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禹研究提法杂议 禹的族别问题

第二节 大禹研究提法杂议

禹的族别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大禹的研究已经深入到新的层次，部分学者甚至断言大禹是羌族。然而，对于一个已逝去近五千年的历史人物，我们究竟依据什么来划定其族别呢？古代史籍中存在“禹出西羌”或“禹生西羌”的记载，同时某碑刻上也刻有“民生于禹，禹生于蜀”的文字，这些资料被用作推断禹为羌族的依据。但如果我们按照这种逻辑来推理，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民族政策的照耀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背景，中国各民族之间频繁往来并定居于各地。例如，在北京，各民族同胞共居，包括藏族和羌族人。其后代多在北京出生，但不能因此称北京为藏区或羌区，或说他们是北京的汉族，只能说他们移居北京，其后人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族别的。
四川省汶川县，位于岷江上游，是羌、汉、藏等多民族杂居地。若以大禹故里确定在汶川飞沙关石纽山刳儿坪，按现今此地为羌族聚居区，或可将此地出生者认定为羌族，尽管此逻辑并不严谨。但研究的对象是大禹，一位四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那时的汶川与石纽山居民的民族归属需深入探究。据《四川古代史》记载，现今羌族是古代羌人一支或多支迁入岷江河谷后繁衍至今的后裔，此观点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得到证实。羌人祖先进入岷江河谷时，与原住戈基人发生激战，得“白石神”保佑后定居。据《四川古代史》记载，羌人具体迁入岷江河谷时间为距今二千多年的秦汉时期。由此推想，大禹出生于羌人迁入前约两千年的汶川县石纽山村，其民族归属成谜。有人以“禹出西羌”的史书记载为论据，但此问题今人难以准确认定。此外，大禹之父崇伯鲧在尧舜时期领导治水，任大司空，据汶川旧志记载，鲧治水途中，其妻姒氏在石纽山刳儿坪生下大禹。大禹系随父治水途中出生的外来人，其民族归属需探究崇伯鲧与姒氏的民族背景。民国年间，周仲眉在《四川日报》刊载的《蜀乘丛编》中，也发表了对大禹及其民族归属的探讨文章，涉及了上述相关问题。因此，大禹的民族归属问题，需结合历史背景与多方资料进行深入探究，不能仅凭现代地名与民族分布简单断定。
附论——家天下并非始于禹
在我国史学界，常将禹传位于启视为家天下的开端，然而，这一观点并不准确。考察历史，我们发现黄帝从诸侯崛起为天子的传承脉络如下：
黄帝之子少昊金天氏继承了帝位。
接着是黄帝之孙高阳颛顼氏。
然后是高辛氏，他是高阳氏的孙子，也就是黄帝的三世孙。
高辛氏的次子帝尧陶唐氏，成为了黄帝的二世孙中的一位帝王。
关于帝舜唐虞氏，有的史书认为他是颛顼的五世孙，而《路史》则记载舜并非出自黄帝一脉（但此处在整体论述中不是重点）。
最后是帝禹夏后氏，他是颛顼的孙子。
综合上述传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黄帝到禹，帝位的传承都局限在同一个家族内部，因此，家天下的局面并非始于禹。所不同的是，在禹之前，家天下的帝位传承中，诸侯有推举的自由，天下看重贤能而实行禅让制。例如，高辛氏本应传位于其子，但因其子荒淫无度，被诸侯废除，转而尊尧为天子。尧则禅位于舜，舜再禅位于禹。即便禹没有禅位于益而传给了启，也是因为启的贤能足以赢得众人的期望，这符合“内举不避亲”的原则。然而，到了启传位于太康时，由于太康贪图享乐、荒废政事，导致百姓离心离德，有穷氏的后羿在河岸边阻挡了太康回朝，这才开启了千古以来的篡夺帝位之局。如果舜真的如《史记》所说，是颛顼的五世孙，那么家天下的局面更是早在禹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从上述文字的论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大禹的传承与黄帝紧密相连。有史书提出禹是黄帝的四世孙，这一说法基于以下推算：大禹的父亲是崇伯鲧，崇伯鲧的父亲名为骆明，骆明的父亲是颛顼，而颛顼的父亲则是昌意，昌意的父亲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轩辕氏。如此推算，大禹确实是黄帝的四世孙。然而，考虑到黄帝纪元到大禹出世的时间跨度近八百年，中间历经五代传承，这一说法确实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即便我们暂时接受这一推算为真实，黄帝作为古代部落首领，后来成为王者、称帝，他一直以来都被尊为华夏的始祖。所谓“炎黄子孙”，这一称谓是基于黄帝和炎帝两部落联盟所形成的统一体，即中国最早的中华民族统一体而言的。然而，就炎黄二帝分别属于何种民族，以及他们是哪一现代民族的鼻祖而言，目前还无法给出科学的定论。因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民族的形成和演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包含多种民族成分的融合发展，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各民族。历史上的民族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今天的某一民族。
以藏族为例，我们可以追溯其源头至古吐蕃族。然而，古代的吐蕃族与今天的藏族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今天的藏族是在吐蕃王朝崩溃后，经过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加之清代康熙年间官方首次将原吐蕃地称为“西藏”（意即祖国西部，以吐蕃旧地中部的地名“藏汝”而得名），并在1911年孙中山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后，才正式以“藏族”之名出现。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历史上的民族与现代某一民族直接对应起来。
由此可见，将大禹划定为现代某一具体民族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对于“禹生西羌”或“禹出西羌”的记载，若强行解释为羌地出生了羌人，这样的解读其实是可以进一步阐释的。最早的文献记载此类文字的是《史记·六国年表》，其中提到“禹兴于西羌”。而在后来的文献古籍中，这一表述逐渐演变为“生”和“出”。实际上，如果说“兴”并不等同于“生”和“出”，而是指大禹在西羌地兴业、取得成功，这样的理解同样是通顺的。
即使从出生地的角度来考量，也不难给出合理解释。在二十六史中，最早的《史记》是由后人司马迁所著。在司马迁的时代，对于岷江上游、现今汶川一带，被视为西羌或西戎地域的边缘地带，这是古时划分中国四方民族的泛称，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西戎后来有时也被写作西羌或西戎、西番。虽然现今的汶川被归类为西羌地区（这一划分始于秦汉时代，而大禹出世早于此时约两千年，当时并未将此地划为西羌地区），但如果说“禹生西羌”，从广义的地域角度来看，这样的表述并无不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禹就是古西羌人。
总之，今人给古人划定族别既缺乏科学性，也缺乏必要性，反而可能将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引入歧途，导致种种误解和偏执的产生，甚至可能引发错误的结论和不必要的民族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