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制度篇-“分权”与“效率”：最危险的权力管理

一、思维导图

二、 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来谈谈帝制国家处置兵权的方式。兵权，就是拥有、组织、指挥武装力量的权力。武力与兵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保障安全，维护安定，为建设保驾护航；也可以毁灭生命、破坏秩序、颠覆政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中国与英国都认为兵权是一种最危险的权力，应当谨慎处置。但是，中国与英国对于兵权的危险性的认知角度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南辕北辙的，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兵权处置方式。英国对于兵权危险性的认知角度与处置方式，请容我卖个关子，放到最后再说。我们先来看看传统中国对于兵权危险性的认知角度。

传统中国主要是从“兵”与“国”（也就是武装力量与政权稳定）的关系出发来认识兵权的。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对于“兵-国关系”提纲挈领的简单概括。《孙子》是兵家著作，兵家谈兵，重点在于军事力量本身，它讲的是“术”。《孙子》谈“兵-国关系”只是盖一个帽，开宗明义，先说“兵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力量，必须重视”，然后就转入了技术层面的细节叙述。至于“兵”与“国”之间关系为什么重要，以及“兵-国关系”的具体情况，那就不是兵家的课题了。

“兵国关系”是政治家的课题。政治家谈兵，谈得具体而深入的，既有历史感，又有政治学思考的，要属唐代的杜佑。我给学生讲中国史学史，最舍得花时间讲的，除了司马迁、司马光，就是杜佑。杜佑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史家中一朵奇异的花。撇开宰相兼修国史的职务行为不算，传统史家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发愤著史”。所谓“发愤著史”，说白了，就是政治上不得意才把主要精力放到史学著述上。而杜佑的历史写作与他的政治生命是一同上升、齐头并进的。杜佑出生于公元735年，安史之乱爆发时，他21岁，他亲历了八年战乱重唐朝统治所遭遇的猛烈撞击以及秩序的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平定三年之后，他开始了《通典》的写作，同时积极地投身于唐王朝的复兴大业，杜佑长期供职于唐王朝经济最发达的浙西、淮南地区，做过14年的淮南节度使——淮南是东南财赋集中转运、供应首都的枢纽和关键，扼守着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就在这里，杜佑完成了他的不朽巨著《通典》；《通典》成书两年之后，杜佑入朝为相，一直到死，一共做了10年的宰相。这位伟大的时代弄潮儿耗时36年完成的巨著《通典》，是中国第一部制度通史。现代学者评论说，“中国史学之具有自觉的和明确的经邦致用思想，当自杜佑始，当以《通典》为里程碑。”《通典》的写作与杜佑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它既体现了一个优秀历史学者的广阔视野和理性态度，又体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迎难而上的雄浑气魄和担当精神。因此，杜佑对于“兵-国关系”的分析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

从大的原则上讲，杜佑延续了《孙子》的说法，承认“兵”之于“国”的重要性，比《孙子》更进一步，杜佑强调兵权的处置一定要得法，“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如果兵权处置得当，那么国家就可以治安；反之，如果兵权处置不当，那么，国家就会陷入危乱。）”那么，怎样才是“制得其宜”呢？杜佑认为，在郡县制之下，西汉的做法是最好的，它分为日常兵力布防与战争动员机制两部分：在和平状态下，日常的兵力布防，采取“内重外轻”、“强干弱枝”策略，“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以确保中央对地方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防止地方产生割据倾向，威胁王朝的统一和皇帝的统治。当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则启动战争动员机制，由皇帝临时任命将帅，临时发动军队（包括为数不多的常备兵和民兵），将帅与军队之间根据皇帝的命令临时结成统属关系。这种统属关系“咸因事立称，毕事则省”，伴随着战争的开始而开始，结束而结束，“即使是像卫青、霍去病那样功勋卓著的将领，一旦还朝，手下的兵也要解散回归原地”。战争动员机制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能够集中力量抵御外侮，确保国防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将领对军队的指挥权依靠皇帝的诏令临时生成和解除，避免了统帅与军队之间结成利益集团，威胁到皇帝和朝廷的统治。

日常的兵力布防讲究“内重外轻”“强干弱枝”，战争动员机制强调将领与军队之间的临时结合，一切以皇帝命令为重，以中央朝廷的利益为重，这就是杜佑理想的兵权处置方案。用这套标准来衡量，唐朝前期，无论是兵力布防，还是战争动员机制，都是合乎理想的。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就已经被打破。首先是边境将领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不再是依靠皇帝诏令生成和解散的临时关系，而是长期统属，边防军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变成了职业化的常备军。军人之间，军人与将领之间，特别是与节度使之间形成了长期互相依赖的关系，进而胶结成为军事利益集团。其次，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逆转。玄宗天宝时期，十个节度使的兵力总和为49万，其中安禄山所掌握的平卢、范阳、河东3镇的总兵力超过18万，而驻扎在首都附近、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队只有9万，不及安禄山兵力的一半，又拿什么来震慑藩镇呢？“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最终，安史之乱爆发，藩镇走向了唐中央的反面，显示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在杜佑的时代，首要的政治课题就是调整“兵-国关系”，重建唐中央对兵权的有效控制。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春暖花开也不是一场春雨就可以造就的。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不是在唐朝，而是在宋朝，中间经历了晚唐五代漫长的调整。就像人的身体具有自愈的力量，人类社会也自带拨乱反正的属性，物极必反，乱世的表相之下往往蕴藏着调整改造、重归秩序的巨大潜流。经过五代乱世，进入宋朝之后，出现了帝制时期最精密的兵权分割机制。

宋朝建立之后，首先将地方精兵全部筛选一遍，把个高的、身强体壮、武艺高强的都调到中央，编入“禁军”队伍，“禁军”就是中央军，是皇帝卫兵。这样一来，地方上就只剩下了次等兵。这些次等兵另有一个名称，叫做“厢军”，厢军没有训练和作战任务，只管打杂，比如修城墙、挖护城河、看守草料场。宋朝“禁军”的军营全部在首都及其附近地区，也就是说，他们的随军家属都是在开封地区集中居住的。那么，地方没有了兵，边防靠谁来守？由禁军来守！禁军出去戍边，通常以500人为一个单位调动，每半年或一年轮换一次，回首都来与家人团聚。这叫做“更戍”。更戍的士兵，家属还都在首都，怎么可能不心向朝廷呢？更何况，士兵更戍，正常情况下，在边疆最多待一年，根本就没有可能跟当地势力发生密切联系。这样的兵权分割机制，够精致了吧？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宋人答曰“差远了”。禁军更戍，是以500人一个单位的小单元（叫做“指挥”，名词）进行调度的，原有的禁军组织系统因此被打破，到了防区之后，又被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了一套边防军的统兵体系，这套边防专属的统兵体系，另有一套人马来担纲，这套人马不是脸上刺着字的军人，而是武选官。所以，宋朝的边防军，是一个双层结构，下面是军人，上面是武选官，武选官可以对军人构成约束，从而保证军队对朝廷的忠诚。有一句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宋朝的边防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兵之上还有流水的官，而这“流水的兵”与“流水的官”还不是一条河里的水，它怎么可能构成威胁中央的力量呢？！

在国家机构的层面，宋朝的宰相不统兵，另外设有比宰相低半级的枢密院专门协助皇帝统兵，枢密院有发令权，但是军队的日常训练管理不掌握在枢密院的手里，而是掌握在三衙的手里。三衙就是禁军的三个最高司令部：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任何跨越统属关系调动军队的行为，都是严厉禁止的，哪怕救火也不行，火扑灭了有功，调动了不该调动的军队照样是犯错误。三衙的长官直接听命于皇帝。每三年一次，皇帝亲自主持军官的选拔，“按名籍，验劳绩而升陟之”，真验真看真辛苦，有的年份，一折腾就是11天。皇帝不累吗？皇帝也不是铁打的，为了确保武装力量对皇权的绝对忠诚，这是必须吃的苦受的累。

 “兵权宜分”的理念被宋朝人用制度设计表达得淋漓尽致，远远超过了杜佑所赞美的西汉。但是，这只是管控的有效，是防止威胁皇权、威胁中央控制的有效，却不是军事力量管理组织的有效。我自己是研究武选官制度，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有一种扼腕叹息到想要把宋朝的政治家揪出来追问的冲动：“难道你们忘了，军队是要用来打仗的吗？”中国人看历史，之所以不待见宋朝，很重要的原因是觉得宋朝军事上不行。其实宋朝的军事也不算太弱，关键是它遇到的敌人都太强大——当北方游牧民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全副武装要征服世界的时候，农耕民族其实很难招架，而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抵御蒙古人时间最长的，就是宋朝了。把北方因素考虑在内，宋朝在军事上不算太差。但是，它的制度内在的消耗性太强了。这种内在的消耗性，归根结底，来自中国人对于武装力量危险性的认知角度——中国人从“兵国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认识兵权，把兵权当作是一种可以威胁皇权的潜在力量，因此，当然要费尽心机去分化兵权，以策（皇权的）安全。

相比之下，英国人看兵权的角度则完全不同。一个有趣的巧合，由职业军人构成的常备军在中国与欧洲出现的时间相差不远，中国是在晚唐五代，也就是十世纪，欧洲是在13世纪，略晚一点。但是，两方面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是在帝制发展一千多年之后，而欧洲则是在封建社会贵族制度下。在贵族势力强大的英国，常备军规模很小，但还是让贵族们感到不安。而他们的担心，与杜佑的担心完全不同。英国人担心的是，国王有了常备军的武力做后盾，会走向专制，忽视国会的意愿。由于这一担忧，在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人通过法案，规定“除经议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范围内维持或招募常备军，皆属非法”，军队置于国会的控制之下，军费需每年一度由国会签署法案通过；也就是说，从此之后，英国军队的合法性是通过每年一度的国会法案续约的，合同一年一签，至今如此。对于兵权，不同的历史背景产生了不同的担忧，从而催生出不同的制度。

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

三.名词解释：

1.更戍法：北宋军事政策，又称出戍法。北宋初年，宋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以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故称更戍法，但将领不随之调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此举对防止将领专权有利，却削弱了军队战力。宋神宗时，罢废更戍法。

更戍军冠以驻泊、屯驻、就粮等名目。通常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戍军，以三年为期轮换。

殿前司所属诸班直、步骑诸指挥在内为皇宫禁卫，随驾出行则为皇帝近卫，随侍左右。国家大型祭典，执行仪仗、引导、安保、护卫任务。

2．殿前司：殿前司为殿前诸班直，步、骑诸指挥的直接统领机构。掌握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官兵名籍，总领其统制、训练、轮班宿卫与戍守、迁补、赏罚之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