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禹乡辨析（下）

第一节 禹乡辨析（下）

说法之二：关于禹生汶川或北川的问题。
关于禹的出生地是汶川县飞沙关上的石纽山刳儿坪的说法，之前已经从典籍记载和实地考查两个方面进行了认证，这里就不再赘述。然而，自唐朝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建立石泉县（民国后更名为北川县）后，唐代的《地理志》中记载着“隋山，治南二十里有九龙山，其第五峰上有刳儿坪。”这引发了关于禹的故乡所在地的争议。暂且不论石鼓是否就是石纽，以及石纽为何会变成石鼓，也不去深究刳儿坪是否自古以来就存在。重要的是，既然存在两处刳儿坪，那么其中必有一处不是禹的真正出生地，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李锡书通过方向和里程的考量，判定禹出生在汶川县的石纽山刳儿坪，这是有充分依据的。《括地志》中明确记载石纽山位于汶川县（威州）西面七十三里的地方。该书成书时，石泉县已经设立近二百年，但书中仍然说“在汶川县西”而不说“在石泉”，这表明石纽山自然应当归属于汶川县。同时，《元和郡县志》既记载禹是汶山广柔县人，出生于刳儿坪，又说禹出生的地方名叫刳儿坪，距离县治五里。这里所说的县治，自然指的是广柔县，即现今汶川县南飞沙关附近的大邑坪一带。《寰宇记》则记载石纽村在县西一百二十里，同时又说它位于现在茂州汶川县北面四十里的地方。祝世德引用李锡书的解释来阐明这一点：“在县西一百二十里，这是指汶山郡而言，现在的茂州县城就是汶山郡的所在地，现在的刳儿坪距离茂州大约一百二十多里；又说在茂州汶川县北面四十里，这是指汶川的旧治而言，与七十三里的说法大致相同，只是由于山路曲折，传闻有所不同。说北说西，也是传闻的差异，现在看其地势，大概位于西南方向。而石泉县位于汶川县和茂州的东面，地形地势相差悬殊，怎么可能将它们混淆在一起呢？”
根据史籍中的明确记载，指出石纽山刳儿坪所在地的，仅有《括地志》、《元和郡县志》以及《寰宇记》这三部典籍中的描述。既然这些描述所指的地方全部位于汶川县，那么禹的出生地自然应当认定为汶川县。当然，考虑到北川县在古代也属于广柔县的管辖范围，因此在那里建造禹庙、设立纪念物，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汶川地处九顶山华夏系构造带，全县范围内有三条主要的大断裂带斜穿而过，它们分别是青川-茂汶断裂带、北川-中滩堡（映秀）断裂带以及江油-灌县断裂带。这些断裂带呈北东-南西方向斜穿全县，长度在60至113公里之间，覆盖了全县大约三分之二的面积。此外，汶川还位于薛城-卧龙“S”型构造体系之中，这是一个由背斜和向斜组成的褶皱带，占据了全县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这样的地质构造使得汶川地震活动频繁。
根据历史记载和震中范围（包括震级）的统计，1952年以前，汶川地区共发生了30次危害较大的地震，而在300公里范围内波及到汶川的4级以上地震更是高达60次，小震则更为频繁。其中，1933年茂县的叠溪发生了一场震级高达7.5级的强烈地震，导致叠溪镇全部下陷，山岩崩塌，岷江被堵塞。45天后，小海子大坝溃决，积水倾泻而下，引发了下游的特大洪灾。茂县、汶川、灌县等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房屋、庄稼被冲毁无数，数千人畜丧生，灌县一带更是横尸遍野，惨状难以言喻。在这场灾难中，羌人与山崩、垮坡、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冉駹》记载，冉駹夷民族源自汉武帝时期开拓。在无鼎六年（年代可能有误），该地区设为汶山郡，气候寒冷，盛夏冰块犹存。因此，冉駹夷人形成独特季节性劳动模式：冬季避寒入蜀地（今四川）做工，夏季避暑则返回聚邑。这反映了他们根据季节变迁调整劳作方式的传统。历代以来，他们常赴内地参与堤防修建、水堰筑造、水井开凿等劳作，以此为生。岷江源自松潘朗架岭与弓杠岭，流经茂县、汶川、都江堰等地，自然灾害频发。这样的自然环境为古人提供了治水实践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了治水至圣大禹。大禹的治水功绩与岷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及古人的治水实践紧密相连。
从遗迹和地名的角度来看，石纽山的石崖之上，赫然镌刻着“石纽山”、“禹迹”等大字，每个字的大小都约有五尺。刳儿坪上建有禹庙和洗儿池，此外，还有一块大石，上面刻有无数符号，这些符号看似文字的雏形，尽管已经风化，但仍能依稀辨认。在绵虒镇，人们建造了禹王宫以作纪念。与石纽山遥遥相对的山，名为“禹山”，这一名称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夏后帝启，乃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在威州，则有一个地方被称作禹碑岭。
汶川的石纽山与位于都江堰市龙溪乡的龙池，共同坐落于海拔3488米的尖尖山（在《方舆胜览》中被称作慈母山）之下，它们通过龙门山脉相连。刳儿坪与龙池的海拔高度都大约在1700米左右。历史上，龙溪、龙池原本隶属于汶川管辖，汶川还曾在龙溪设立过分知事机构。直到1952年，龙溪、龙池等地才被划归都江堰市管辖。这两地由一岭分隔南北，但大禹留下的遗迹在两地相互呼应，显示出大禹出生地的钟灵毓秀。
关于禹的故里，尤其是围绕汶川飞沙关岭上的石纽山、刳儿坪周边，以及原广柔县或古汶山郡的辖地，众多地方均声称是禹的诞生地，依据多为“禹迹”及地名。这样一来，大禹的出生地似乎遍地都是。更有甚者，只要有人愿意投入资金建立展馆，颂扬大禹的功德，一些文人墨客便会在岷江两岸乃至九顶山四周的岩壁上题字刻诗，旧痕复新，于是，“禹乡”之名便应运而生。这种做法对于崇拜禹这位人民英雄、歌颂缅怀禹的功绩，自然无可厚非。然而，一些人试图通过这种做法来争抢“禹乡”之名，就显得颇为可笑了。
从前面所引用的史料和古籍摘录来看，大禹的出生地定为今天的汶川，这已经是定论。至于后来出现的所谓新的出生地，完全是无稽之谈，甚至有人质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其人，这种说法简直就是耍横了。因为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轻易断言的，也不是我们能够作为人证去考证的。同理，谁又敢断言历史上没有大禹这个人呢？这同样是不敢轻易下定论的事情。
今人研究历史，无法让古人复活来见证历史的沧桑，只能依靠遗迹、史料（包括实物、口碑和文字记载等）来进行研究。在这些史料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人断言大禹是一个虚幻的人物。相反，大家都认为大禹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并将其作为先贤圣者加以崇拜。民间对此也是约定俗成，与史料的记述并无二致。因此，我们只能以历史上有大禹这个人为研究对象。既然他真实存在，就有一个确定的故里。他不可能同时出生在两个不同的、甚至更多的地方。按照史料的记载，大禹出生在汶川是准确的，这在民国年间的学术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公认。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又围绕“禹乡”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又没有更新的史料来说服、印证，那真是一件大可不必的费财费力耗神的事情。
完全依赖“禹迹”来确定“禹乡”是不科学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诸如“石纽山”、“涂禹山”等与大禹相关的地名众多。从地名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历史见证人”的作用，为我们探寻历史提供了线索。然而，地名重名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既包括民族迁徙，也可能与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关。在人类活动中，随着人口的流动，人们往往会在新定居的地方，因自然环境相似或出于对故乡的思念，移植家乡的地名或以家乡地名重新命名。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有人将其称为移置地名或迁徙地名。大禹的足迹遍布天下，他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传说和遗迹。后人对大禹的崇敬之情，使得以“禹迹”命名的地名更加繁多，真可谓“禹迹茫茫”。如果仅凭存在“石纽山”、“禹穴”等类似地名，就断定其为“禹乡”，那么真正的禹乡将会因地名繁多而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