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五味人生 第二章：下放雅安凤鸣乡顶峰村当农民

第三篇：五味人生

第二章：下放雅安凤鸣乡顶峰村当农民

1958年初，不谙世事的我被人陷害，不得不远离家乡，踏上那无边无际的艰苦里程。那时的我刚20出头，便要经受这样的磨难。多少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心里总会不由自主地喊出:“我的命运为何这样苦啊，仅仅因为一句话就被上纲上线，让我离乡背井40余载。”当我走在街上，看到繁华热闹的城市，人们生活得那样舒服和安详，而想到自己却即将到山区吃苦，便忍不住暗自落泪，好在此去有心爱的妻子相伴，心中也有了些安慰。

1958年1月16日，这一天特别的冷。天刚亮，我便同赵长英从洛阳路的家里背着简单的行李出发了。街上行人寥寥，路边树木在严寒中瑟瑟作响。在这静静的早上，我们两人都没说一句话，只听到沉重的脚步声，伴随着我们走到人民南路下乡人员集合点。此时的人民南路却是另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百余辆卡车上披红挂彩，蜿蜒连绵，排成一条长龙、成千上万的市民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一幅幅大标语悬挂在天空更显得绚丽夺目:“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群手持鲜花的少年踏着激昂的乐曲，边舞边唱：再见吧，同志们！抬起头，挺起胸……

这次下放到雅安地区的成都人，有“三门”干部、有在单位多嘴的“异己分子”、还有“右派分子”……一万多名即将奔赴各地农村、山区的下放人员，纷纷爬上汽车，等待着出发那一刻地来临。我默默地环视车厢内将要远去的人们，有的默默无语，有的含着泪水站在车厢上，遥望着自己的亲人。那一刻我们就要远离故土，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去了，广场上笼罩着悲伤的气氛。

汽车快要开动了，我突然看见白发苍苍的外祖父跑到汽车面前，抓着我和赵长英的手，撕心裂肺地哭喊着：“让我再看看你们，到了雅安，捎个信回来，报个平安。你们在那儿要照顾好自己，天气冷，衣裳穿够没有？您们两个的手咋这么冷，要多注意身体啊！”外祖父紧紧攥着我们的手不放，一瞬间，我们都哭了。

汽车马达低沉地响起来，车子开动了。我和刚刚结婚5天的妻子紧紧地靠在一起。她坐在行李上，深情的目光里，没有眼泪只有坚强。寒风撩起她的发丝，雨水浸润她的衣裳。广场上的欢呼声撞击着每个下放人的心，但我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呆呆的如同一尊塑像一动不动，久久默默无语，还沉浸在这突如其来的变幻中：因为自己的快人快语，敢于直言，不懂得世间的险恶，头天还是一个苦大仇深、根红苗正，带头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有为青年，转眼便成了需要改造的“三门”干部，坐上了没有归期的下放汽车，此间的落差感难以言表。

在那个运动接踵的日子里，对于过惯了城市生活的这些被“下放”的人来说，此刻的心情同这热烈气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失落感、苍凉感，充寒在我们心头。谁会真正愿意离开家乡去山区、农村务农？！未来的道路该怎样走？即将面临的农业劳动该如何去适应？经过劳动锻炼还能再返回城市吗？种种的疑问装在心头，却又要压抑住自己的真实情感，带上一幅假面具去开始新的生活。

卡车载着我们渐行渐远，蓉城已经消失在视野之外再也看不见了。“别了，我的故乡，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到你的身旁……”，心中的怆然之情油然而生。上午11点左右，我们一路颠簸来到了新津县。当地俗语:“走尽天下路，难过新津渡。”数百辆汽车一字排开，等着搭载轮渡过河。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雨城雅安。走进雅安地委党校驻地，醒目的大标语随处可见:“下放干部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要有滚一身泥，脱一层皮的决心改造自己！”“上山下乡，战胜穷山恶水！”……一条条标语看得我心惊肉跳。那一夜，我久久难以入睡，总被噩梦惊醒。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下放干部的领队就带来一位农民介绍给我们。他说他叫魏大兴，我们以后就落户在他家里，并叫我们收拾收拾便随他上山。这位叫魏大兴的农民，看上去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头上包着灰白色的头巾，上身穿了一件旧棉袄，下身却穿着单裤子，一双干瘪的手冻得通红。天太冷了，我沏了一杯热茶，面带笑容，恭恭敬敬地端到他面前，好让他暖暖身子。可他见到我们，一点也不热情，满脸阴沉地问道:“你们这样年轻，犯了啥子错误嘛？是‘右派’下放到我们山区来改造的吗？”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打了一个寒战，却又不敢反驳。心想，或许是风鸣乡政府的人在动员当地农户接收下放干部时，把我们说成了是犯了错误到山区来改造的，所以魏大兴才对我们很冷淡。我心里明白，初来乍到，一定要忍得住气，于是，低声解释道:“我们两人都没犯错误，赵长英刚参加革命工作，而我是共青团员，单位的先进工作者。我们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山区来锻炼自己，体验生活的……如果不信，你可以问问刚才那位带队的同志，他了解我们。”听了我们诚恳的自我介绍，魏大兴脸上立时有了笑容，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好。从今天起你们就住在我家，今后可要有吃苦的准备！”

我和赵长英扛着行李，跟着魏大兴从雅安地委党校驻地出来，沿着青衣江边的小路，徒步走了约摸三个小时后到达凤鸣乡顶峰村山下的水津关。上山前，魏大兴把事先替我们准备好的“钉钉鞋”交给我和赵长英，并叫我们套在鞋子下。魏大兴说，套上它，爬山才不会“子”（掉倒的意思）。他帮我背上行李，让我们在他前面走，他跟在我们后面，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照应一下，我和赵长英都是第一次爬这样高的山，每上一个高坡，都累得喘不过气来。十多里的山路，我们爬了两个多小时，中途还歇了十多次，才爬到顶峰山顶魏大的家。

魏大兴的家住在顶峰山的“山峨岗”，这里只有他一户人家，家里兄妹四个，他排行老三，年迈的父母跟着他住，家里有三间住房：一间由他和妻子住，一间由他的父母住，还有一间由他的儿女们住。我和赵长英没有房间，魏大兴便在院墙边，用晒席和杉木条临时搭了间了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给我们。小屋没有窗户，屋内用木板搭了一张小床和一张小方桌。这间小屋，变成我和赵长英度蜜月的新房，也成了我们永远的记忆。

我们下放的地方是高山地带，多数是梯田而且很不规则，有高有低。没有化肥，全是有机肥料，靠人一篓一篓地背上山，再撒到田间。我们上山的第二天，就开始天天背肥料上山。每天从小屋上山，魏大兴走在前面，我和赵长英跟在后面。累了，就在半山坡上歇息片刻，来来回回要背二十几趟。我们体力不好，到了田坎，巴不得马上搁下来休息。但只要稍不注意，有机肥就会从桶里漫出来，浇在我们身上又臭又难闻。每次都只能忍着直到晚上放工回去，才能用清水冲洗冲洗。

我们和魏大兴一家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按每日劳动量评工分，并以工分领口粮。时逢三年自然灾害，“过粮食关”，我们每人每月的口粮只有19斤。一天三顿饭，早上吃干饭，中午不回家，吃“三吹三打”（早上煮饭时，把玉米馍馍放在灶内用柴火烤熟后拿出来。用嘴吹三下，再用手拍打三下，把柴灰吹打掉后，带到山上去吃。）在山上渴了，只能用沟里的水解渴；晚上吃稀饭。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饭还吃不饱。女主人只有用野菜煮玉米稀粥来勉强填饱肚子。

当时，“大跃进”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生产队长按照多政府的部署，每天天刚亮就站在山岗上用话简高喊上工，有时还要挑灯夜战。我们俩人都体弱，劳力不好，但又不敢落后，只有咬紧牙关，拼命干活。背肥上山、下田插秧，每天只能挣得五、六个工分。那时的生活是清苦的，一天劳累下来，周身骨头像散了架。原本以为可以好好睡上一觉，可小屋里又黑又闷，短暂的美梦常常会被不远处的猪叫声给吵醒。猪圈的臭气熏得人难以忍受，加上一晚上的蚊子轰轰声和叮咬，实在叫人难以入眠。赵长英原本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下放到农村之后，营养跟不上，所以身体格外虚弱。刚结婚不久，赵长英便怀孕了，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她只能顽强地和命运抗争，无怨无悔的坚持！坚持！再坚持！

一次，她同社员一起背谷草下山，因为长期吃不饱饭，又背得太沉重了，赵长英实在体力不支，昏倒在半路。同行的社员把她扶回家不久，赵长英便腹痛难忍，发生了大出血。当时情况危急，好心的房主魏大兴当即用木棒和粗绳自制了一个担架，并组织了四个社员，由我打着火把在前面带路，大家轮换拾着赵长英，急奔了二十多里地，连夜将赵长英送到了雅安地区医院抢救。手术室外，医生要家属签字。我站出来说:“我就是她的家属。”医生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下，讥笑地对我说:“不要开玩笑，她的亲人没有来吗？”我说我就是她的亲人，说:“你不像，你是生产队的农民。”她看我穿一件灰白色的背心，一条黑色短裤，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头发又长又脏，浑身上下就是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农二哥”形象。好在有魏大兴从旁作证，医生这才同意让我签了字。

好在抢救及时，大人的命保住了，可孩子却没有了，一时间，赵长英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医生再三叮嘱，三年内不能再有身孕，否则会出现习惯性流产，为了赵长英的健康着想，我强忍丧子之痛和夫妻离别之苦，将妻子送回成都休养。

送回了妻子，我很快又独自一人返回大山坚持劳动，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历了那次大难之后，我反而不再怨天尤人，也慢慢习惯了同老实厚道的农民一起生活，心态平和多了，赵长英回成都后，我没有了后顾之忧，便暗暗下决心，定要从这山沟里走出我的人生新路。

赵长英在成都家中休养期满后，返回了顶峰村。当时的风鸣乡政府为了照顾回族下放干部，让我们离开了魏大兴家，并将我和赵长英连同另一名下放干部、两名“右派”分子集中安置到了顶峰山硝坝青年突击队，给了我们三间瓦房，单独开伙。了解到赵长英身体不好，便同意她不出工，在家给我们五个人煮饭，白天种自留地，晚上给社员读报，并编写“大跃进”好人好事的黑板报。

这里不是丘陵梯田，而是几十亩长年无人耕种的平坝硝田，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和青草。那个年代的口号是:“超英赶美，粮食亩产达到双千斤，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公社党委便决定把这片荒地开垦出来种粮，组织了生产队最优秀的青年和下放干部在这里打硬仗。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在这里开荒。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硝田，是指含有大量硝酸、芒硝和硝盐的田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盐碱地。硝田里的泥水酸碱度很高，对身体有害。

我们天刚亮就起床出早工，下硝田开荒，劳动两小时后才回家吃早饭，晚上还要出夜工。当地的农民突击队打前站，下放干部跟在后面，天天都是“人海战”。硝田因为长年没人打理，多是烂泥田，淤泥常常会没过我们的大腿。我们先要拔掉硝田里的茅草老根。有的草根太深、太大，还要用水牛才拖得出来。生产队长用话简喊着号子给我们鼓劲，而我们则忘了时间，忘了劳累，拼命地干。慢慢地，我和突击队员们建立起了友情，并经常把工地上的好人好事，编写在黑板报上。

长时间赤脚在硝田里干活儿，我的两条腿不知不觉患上了皮肤病。晚上放工回家，两条腿奇痒难忍。后来，公社看我在硝坝办的黑板报不错，便把我调到了公社宣传队。

当年青年突击队送给我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多年以后，我拿着照片，试图去一一寻访当年的那些敢冲敢闯的优秀青年。可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因为长年在硝坝劳动，照片上的很多人都染上了多种疾病。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多人都早早离开了人世。而当年我染上顽疾的双腿，也让我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跑遍了成都、重庆、上海的各大医院，却始终无法根治。

在被公社安排到大队宣传队后，我同宣传干事们经常在出工的田间地头自编自演，宣传“大跃进”和“总路线”。当时，我用快板书的形式宣传了生产能手生产队长蒋丙夫苦学识字的事迹，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编写的快板:“……紫竹沟过去牛拉弯，翻坎就到蒋家山，九队队长住上面，苦学精神全社传。队长名叫蒋丙夫，从小没有读过书，领导生产干劲大，就是肚子头没文化……”每每回忆起那段往事，我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回到了顶峰山岗那段令我终生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顶峰山，我和赵长英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九个月之后，生产队给我们放了半天假。我们下了山，顺着青衣江边步行了二十多里，来到雅安城关镇，看了一场晚场电影——柳堡的故事。那是我们下放以来，最开心、最快乐的一个夜晚。电影散场后，夜已经很深了，来时的路不太好走，我们不敢从水津关原路返回，于是改道梯子岩上山。虽然这条路有些绕，但都是石板梯步，相对要安全得多。回到住处，已快天亮。不过我和赵长英的心情很好。毕竟这是我们下放到山区后难得的一次精神享受，让我们一生难忘。

不久，赵长英的心脏病又犯了。整天喘气不休，脸也肿了，在家煮饭也很困难。下放干部领队不忍心赵长英在山上拖下去，同意她回成都治疗。我满含感激的心情，送赵长英回了成都。我始终忘不了那段下放时刻骨铭心的岁月，四十年后，我同家人再次来到雅安凤鸣乡顶峰山看望魏大兴一家人，可惜魏大兴去世多年。为了感激他们一家当年对我们的恩情，年过七旬的我不顾腿有残疾，爬山困难，坚持徒步上山，在他的坟前烧了三柱香，以表达我对他的谢意，寄托我对他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