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1.7∣赵汀阳：一国多制

接下来我们讨论大一统中国制度下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发明，即一国多制。在理论上来说，虽然大一统终结了天下体系，但天下的精神并没有被放弃。古人倾向于厚古薄今，乐于保留传统，在天下制度终结之后，天下的观念却融入在大一统制度里，变成了大一统制度的一个内部精神。因此，可以把大一统制度理解为天下的缩版。在实际统治上，大一统把天子的直辖地王畿扩大为整个王朝的疆域，于是天下就变为了一个国家，就是说，大一统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一个世界，但大一统国家仍然具有天下基因。

大一统中国的国家性质 

大一统中国的性质是什么？这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国家理论是由西方发展出来的，但是按照西方的国家理论却很难给古代中国定位，没有一个概念适合大一统国家，简单地说就是不配套。如果非要从西方的概念去套，那么就只好说大一统中国是帝国，事实上国际上一般就是如此定位的，可是很不准确。西方对国家的理解，或者是城邦国家的概念，例如雅典，或者是帝国的概念，例如罗马，或者是民族国家的概念，例如现代欧洲各国。比较来说，确实只有帝国略有相似性，但终究似是而非。为什么大一统中国不是帝国？因为帝国的根本特征是扩张性和侵略性，总之征服许多地区，建立殖民地或海外定居点，拥有附庸国。典型的有罗马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等，都有非常明显的武力扩张史。大一统中国却几乎不发动侵略战争，没有扩张性，而是一个防守型的国家，完全缺乏帝国最根本的帝国主义原则和特征，所以不是帝国。

(阿拉伯帝国对外扩张图)

同时，大一统又有别于后来西方在现代发明的民族国家。过去曾经有学者试图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很多海外学者把中国定义为汉人地域，因为只有定义为汉人地域，中国看上去才像一个民族国家，所以把中国概念理解得很小，长城以内。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族群的统一体，中国历史也是多文化多族群共同创作的，所以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后来人们意识到把中国定位为民族国家确实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又发明了一个更新的说法，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或者是一个伪装为国家的文明。这个看法得到不少海外学者的认可，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同意这个观点。但这个定义仍然不是一个好的界定，文明这个词汇适应性太泛，缺乏逻辑定义所需的特征性。世界上哪个地方不能称作文明呢？阿拉伯是文明，欧洲也是个文明，到处都是文明。至少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概念没有意义，没有解释大一统中国的任何特征。

包容世界的国家 

我愿意这样定义：大一统中国是一个内含天下的国家，就是说，以天下为内部结构的国家。我们知道，天下是一个世界制度，是一个世界结构，当把世界的结构变成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这是一个独特的发明，在这个意义上，大一统是一个世界模板的国家，虽是一个国家，却是以世界为模板而铸造出来的特殊国家形态。

在内含天下的大一统国家内部，保留了世界性的特征，也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世界性状态。那么大一统国家如何处理其内部的世界性状态？民族国家的问题相对简单，以单一民族为主，民族等于国民，自有一套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来管理，它是单一制度，所以问题比较简单。但是，对于一个多文化、多族群的大整体，如何在内部处理不同存在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了。

大一统中国发明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制度，可以称为一国多制。这个制度是汉代发明的，虽然说大一统是秦朝的发明，但秦朝太短，还没有遇到内部的世界性问题，到汉代才真正遇到多样性问题，于是发明了一国多制。汉代时中原王朝与匈奴连年征战，匈奴当时很强大，不仅扰汉，同时也经常攻打西域的众多小国，当时有几十个小国，但力量比匈奴弱小得多，所以当汉与西域小国发生联系之后，西域小国们发现还有一个似乎比匈奴更强的大国，于是就寻求汉的保护，西域几十个小国主动加入了汉的势力范围。可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文化和语言都与汉不同，很难统一管理，汉为此专门发明了一个灵活的管理制度，传统上称为羁縻制度。汉代发明了都护府，即有别于内地的统治方式。在西域设都护府，由汉派将军在那里屯田，作为军事首领，但行政首领还是本地的酋长。这种制度到唐朝就更为完善，在唐朝不叫都护府，而称为羁縻州，区别于内地的正州。

(西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

羁縻州有几等，在与正州关系最密切的羁縻州，军事首领和行政首领都是朝廷派的；关系稍远的，与汉代差不多，行政官员是当地的，军事首领是朝廷派的；关系最远的，军事和行政的首领都是当地的。可见羁縻程度是根据不同关系的密切程度来安排的。羁縻州的性质也可以改变，比如说，如果与正州变得非常接近，可以转变为正州，反之，如果有的正州因为情况变化而比较疏远了，也可以退化为羁縻州。后世各朝代也有类似制度，比如占有北中国的辽也是一个多族群的结构，辽发明了南北枢密院，等于有两个总理府，一个管契丹人，一个管汉人，其制度、规则和法律都不一样。明代有土司制度，专为西南族群设置的。总之，羁縻制度是一个传统，大朝代诸如汉唐元明清，都使用一国多制的混合统治，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唐元清的皇帝有双头衔。

(云南南甸土司府)

慎用民族主义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是民族国家或中国民族主义之类说法，都很不真实，完全张冠李戴。民族主义在西方也是现代的发明，不是古代就有的，是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就是欧洲三十年战争的最后谈判结果，才发明了后来所谓的主权国家和法定边界。在这之前西方国家也没有法定边界，只有边陲。三十年战争打得势均力敌，都无力再战，只好互相让步，互相承认各自的权力范围，在你的范围内，所有事情你说了算，在我的范围内，所有事情都我说了算。当时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宗教，合约的结果首先是宗教都各自按各自的解释，确认了各自的宗教解释权，相当于互相承认各自在价值观和精神体系上的自主权。后来，对一个地区的全部内务的决定全权就变成了主权。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仪式现场)

一开始，主权国家还是以宗教教派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比如新教的或天主教的，还有不同的教派，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宗教派别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那时还没有民族主义。一两百年后才逐步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就是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性质。可见，现代国家首先是主权国家，然后又是民族国家，这是欧洲现代的故事。与民族国家一起成长的才是民族主义。

对中国而言，古代中国不是民族国家，到清末，试图建设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才第一次听说民族主义，而且，事实上现代中国虽然成为了主权国家，却仍然不是民族国家，因为现代中国是大一统国家的遗产，仍然保留大一统国家的许多性质。所以，用民族主义来解释中国古代的事情，那是张冠李戴了。

古代中国自秦朝以来成为了一个大一统国家，不再是想象中的天下体系的政治中心，但天下观念仍然是中国精神世界的一个尺度，就是说，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尺度一直是以世界为尺度，以天下为尺度，更形而上地说，天下是人的生活尺度，不是国家。对于西方观念而言，人都是从属于国家的，最早在希腊的时候，还没有民族国家，只是城邦国家，那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就是城邦中的人，那才叫人，而城邦之外的活的存在，或者是神，或者是兽，不算人，所以人以城邦为准。对于中国观念来说，人属于天下，不是属于城邦，也不属于民族国家，这是古代人的一个精神尺度。所以大一统中国的内部是一个世界，多族群、多文化、多语言，就像世界那样，就像刚才说的，大一统是一个缩版的天下，是以天下为内部结构的国家。

(古代希腊城邦图)

多族群官僚系统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中国历代，无论是汉人执政还是游牧民族执政，国家的官僚系统都是由众多族群组成的，相当于省部级以上干部的高官也是如此。可以举几个例子，辽的时候，韩德让是汉人，但是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既是宰相，同时是南北两个枢密院的首领，汉人归他管，契丹人也归他管，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唐朝最为突出，唐朝的高级官员来自鲜卑、突厥、拓跋、高丽、吐蕃、契丹、回鹘、日本、印度等多种族群，约122个不是汉人的高官，包括许多知名大臣，尉迟敬德是鲜卑人，哥舒翰是突厥人，高仙芝是高丽人，元稹是鲜卑人，李克用是沙陀人，诸如此类。其他的朝代也类似，宋的疆域比较小，疆域内主要是汉人，但宋有名将呼延赞，是匈奴人，诸如此类。元朝名将史天泽和张弘范都是汉人，都当到元帅级别的高官。

(史天泽)

 张弘范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过去把他当作一个典型的汉奸，因为张弘范是攻灭南宋的元军总司令，他打过长江，一直打到广东，在崖山消灭了宋朝全军，连皇帝也给逼死了。据说张弘范在崖山上还立碑，写“张弘范灭宋于此”，他觉得这是他的奇功。现代人以现代民族主义观点把他看作是厚颜无耻的汉奸，居然把汉奸事迹刻在那里。张弘范的确是汉人，却是世代的北方汉人，属于金朝的大族，金并入元的时候，他的父亲张柔和他自己都成为元朝的名将。在他看来，北方中原才是中国的代表，而宋是属于南北朝模式的一个割据国家，灭宋而统一中国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就是北中国吞并了南中国，他应该没有汉奸概念。关于历史，需要回到当年语境中去看，很多事情都只是在当时语境中生效的，不能够把今天的一些观念倒映为古代。

(张弘范之父张柔墓)

一国多制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就是一国多制的一个最新应用。这个应用很有创意，古代的一国多制只是保留当地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语言等等，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致的。邓小平进一步发明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可以多制，因此是在一国多制传统下的一个新发明。

(香港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