆地坐在了对面时，胡顺之这才不慌不忙地问他：“你一个小吏应该住公家的驿站吗？应该接受驿站的免费供给吗？应该跟朝廷命官平起平坐吗？”这三个问题就像是三枚冷箭，一枚一枚都打在死穴上，到最后一枚冷箭抛出，小吏已经从椅子上滚到地上，打躬作揖地求饶谢罪了。胡顺之也不恼，只把小吏关在牢里，又让人在周围摆了十个粪缸，生生地沤了他十天才提审，最终打了小吏二十大板了事。故事讲完之后，讲故事的人说：“从此之后，州里的吏再也不敢骚扰县政了。”

这种故事，笔记小说里不少。然而，只能是他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胡顺之辣手治州吏”的事迹，应当是有的；“州吏从此不敢骚扰县政”的结论，恐怕却当不得真。相反，欧阳修讲过的他的老师杜衍的故事倒更能反映真实情况。杜衍受命接掌审官院，这是负责人事任免的部门，权力很重。当时，有甲、乙、丙三人竞争同一个职位，杜衍问吏应当给谁。吏受了丙的贿赂，却规规矩矩地回答说：“应当给甲。”乙争不过甲，就接受了另外一个职位。过了几天，在吏的教唆下，丙出面告发甲曾经犯过某个错误，不应当得到这个职位。甲不应得，按顺序应当轮到乙。可是乙已经得到了其他职位，不愿意再争了。杜衍不得已，只好把这个职位给了丙。表面上看，一切都符合制度；实质上却是吏贪赃枉法的结果；作为长官的杜衍也成了吏的工具，被玩弄于股掌之上。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北宋名臣，唐朝名相杜佑之后

为什么会这样？杜衍认真反思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铨法尔！”“铨法”就是有关人事任免的制度规章。规章制度繁多，法令条文复杂，可是官员调动频繁，“居职者类以不久迁去”，而吏却长期服务于同一单位，因此，官虽然地位高于吏，但在相关信息的掌握上却远不如吏。面对吏的欺瞒，一般官员只好装聋作哑，而杜衍一笑之后，随即痛下决心，以对制度的熟悉掌握成功地摆脱了吏的干扰。杜衍任内，审官院的吏完全变成了辅助性的，人事任免的最终决定权终于掌握在了主管官员的手里。

但是，像杜衍这样的个别人的努力，其实是不可能改变“官无法约束吏”的普遍事实的。杜衍在审官院的时候，有人找到小吏，奉上贿赂，请求照顾，小吏不肯接受，说：“我们现在这位上司管的太严，名声在外，他不久就会被提拔上调，你先等等，用不了多久的。”

在杜衍和吏的斗争中，杜衍所取得的只是暂时性的、偶然性的胜利，最终的、必然的胜利属于吏。因为按照制度，官员受到任期制与避籍制的约束，在哪个单位、哪个地方都待不长，官员和机构的关系，就像是飞鸟和池塘，浮光掠影，无法深入；而吏是当地人，终身甚至世代为吏，他们谙熟一切规章制度、关系和潜规则，如果把机构比作池塘，那他们就是鱼鳖虾蟹，是池塘真正的主人。所以顾炎武会感慨“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应当说，“官吏分途”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吏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基层政府的实际运作，他们不拥有权力，但却可以操控权力；“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吏处在官僚机构的边缘，虽然服务于朝廷国家，却没有官员身份，吏的存在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因此，帝制国家在整顿吏治的时候，其实是主要针对的是官而不是吏，几乎没有制度可以约束吏。从某种意义上说，吏在道德上的集体卑劣是得到了体制默许的，官通过对吏的批评获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同时成功地把造成政府腐败、低效的黑锅推给了吏，通过对吏的揭露、惩罚，官向上对朝廷、向下对百姓都有了交代。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中华帝国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黑锅转让机制”？皇帝把锅推给臣下，官僚把锅推给吏，“皇帝都是好的，都是奸臣惹的祸；官员还是不错的，都是污吏惹得祸。”

当然，吏的存在价值不止于“背锅”。官吏分途与选任的中央集权在隋朝同时出现，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于选任集权的一种补充。隋朝把所有地方官员的任免权收归中央，力图建立选任的中央集权，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之内实现全体官员由一个机构、以相同的标准进行选拔和任用，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在中央的强大意志和发达的文书行政传统之下，还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地方在地理、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却无法靠中央意志消除，中央可以统一任命官员，也可以统一制定、下发政策命令，却很难实现地方治理的一刀切。官吏分途为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差异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条出路，官是正式的，吏是非正式的，“各地官员代皇帝执政，遵循正式制度的规范准则，而胥吏常常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加以变通，以非正式形式落实之，导致正式制度被束之高阁或歪曲执行，甚至为非正式制度所排斥。”官的存在与活动，可以“确保‘政令自中央出’，一呼百应，维护了中央集权的象征性权威”，吏的存在与活动则“为地方因地制宜提供了灵活空间。”这变通是好是坏，可以两说，但是好歹，它是一条出路。

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

参考论文：

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社会》36卷，2016年1期。

三、名词解释：

1.流内：古代官制从三国魏开始，即分为九品，历代相沿不改。隋代自九品至一品官，称为流内，不入九品的称为流外。唐宋沿袭此制，吏部铨选同样有流内、流外之分。唐时流外转授流内官，已有入流的说法；元代称流内为已入流品职官，为后世称流内官为入流之所本。

2.流外：《资治通鉴》：“（西）魏太师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改流外品为九秩。” [1]  隋称九品至一品官为流内。唐称未入九品者为流外，多充任京师官署吏员。流外也分品级。京师官署吏员，多以流外官充任，经过考铨以后，可以递升流内，唐时称为“入流”。宋沿唐制，诸司吏员出缺，通过考试选补。专掌流外官铨选的称为“流外铨”。流外官在明清称为“未入流”。

3．左庶子：左庶子，请詹事府左春坊之主官。汉以后为太子侍从官之一种，南北朝时称中庶子，唐以后于太子官署中设左右春坊，以左右庶子分隶之，以比侍中，中书令。自此相沿，至清代犹用以备翰林官之迁转。清末始废。

4. 审官院：宋太平兴国六年（981）设差遣院，负责少卿、监以下考课、注授差遣事务。淳化三年（992），又设磨勘京朝官院，次年，改称审官院，并以差遣院并入审官院，掌考校京朝官殿，分拟内外任使。设知审官院2人，以侍御史知杂事以上充任。熙宁三年（1070），改称审官东院。并设审官西院，负责考核、差除原由枢密院差注的内殿崇班至诸司使武臣。元丰改制，废除审官东、西院其权归尚书省吏部。金承安四年（1199）至大安二年（1210），亦曾一度设置，掌奏驳任用官员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