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禹乡辨析（上）

第一节 禹乡辨析（上）

在史籍文献中，对大禹生于何地有不少记载，史本文著之间有一些相矛盾的地方，但多数记载还是相一致的。现摘要于下:
书名：《蜀纪·蜀王本纪》，作者：扬 雄，关于禹之记载为：“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
书名：《易林》，作者：焦延寿，关于禹之记载为：“大禹生于石夷之野。”
书名：《吴越春秋》,作者：赵哗,关于禹之记载为：“禹生于西羌，地名石纽。”
书名：《蜀志》，作者：陈寿,关于禹之记载为：“禹生川之石纽，夷人不敢牧其地。”
书名：《蜀本纪》,作者：谯周，关于禹之记载为：“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
书名：《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关于禹之记载为：“广柔县石纽乡，禹所生也。”
书名：《华阳国志》，作者：常琚，关于禹之记载为：“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民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
书名：《括地志》，作者：肖德言、顾胤等，关于禹之记载为：“石纽石在汶川县西七十三里。广柔废县，在汶川县西七十三里。考证解释：此以汶川旧治而言，去汶川县西，非汶川之石纽山乎?”
书名：《元和郡县志》，作者：李吉甫，关于禹之记载为：“广柔故县在(汶川)县西七十二里，汉县也，属蜀郡。属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山禹所生处，今其地名刳儿坪。”考证解释：李氏征引的《元和志》异本为“去旧县五里”(指广柔旧县，即今大吧坪）。
书名：《正 义》，作者：孔颖达，关于禹之记载为：“禹名文命，字密，身长九尺二寸，西夷人也。”
书名：《青城记》，作者：杜光庭，关于禹之记载为：“禹生于石纽，起于龙冢，龙冢者，江源岷山也。”
书名：《寰宇记》，作者：乐史，关于禹之记载为：“石纽村在县西一百二十里”。考证解释：此指汶山郡而言今之茂县城是也，今刳儿坪离茂州一百二十余里。
书名：《路 史》，作者：罗泌，关于禹之记载为：“石纽在汶山西番界龙冢山之原，鳏汶山广柔人也，纳有莘氏女，岁有二月，以六月六日生禹于道之石纽乡，所谓刳儿坪，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
以上所引用的书籍都明确指出，大禹的出生地位于汶山郡广柔县的刳儿坪，这无疑是指现今四川阿坝州汶川县飞沙关岭上的石纽山刳儿坪。
民国二十六年，《四川日报》第十卷第一期上，周仲在《蜀乘丛编》中这样写到：“民生于禹，禹生于蜀”，以及从禹迹、地理文化原由诸方考测，指向的结论都是:“禹出生于汶川”。
民国二十九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亲自前往汶川的石纽山刳儿坪寻访大禹的遗迹。然而，他看到的只是江山依旧，而大禹的痕迹却难以寻觅。于是，他写下了纪行诗：“石纽山前沙尚飞，刳儿坪上黍初肥，茫茫禹迹从何得，蹀躞荒山汗湿衣。”此外，他还为绵虒的禹王宫书写了碑文：“明德远矣”。
在民国三十一年，祝世德在其所编撰的《大禹志》中，依据清朝嘉庆年间李锡书所编的《汶志纪略》，对“石纽村刳儿坪”这一节进行了考证。他表示不敢对其进行增删，并指出：“我认为在我们尚未获得有力的新证据之前，应暂时将此说视为正确。”如今，在修志工作中，许多史志工作者在查阅史籍以及《汶志纪略》和《汶川县志》时，发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
说法之一：关于广柔废县的问题。
这个问题表面上似乎与李锡书和祝世德对“禹生于汶川县飞沙关上之石纽山刳儿坪”的肯定无关，但实际上却关系到李祝二氏的肯定是否成立。因为，如果广柔废县不在如今的汶川县境内，那么李祝二氏的论断就会变成毫无根据的说法。
李锡书在其所著的《汶志纪略》中，对广柔废县的具体位置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根据史籍的相关记载，发现汶川县南部的大坝坪遗址尚存。清初时，广柔城址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痕迹，社稷坛也仍然残存。因此，他论述道：“广柔废县位于今治（绵虒）南的大坝坪。”他进一步解释说：“《元和郡县志》提到刳儿坪在县治五里之内，这指的是广柔县，而如今的飞沙关下大坝坪一带正是这个位置。”（现在的飞沙关、羊店、大坝坪和下索桥共为一村。）
《括地志》则记载：“石纽山在汶川县西七十三里，这里的‘汶川’是指旧治威州；而广柔废县也在汶川治西七十三里（同样是指汶川旧治威州）。”两者均在汶川县西七十三里，难道这座山不是汶川的石纽山吗？这个县不就是广柔废县吗？从逻辑上推理，这一切都是相符的。
祝世德在其著作《大禹志》中，为李锡书的学说增添了两个方面的补充：首先，在万山丛中，辨别方向往往容易出错，就连当地的土人也时常难以分辨东西，这样的传闻到了写作者那里，就可能造成记载的不准确。其次，关于路程的远近，大多是估算而来，有时以付出的劳力为标准，比如“上山二十里，下山十里”的说法；有时则以休憩的便利之处为基准，同样是十里路，可能花费三十分钟，也可能长达一个半小时等。这些情况，都不是那些长期居住于山地或习惯于山居生活的人所能充分了解的。因此，对于刳儿坪（隶属于昔日汶川的治所威州），如今都说距离是五十五里，而过去则有的说是四十里，有的说是七十三里。它位于旧治所的西南方向（按照十六方位来计算），但过去却有时被称作在北方，有时被称作在西方，原因就在于此。此外，祝世德还明确肯定了广柔县现今位于汶川县南部的大邑坪。
1984年，由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的《华阳国志校注》一书中，校注者刘琳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广柔县的故址应当就是现今理县的薛城”。刘琳写道：“广柔两治旧县，蜀、晋因。”意思是：“广柔县在历史上曾有两个治所，分别是旧县和另一处（此处未具体说明），这一设置在蜀汉及西晋时期得以沿用。”《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也记载了广柔县的故址位于汶川县以西七十二里的地方，是一个汉代设立的县。唐朝时期的汶川县即现今的汶川县所在地。根据这一记载推断，广柔县的故址应当就是现今理县的薛城。隋朝时在此地设置了薛城县，唐宋时期为薛城县，且维州，即威州，也设治于此。现今从汶川到薛城的距离大约为七十里。
从上述信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李、祝二位的依据来源于《括地志》中的记载：“广柔故县位于汶川治所西面七十三里的地方”，而刘琳的依据则来自《元和郡县志》中的描述：“广柔故县位于汶川县西面七十二里的地方，是一个汉代设立的县”。尽管他们引用的史料不同，但两者的说法在实质上几乎是一致的，仅仅是使用了“废”与“故”、“治”与“县”、“三”与“二”这些字眼上的细微差别。然而，分歧的核心在于“西”这个方位的解读，即广柔废县是位于现今汶川县南部的大邑坪，还是位于现今理县的薛城？对于这一点，前面提到的祝世德为李锡书的补充内容中关于路程远近的估算说法，已经预先进行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