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3：传教士如何帮助清朝谈判？

你好，这里是《小谦聊好书》第二季，今天我们继续聊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南怀仁成为了康熙的老师，他不仅教了康熙很多西方科学知识，还给康熙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也让康熙有了欧亚地理知识。毕竟，了解了俄罗斯的具体情况，才能解决蒙古问题。

那个时候欧洲国家的传教士如果来中国经常是走海路，可是海路航行风险非常大，很多传教士就死在了路上，所以欧洲那些对中国比较感兴趣的国家都希望能够打通陆地线路。而要打通陆地线路就得通过俄罗斯。南怀仁希望俄罗斯能够允许欧洲传教士走这条线路，从陆路来到中国，康熙也支持，可是俄罗斯并不配合，毕竟这会打破他们对东北亚贸易的垄断。而且清朝和俄罗斯在东北也一直不断有军事冲突，在南怀仁的指点下，康熙明白那些冲突对中俄两方来说都不是核心利益所在，两国完全有可能达成一致。这个时候俄罗斯加入了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组建的神圣联盟(Holy League)，共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同时俄罗斯在这一时期还在克里米亚打仗(1687、1689年）。另外俄罗斯跟瑞典还处于敌对之中。同时，清朝西北面的噶尔丹汗日趋强大，1686年开始吞并蒙古其他部落，康熙几次发出警告，噶尔丹都没有理会。康熙知道这一时期噶尔丹的许多战争都得到俄罗斯支持。对于康熙来说，和俄罗斯签订条约，他才好放手来对付噶尔丹，这才促成了清朝和俄罗斯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

南怀仁在1688年去世，康熙给了他“勤敏”的谥号，而且他的墓碑也是汉满双语并立，这就是把他当自己人了。

南怀仁去世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了5位传教士来北京，当时清朝的规定是西洋人入华只能从广东进入，但是从澳门到广东的入华路线多年来都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从宁波进入中国。浙江巡抚看到这5人之后上书朝廷，结果礼部让他们严格执行现有条例，不允许传教士从宁波进入，责令他们离开，同时严惩带他们到宁波的商人。可是后来康熙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就想让这几个传教士来京。既然康熙都发话了，那么他们当然可以顺利的来到北京，而且这一路上沿途的地方官员对他们是极尽款待。他们来到北京之后就开始突击学习满语，由于康熙对南怀仁是非常信任的，所以康熙对于这些传教士也充满信任，给了很好的待遇，这里面有一个叫张诚的人，后来在清朝和俄罗斯进行边界谈判的时候就作为翻译参与到了谈判过程中。由于张诚毕竟是新来的，而且汉语和蒙语还没学通，所以康熙就把他安排在徐日升神父手下，这个徐日升是南怀仁引荐的，已经在宫中待了十几年了，而且和康熙的儿子们相处的非常融洽。张诚是新来的，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他对于俄罗斯现在的情况了解的比较清楚，他知道俄罗斯在欧洲这边已经焦头烂额，不仅陷在克里米亚地区好几年，还在和瑞典以及奥斯曼帝国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控制权，所以说张诚其实是知道俄罗斯的底牌的。有了这些信息，他就能够更好的和俄罗斯进行谈判。这二位神父表面上看是清朝的翻译，可实际上他们才是清朝在这场谈判中真正对谈判细节有关键影响的人。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让俄罗斯不再帮助准噶尔，也让康熙亲征噶尔丹更加顺利，最终噶尔丹汗于1697年兵败自杀。

可就在传教士在康熙的支持下在大清传教的同时，教皇那边却不满意了。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签署了教内的禁约，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并派出特使多罗前往北京处理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多罗来到北京后由于缺乏真正有能力并且可信赖的翻译，就没能在礼仪问题上和清朝谈妥，他离开时告诉康熙，有个中国利益问题方面的专家，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叫颜珰，马上要来北京，让康熙有问题问他。结果后来颜珰一来，康熙发现他竟然汉语水平极差，说不了，也写不了，还听不懂，这根本没法交流啊，而且他已经入华二十多年了，汉语还是这水平，这样的一个人还敢说是中国问题专家？康熙担心这样的伪专家会误导西方人，就开始严加审核来华的传教士，还让多罗把这事告诉教皇。这下多罗就尴尬了，这意味着他这次出使彻底失败了。康熙一看多罗这样，担心他无法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就把自己已经派出的作为礼节性回访的使团叫回，借口是不知道多罗使团是否真是教皇派遣，需要先派人过去确认，所以他另派一个使团去罗马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并且让欧洲知道北京发生的一切，这个使团的使节就是本书书名里的那个红票中提到的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

多罗离开后三个月，康熙开始给传教士发票，这算是对在华传教士的认证，领到票的传教士就要遵守利玛窦立下的规矩，并且永远留在中国。

多罗一听说这事，那当然是强烈反对啊，而且他是直接以教皇特使的身份发布了正式的谕令，反对在华所有传教士去领取康熙的票，同时规定了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国礼仪相关的问题，这就是在和康熙对着干，康熙当然不会退让。

民国时期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费正清在研究清代的外交史发现，教皇派到康熙朝的使团竟然在大清所有的官修史书中都未见记载，这当然不是因为雍正不喜欢传教士把教皇派到康熙朝的两个使团的记录删去了，而是因为康熙从一开始就把接待教皇使团当做他的家务事在操办，从头到尾都没有让朝廷部门经手。既然是内务府操办，那么整个接待就不是外交活动了，而是他的家务事。

其实当时很多传教士都在提醒多罗不要跟康熙对着干，比如张诚，他本想写信劝多罗赶紧离开，却引发了多罗的公开抗议，让康熙把他看成多罗的同伙，张诚面临巨大压力，竟然一命呜呼了。

正是因为多罗一意孤行，康熙才派出使团直接和教皇沟通，并把多罗软禁在澳门，只不过康熙没想到，使团派出去后竟杳无音信，康熙一直挂念这个使团，本书书名中的红票就是证明。直到十四年后，康熙才等来了教皇的赴华使团。那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等这么久呢？使团出现了什么变故吗？是的，真的出现了变故。

多罗离开北京不久，康熙派的第一波使团中的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来到巴西后，为了分散旅途中沉船的风险，分别登上了两艘不同的船去欧洲。但不幸的是，在1708年1月，两艘船都在途中遇到海难沉没了。

康熙没有等来他们的消息，就派出了第二波使团，这次是耶稣会艾若瑟和陆若瑟二位神父出使，这两位神父顺利到达了葡萄牙，见到了葡萄牙国王，还去到了罗马见到了教皇，只不过教皇没有同意他们关于中国礼仪的意见，坚持之前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礼仪活动的决定，还不让艾若瑟回中国。

康熙看到自己派出去两拨使团竟然都没回来，就让内务府印刷红票，这就是一封让往来的西洋船只带回欧洲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上有汉文、满文、拉丁文三种文字。由于印刷的墨色为朱砂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红票交给广东官员，让他们分发给所有“有头面”的西洋人，让他们带回欧洲。同时，康熙也把红票交给俄罗斯的往来官商，让他们也帮忙传递给欧洲。康熙红票的内容没有讲道理，也没有表明他任何观点，只是简单陈述一个事实，就是我派了人出去，但都没回来。

康熙发出红票给了教皇压力，教皇总算把使团放了回来，在此之前陆若瑟已经去世，而仅存的艾若瑟也在回来的船上去世了，后来是被装到棺材里运回来的，康熙还专门让内务府为他买了37亩土地（超过三个足球场大小），其中10亩用来修墓地，27亩用来耕作，所得之钱用来维护墓地，而且墓碑上给他的名头是“钦差”。

康熙如此关注派出去的两批使团，并对于大清与罗马的沟通表现出了十足的耐心，不是说要捍卫中国文化，要从道理上说服西方，事实上康熙是一个务实的，没有文化偏执的君主，真实的原因是康熙对西学有强烈的兴趣，而且他发现西方的这些传教士是有真本事的，真的能帮他解决问题的。后来教皇又派了一批使团来北京继续和康熙谈判中国礼仪问题，康熙到底是老政治家，一直不亮底牌，而且还表达出如果教皇坚持禁约就让使团把传教士都带回去。与此同时，康熙还派隆科多悄悄抓捕利国安神父。这个利国安神父是罗马耶稣会派到中国的巡视官，主要责任是来督促北京耶稣会神父遵守教皇禁约的，他偷偷潜入北京，游说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康熙一开始知道他的行踪但没做出任何反应，但是在和使团谈判的过程中，康熙就下令把他给抓了起来，并且带到了使团面前，当着使团的面审问他为什么偷偷摸摸藏在墓地里面。这个使团的头叫嘉乐，他说到底只是一个神父，又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显然被康熙的这些政治手段给吓蒙了，所以他马上就把带来的通融条款全部交上去了，康熙看到对方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也就借坡下驴，这场漫长的争论就此结束。这次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其实主要的辩论场是在欧洲。康熙虽然参与到了争论中，但当时大清的儒学大师和高官却基本没有参与，也就是说这场中国礼仪之争其实是欧洲教廷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并不能说是因为这次礼仪之争引起了后来的雍正禁教。

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雍正为什么一即位就要禁教呢？

你知道雍正禁教有多积极吗？雍正元年都还没过完，他就废除了康熙的容教诏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地方上继续传教。传教士只能留在京城为朝廷做天文观测这样的技术性工作，他还把传教士都赶出了内务府，换上自己府上的和信任的人。传教士作为康熙内务府的一部分，与康熙其他近身奴才遭遇基本一样，不再属于内务府。据马国贤神父回忆录所记，雍正元年管理内务府的是康熙的十七皇子，他把神父们召集到一起，通知他们以后不再归内务府管，也不算内务府的人了。不归内务府管也就是被剥夺了内务府身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以后他们得不到皇帝的专门召见，不能入宫了。皇十七子还专门强调了这一点。能入宫面圣是了不起的特权。这个传教士享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特权，就这样被取消了。最让传教士们失望的是，雍正皇帝连表现机会都没有给过他们，就直接把他们赶出了内务府。没有了内务府的身份，他们就只是一群懂天象观测的术士，地位一下子就跟市场上掐八字算卦的没多大区别了。

从被赶出内务府，到雍正全面禁止天主教，中间大概相隔了九个月时间。既然皇帝对传教士是这态度，那些权贵自然也开始回避他们，不和他们来往了。

雍正继位的时候已经四十五岁，思想、性格都已经完全成熟。对于传教士来说，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影响、改变雍正。这一点，跟当年七岁继位的康熙不一样，传教士那时接触到的康熙，正处在学习阶段。他们成功地用他们的知识来引导康熙，让康熙对西洋知识、器物都发生了兴趣。可惜的是传教士的一切在雍正那里都没有吸引力。雍正十岁开始就喜欢和喇嘛、和尚、道士往来。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传教士也没有特别花过功夫去接近雍正，双方尽管没有矛盾，但也没有特别的关系。那为什么传教士当初没有花过功夫去接近雍正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传教士压根就不认为雍正会成为下一任皇帝，毕竟谁都看得出来，当时皇八子和皇十四子才是更有可能即位的皇子。

雍正可以说是康熙所有皇子中最保守，对西方知识最不感兴趣的一个，可最后偏偏是他即位了，而之前以教皇为首的教士集团对中国礼仪的摒弃本来就让天主教在清朝这边树敌不少，现在这些对天主教不满的人集中在雍正的旗下，再加上雍正又把他那些和传教士走得近的兄弟们发配的发配，圈禁的圈禁，这就严重影响了西方科学的传播。毕竟，当时所有的西方知识都是靠这些来华的传教士亲自带到中国的。中国就这样，错过了西方的科学革命，这才有了近代的屈辱。

好，说到这儿，《康熙的红票》这本书我们就聊完了，我只能大致帮你梳理一下这段历史，如果能够引起你的兴趣，那我还是强烈推荐你去看原书。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听了以后对你有所启发，我们周六复盘见！

本期书单：

1.《康熙的红票》，孙立天著；

2.《失去的三百年》，郭建龙著.

撰稿：小谦

讲述：小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