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1.2∣赵汀阳：一切都是历史

“述”与“作” 

我们第二节要讨论的问题是“一切都是历史”，在历史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个存在的历史性最能说明这个存在的一切内容、因素、结构和本质。历史性与历史有点不一样。历史性是指一种文明的生长方式，更具体地说，是一种文明用来组织时间的方式，即一种存在得以如此这般继续存在的方式；历史则是一个存在的事迹，比如说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迹。相比发生过的事情，被记录下来而真正构成历史的事迹却很少，完全复制历史不仅在技术上不可能，而且是荒谬的，如果完全复制历史，历史就霸占了现实的时间，甚至霸占了未来，人和文明就等于死了。限制历史事迹正是文明生长的需要。

那么，什么事情会被选择为历史？中国的一个传统标准是，如果一个事迹构成了一个“作”，即文明的创作，或者创制，就是说，先人做的一件事情开创了一个新的制度或者发明了新的技术，以至于改变了生活，那么，这件事就是值得记述的，因为它改变了存在，构成了这个存在的历史性，而所有的“作”就成为了“述”的对象。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分类法，就是把人的重要事情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一类是“述”，即叙述。孔子曾经说过，他述而不作，用的就是这样的分类。简单地说，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事情是“作”，对改变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事情的叙述就是“述”，只有“作”才是值得“述”的事情。

(甲骨文“作”)

“作”这个概念很有趣，可以从它的字源来理解一下。在甲骨文中，“作”字看上去很像是重叠打勾，三四层的勾叠出来的图形。那么它的原意是什么？从甲骨文字的上下文来看，这个字指的就是制作、创造、建造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形的原形是什么事物？中国象形文字通常都是有事情作为原形的。徐中舒先生的一个猜测是现在通常被接受的猜测，他认为，作的图形的原形是衣领，即古代衣服的衣领，表示创作了衣服。创作衣服是很重要的，人的生活尤其是早期文明生活，衣食最为重要，所以“衣”就代表了对生活的重要创作。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作的图形更像是用犁在耕田或铲土，尖头插到土里，旁边的分叉可能是脚蹬，如此，作的原型就是农耕，是在种植谷物。谷物耕作意味着生长，也就意味着创造未来，这是一个更具哲学意味的可能性。以上两种可能性正好表达了衣食两种最重要的创作。无论哪一种，“作”的原形都是创作了一种可能生活。

(中国现代古文字学家——徐中舒)

关于文明之作，中国早期的古籍都有记载，可见中国从一开始就对什么事情创造了历史是极其关注的，从《周易》、《尚书》到《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世本》，都对远古的伟大创作做了记载，包括八卦（八卦其实是形而上学系统）、渔猎的网、火的使用、农耕工具、贸易市场、政治制度、语言文字，还有舟船马车、房屋居所、墓穴棺椁，还有天文历法、种植业、文字、图书、陶器、刑法，还有城堡、音乐、乐器、地图、医药、兵器、礼服，鞋履，以及多种生活用具。总的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一类是技术，也就是说，只有技术和制度的发明才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古人这个直观是非常敏锐的。

(铸有武王伐纣铭文的青铜利簋)

独一无二的精神结构 

按照“作”的历史观去理解生活，就形成了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精神结构，即一个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这在世界上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不能完全确定是不是有第二例，但在我的知识范围内，在拥有大量人口的文明里是唯一一例。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多数的文明，至今存在的主流文明大多是以宗教为本的，特别是一神教，不过现代文明同时转向以政治为本，还有古希腊文明是以哲学为本，古罗马文明或可以说以法律为本，或者还有就是一些更古老的文明，当然是以巫术或者迷信、神话之类为本的。中国精神为什么会以历史为本？因为中国有一个传统，称为六经皆史或者经史一体。六经皆史是章学诚说的，章学诚是清代人，但这个思路可以追溯得很远，比如说可以追到王阳明，王阳明在回答弟子的一个糊涂问题的时候讲解过这件事。还有，汉代经学在事实上是奠定经史一体的最重大的制度性事件，往前还可以从庄子的言论里面看到，战国的时候就已经把经和史看作是一体了，就是说，从史中才能知“道”。

(章学诚故居)

 再往前追，根据传说，孔子作《春秋》，从孔子作《春秋》以及整理六经的传说中可以看出经史一体的思想。其实还应该追到六经本身，因为六经本身都是古史，虽然是不连贯的古史，但也是古史。六经是中国全部精神的初始来源，中国任何一方面的思想都是从六经分化出来的，这样一个起源就决定了经史为一体，也就是说，历史之道和其他的道理是重叠的，哲学、政治、伦理都在历史中。

由巫到史 

这样一个独特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从陈梦家、张光直到李泽厚，都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巫史传统，精神的基础由巫转为史。无论什么地方的早期文明都是以巫术为本的，先民都重巫术，因为巫术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可以解释一切事情。但后来有些文明就变成了一神教，而中国的巫术却走向了历史。我们很有必要去解释巫史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前面我们说的几个思想家都断言存在巫史传统，但对这个转换过程的思想理由却没有给出解释。要解释这个转变过程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因为太古老了，这是发生在新石器后期到商代末期的事情，而这个期间的史料实在寥寥无几，考古出土也非常有限，而且早期还没有文字，也就没有详细的资料，总之，这件事情缺乏经验证据，我们只知道由巫到史的结果，却不知道这个转变的理由，所以只能分析和推测。我的推测是，关键在于“灵验”这个概念。

(李泽厚)

 古代人如果相信什么，就肯定会相信灵验的东西，也就是在经验上直接见效的效果。巫术就建立在灵验的概念上，古人以巫术去求得结果，或者预测未来。当然，从科学角度我们知道，巫术并不是客观上有效，而是主观上见效，即在心理上好像见效，事实上巫术的灵验只不过是一个概率问题，其实成功概率最多五五开，如果因素多，那概率就很小了。但是人在心理上倾向于只记好事，不记坏事，所以只有灵验的事例得到传颂。这就像那么多人迷恋赌博，他看到有一个人赢了，然后就认为他也能赢，这是人的心理倾向。所以，巫术偶尔成功，就被认为是灵验的经验，巫术的灵验经验就会被记下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就有大量关于巫术经验的记载。这意味着，对于古人，灵验等于是真理。到后来才开始出现巫史转变，巫是当时掌握巫术的官员，相当于是古代的科学家，巫师们的研究确实也有科学内容，比如天文历法。巫师积累了很多占卜经验，关于占卜经验的记录就已经包含有历史化的倾向，因为巫术的经验总结也是一种史。

(商代甲骨，占卜之用)

 那么，巫术史如何转变为真正的历史？即记录功业的历史。早期中国的先王们都非常积极有为，富于创造性。无论是三皇五帝，还是尧舜大禹，都通过积极有为的功业创造了历史，这样就给人一种关于人为人力的肯定性的经验，经验上的不断成功使人逐步发现，正确行为的灵验度远远高于巫术的灵验度。行为的成功和巫术的成功有一个区别：巫术是需要被解释的事情的解释项，可是这个解释项是看不见的神秘东西，是藏起来的，所有的迷信或者骗术，都采用这个方法，把解释项藏起来，大家都不知道，那么，事情到底如何被解释，其灵验关系始终是神秘的。但是人的行为不是如此，行为就是做事情，所做的事情及其结果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意味着解释项和被解释项都在经验中现身，同时在场，都是可见的，于是行为的灵验关系是透明的，人们可以看到解释项和被解释项的完整关系，就是可以看见，做什么事情，就有什么结果。可见的灵验关系就胜过了巫术的不可见灵验关系，因此，后来古人发现，总结巫术的经验不如总结历史的经验那么灵验，既然历史的经验更为灵验，就会发生由巫到史的转变。

乃眷西顾 

有了巫转到史的理由，还需要一个临界事件，才能导致巫史转变的定型。这个临界事件，我认为就是周武王打败了商朝。周是小邦，但一直有美德之名，所以得到了人民和周围其他部族的支持，最后打败了强大的商。商要比众多小邦强大很多，所以，能够打败商就是如有神助的奇迹。这个事迹是对传统天命观的一个挑战。商朝最敬天，商朝的祭祀巫术最发达，据说敬天从来都没有怠慢过。可是，对天如此尊敬，老天却没有帮他，却去帮了西边的小邦周，就是《诗经》里说的老天“乃眷西顾”。老天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小邦呢，传统天命论说不通了。这个时候，周的成功却可以用行为经验来解释：周好德，得道多助，所以成功，老天帮助他成功是因为民心所向。在此，历史的灵验事迹直接挑战了天命观，周也因此把德和民心定为立国原则。此后，虽然周没有否认天命，但是修改了天命观，改变了对天命的解释和定义。关键在于，天命必须有可见的证据才可信，否则只是妄言天命，而天命的可见证据就是民心所向，看见民心，就看见天命，得民心，行动就灵验。所以我相信周的革命是中国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的奠基性事件。

(何尊，其铭文表达了周以德治国的理念)

因此，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中国没有宗教，但是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文明是不可理解的，没有信仰意味着做任何事情都没个准，那是不能理解的。中国历史如此连续不断，意味着有稳定的信仰和方法论。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更准确地说，就是中国的历史，所以说，中国有一个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