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制度篇-高官：权势搭建“升迁高速路”

一、思维导图

二、 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来谈谈权势如何改造制度。我们读史，读到一个王朝的后期，常常会读到当时人对于制度弊端的种种批评。同样的制度，在王朝的前中期能够良好运行，到了王朝的后期，忽然就“不灵”了。

这种不灵，有的是世异时移，形势变了，制度没有跟上；有的是制度本身被搞坏了——制度背离了它的设计意图或者说初衷。比如说，初衷是要防止权力跑偏的批评纠错机制，到后来却变成了权力的爪牙；又比如说，初衷是要为国家遴选德才均备的优秀人才的，到后来却变成了按门第出身任用官员。那么，制度是被什么搞坏的呢？在很多时候，搞坏了制度的，正是那些处在制度上层，在制度中已经好处享尽了的贪得无厌的高级官僚。

这样说的前提，是我对帝制国家利益结构的基本认识。这个前提贯穿在各讲当中，我们在这里再明确地强调一下：第一，在帝制中国，皇帝、官僚和老百姓构成一个朝廷国家，古人说的“江山社稷”就是这个朝廷国家，朝廷国家有它的整体利益，这个利益就是长治久安。长治久安的内容，最上是皇帝统治的延续，最下是老百姓的丰衣足食。它是上下兼顾的整体性的。

第二，朝廷国家具体体现为一家一姓的统治，因此，皇帝的根本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基本一致。就本质而言，皇帝没有私利，当然，这绝不是说皇帝“大公无私”，而是说皇帝以天下为家，“大私为公”。

第三，官僚集团的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不尽一致。官僚本应服务于皇帝和朝廷国家的利益，但是，传统社会的忠臣首先是孝子，官僚虽然不会公开宣称家族利益高于朝廷国家的利益，但是，家族利益在他们的选择中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官僚的家族利益与朝廷国家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官僚会利用手中的权势改造制度，让制度服务于家族利益和小群体的利益，从而对朝廷国家的利益构成实际上的侵蚀——当然，能够这么做的，首先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高级官员。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官僚利益如何改造制度，让它服务于家族和小群体的私利。我们举一个例子，这是我做过的一个研究，来看看唐朝中后期的高官是怎样“因地制宜”地为自家儿郎打造了一条“升迁高速路”的。

唐朝中期以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出现了新旧两套职位体系。一套是原来就有的，在中央，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在地方，是州县两级地方政府。还有一套是新出现的，主要集中在军事和财政两个领域，也是中央和地方都有，它们构成了唐朝国家机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体系机构当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节度使，那是唐代中期以后统帅边防军、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力量。新体系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新职位，比如节度使的幕府班子，人数众多。

唐后期这两大职位体系的并立，对官员个人的发展和朝廷的人事管理都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新体系用人制度相对灵活、俸禄待遇优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员个人的职业选择。朝廷与藩镇之间出现了人才争夺战。有一个时期，京城里的各个衙门甚至找不到合适人选，位子空出来也无人可补，那些有才能的人去哪儿了呢？在地方，在藩镇！某人从正四品上阶的尚书左丞贬到外地去做正四品下阶的歙州刺史，明明降了一级，可是全家都开心得不得了，只恨降级降得晚了。还有幕府僚佐得罪了节度使的，节度使不开心，怎么办呢？干脆推荐这人进京当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状况？很简单，当时官员的工资待遇是这样分布的，最高的是藩镇系统，其次是地方官系统，京官的俸禄水平是最低的。那么，政府该怎么办？

唐朝政府需要做的，一方面，要鼓励优秀人才能够“出得去”，进入新体系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这些优秀人才能够“回得来”，在新旧体系之间根据朝廷国家的需要自由流转。“回不来”的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唐朝政府通过政策调整，提高了京官俸禄。京官俸禄的提高，大大提升了旧体系的吸引力，只要挣得够多，谁不愿意在辇毂繁华的帝都工作和生活呢？更何况官僚集团中的最高职位都在旧体系当中。那么，怎么解决“出得去”的问题呢？

唐政府的做法是这样的：给每一个进入新体系的官员一个旧体系之下的职位头衔作为级别标志，这个职位的品级要高于官员原有的职务级别，比如原本是从七品上的官员，出去的时候可以带上从六品上的头衔。这个头衔不白带，等到此人在新体系中的工作结束，奉调还朝的时候，他那个从六品上的头衔是可以从优兑换成旧体系下的新职位的。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有点像今天的中央公务员到地方上挂职锻炼，副处长下去的时候带正处的级别，锻炼回来可以比别人更早提正处。而且，唐王朝还给了这些曾经下去锻炼的官员建立了特殊的荐举提拔制度。这项制度设计，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挂职锻炼”。

“挂职锻炼”成了官员升迁的加速器。在旧体系之下，官僚升迁的常规是要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新体系则不管这些，比如节度使的幕府，只要具备了基本的官员资格，节度使推荐，报中央备案，就可以了。因此，一个官员通过荐举进入藩镇幕府，在服务藩镇的同时获得了较高的级别，实际上就摆脱了论资排辈，把一大票同辈甩在了身后；而当他从藩镇回归中央之时，较高的级别又可以兑换成相应级别的实际职位，等于是更上层楼。经过挂职锻炼的官员可以相对容易地升迁到中央政府的中层乃至高层职位。

 “挂职锻炼，加速升迁”，既出得去，又进得来，实现了人才在新旧体系之间的流动，满足了国防、财政等新兴部门对人才的渴求，同时，又将新体系下人才的迁转纳入到整个官僚体制运行轨道中，保证了国家用人制度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制度的确是好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很快就被高级官员玩坏了。朝廷规定的是中央官挂职地方，服务满两个整年才可以作为特殊人才得到提拔。可是，那些高级官员子弟怎么办呢？从中央领了任命，到地方虚晃一枪，没过几个月，就脚底抹油走了，到时候照样作为特殊人才得到提拔。又比如说，朝廷规定，新科进士授州县佐官，任职不满两年，不得入节度使幕府。但是高级官员子弟怎么办？人家是带着州县佐官的头衔进入幕府，“一人从事，两请俸料”，一个人占两个位子，领两份薪水，还要享受“挂职锻炼”的升迁便利。

高级官员集团为子弟所做的安排还不止是“挂职锻炼”这一条，它是一整套的，从科举就开始了。唐朝科举的录取是允许人为操纵的，还没考试呢，第一是谁，第二是谁，都已经排好了。不是高官子弟，或者得到达官显贵的推荐，根本不可能考中。接下来就是“挂职锻炼”，考中了科举之后，这些新进士就或真或假地下去“挂职锻炼”，镀金镀银，不走寻常拥挤路，回来就可以很快升上去，占据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直到宰相。

就这样，在唐代后期，就出现了一条高官为自家子弟所开辟的“升迁高速路”。通过这条升迁高速路，高官子弟仍然保持了较高官位，这些家族的权力地位是和唐中央绑在一起的，或者更准确的说，唐中央被他们绑定了。但是，“挂职锻炼”的制度却被他们破坏了。唐中央开辟“挂职锻炼”通道的初衷，本来是要在新旧职位体系之间实现人才的沟通与共享，让新旧体系成为一个整体。但是，高级官员对家族利益的追求却造成了恶劣的后果，那些有办法通过“挂职锻炼”通道获得“快速升迁”的官员，其实多半没有挂职锻炼的经历，他们是假挂职，真升迁。

而那些真正在地方、特别是藩镇老老实实服务的基层官员，却很少能获得进入中央工作的机会，完全变成了“地方性”的官员。比如，柳宗元提到过一位马君，“做了超过四十年的官”。这四十年中，他“辗转于广西、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的都是新体系下的节度使幕府僚佐”，一辈子没能进入中央。马君七十岁退休回到老家，深感怀才不遇，自己感叹说：“当官当了四十年了，也没混上个像样的官”。这位马君的遭遇，绝不是个别的，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进入中央获得升迁的道路已经被高官所占据，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如果没有出众的文名和有力的奥援，就只能采取地方性的个人发展策略，把自己的前途和节度使绑定在一起。

“挂职锻炼”制度本来是一座桥，它把新旧职位体系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的作用。“升迁高速路”的营造，让高级官员集团垄断了中央职位，断绝了新体系中下层官员回到旧体系的希望。归来无望的新体系官员于是紧密地团结在藩镇势力的周围。以高官集团为核心的“中央官”与以藩镇为核心“地方官”分裂成了两个群体。这种分裂，加剧了藩镇的割据，削弱了唐中央的统治基础。这个过程背后的推动力，就是高官集团的私心。私心凭借权势改造了制度，也为自身的灭亡挖好了坟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当唐中央走向灭亡，那些为家族利益算计得无比清楚的高官集团也随之失去了权势。取代他们的，正是那些追随藩镇的“地方官”们。

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

三、名词解释

1.  歙州：歙（shè）州，即徽州，位于安徽省南部、新安江上游，所辖地域为今黄山市、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以及今浙江淳安县（隋朝以前）。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

2.  辇毂：读niǎn gǔ，皇帝的车舆（chē yú）。代指京城；皇帝的车舆。代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