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 . 悼亡者之歌：垂暮的余晖

通俗西藏史（二百五十一）——悼亡者之歌：垂暮的余晖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在讲到朗达玛被杀时，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如杀我，早三年，或迟三年。”

这句被记入《西藏王臣记》的遗言，成了后世争论不休的谶语。

关于这句遗言存在很多种解读，从佛教的角度上说，有人认为这是朗达玛对灭佛表示悔恨。从政治角度上说，也可以解释为朗达玛认为自己被杀的不是时候，要是早死三年，他的改革运动还没开始，如果完三年可能改革已初见成效，后世对他的评价可以大为改观。

但我们不得不很遗憾的告诉朗达玛，就算他用灭佛提振了国力，后世的评价也不会有多大改观。

因为佛教势力一直都有话语权，比他稍微成功一点的唐武宗明明通过灭佛提振了国力，但在历史评价上依旧长期被黑。

这还是在中原地区，佛教只用有不完整话语权的情况下。藏传佛教可是拥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就凭曾经灭过佛这一样，无论朗达玛做出什么成绩，都注定要被黑出各种花样来。

同样涉嫌灭佛的玛祥仲巴杰，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可能从来就没出现过，但佛教典籍依旧要立一个靶子来批斗，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很惨的结局。

由此可知，在佛教的价值观里破坏佛教的人都得结局悲惨。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观，贝吉多杰才被塑造成了吉祥金刚。

在众多些黑朗达玛的论述里，最有杀伤力的一个可能就是灭佛导致了吐蕃王朝灭亡。

我们这些身在远方的外族人不太容易理解吐蕃王朝在藏族人心中历史地位。这个王朝的意义可以和汉族人心中的强汉盛唐相类比。它奠定了藏族人的生存空间，今天那些藏族人生活的地区全都拜吐蕃王朝所赐。这一点和就汉朝对汉族人生存空间的定义一样。

同时，它还是藏族人心中强盛愿景的基点。

网上众多宣扬吐蕃军队三次、五次打进长安的论述，正是这种强盛愿景的心里投射。

在这个语境里，朗达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破坏者，因为他的癫狂举动导致强盛的吐蕃王朝覆灭，所以朗达玛必须被钉在耻辱柱上反复鞭挞。

但问题是朗达玛灭佛与吐蕃王朝灭亡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

答案是不能确定！

因为可以很容易就举出反例。

玛祥仲巴杰也灭过佛，吐蕃王朝并没有灭亡。

如果这两个历史时期拿出来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尺带珠丹执政末期的状态，未必比朗达玛执政末期好多少。

尺带珠丹的执政期处于整个吐蕃王朝发展曲线的低谷，与之相对的唐朝则恰好处于开元天宝的顶峰。此消彼长之下，唐军凭借充裕的国力在各个战线上收复失地，重创蕃军，颇有些要逆转战争格局的意味。

在吐蕃王朝的内部，也出现了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的状态。

随着尺带珠丹和金城公主不断实施弘佛的举措，本教势力也掀起了反佛浪潮。他们借着天灾和瘟疫的出现，在国内驱逐僧人、关闭寺院，赤松德赞上位以后，由玛祥仲巴杰推动的排佛小法，正是尺带珠丹时期打击佛教运动的延续。

由此可见，在尺带珠丹执政的晚期，吐蕃内部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动荡之中。

反观朗达玛执政的过程，除了灭佛运动以外，其他方面倒是表现的比较稳定。

在对唐关系上，朗达玛延续了唐蕃会盟后的政策，约束边境将领，不许出兵袭扰，保持互市贸易的通畅。双方在815年重开边境互市后，到842年期间没有互市中断的记载，而且唐朝的边境节度使还能从互市商贾处获得情报，可以认为唐蕃的贸易关系保持了稳定。

另外，双方的使臣互访也很正常。

从836年到842年，有记载的互访便有11次，其中蕃使入唐7次，唐使访蕃4次。[1]842年朗达玛被刺后，吐蕃按惯例入唐报丧，唐朝也派御史中丞李璟入蕃吊唁。

除了唐蕃关系保持稳定以外，吐蕃与回鹘的关系也比较稳定。

回鹘在唐朝衰落以后，成了吐蕃的主要对手，双方在河西走廊和西域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血腥征战。

公元841年，唐朝使臣刘元鼎在入蕃参与长庆会盟期间，路过河州（甘肃临夏）时拜访了吐蕃都元帅尚书令尚绮心儿。

尚绮心儿对他说：“回鹘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本国有丧而还。回鹘之弱如此，而唐国待之厚于我，何哉？”

元鼎云:“回鹘于国家有救难之勋，又不曾侵夺分寸土地，岂得不厚乎!”

这段来自于《册府元龟》的记载，可以告诉我们几个方面的内容：

吐蕃将领颇为轻视回鹘。

从尚绮心儿的语境来说，以一将蔑视一国，似乎非常狂妄，但不得不说，尚绮心儿确实有狂妄的资本。

这位吐蕃大相兼东道节度使的尚绮心儿，出身于没庐氏家族。

其祖父尚已立藏曾官至吐蕃相国，获赐大瑟瑟告身。

其父尚赞磨在职务上虽没有祖父高，只做到副尚书令，赐瑟瑟告身。但尚赞磨的名气比尚已立藏可大多了，他是吐蕃与唐朝交战的主帅之一。从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攻入长安，以及之后的很多战役中都出现过尚赞磨的名字。

吐蕃军队在763年10月退出长安后兵分两路：一路在秦陇地区与唐军交战；另一路则挥师西进，连克凉州、甘州、肃州、瓜州，刀锋直指沙州（敦煌）。在此期间，尚赞摩于768 年代替年事以高的尚结息出任吐蕃东道节度使。

尚绮心儿生在这样一个勋贵家族，很早就开始跟着父亲征战，展示出了过人的军事才华。保存在敦煌的《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里称其“屡陈忠略”、“频郊深谋”，应该是在描述他跟父亲东征西讨时的出谋划策。

到了767年（唐代宗大历二年），赤松德赞亲自来到河西走廊督战，命运的齿轮开始加速旋转。

当时的赤松德赞只有25岁，与尚纥心儿是同龄人。再加上尚纥心儿过硬的军事素质，很快就得到了赞普的垂青，成了重点培养的年轻将领。由此他获得了攻取敦煌的重任，这是尚绮心儿首次单独领兵作战，赤松德赞也跟着“徙帐南山”，亲自坐阵指挥。

拿下敦煌之后，尚纥心儿继续率兵西进，先是围困伊州数年，逼唐朝守将袁庭光在弹尽粮绝后杀妻、子并自焚而城陷。之后又占领北庭重创了回鹘汗国。

此时的尚绮心儿已凭借赫赫战功，官至吐蕃宰相兼东道节度使。[2]

在810年（唐宪宗元和五年）唐蕃展开会盟谈判时，白居易曾代笔皇帝专门给尚绮心儿写信，这就是保存在全唐文里的《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书》。由此可见，尚绮心儿的地位已不是边疆大员这么简单，他对吐蕃的大政方针也有很强的话语权。

我们之前曾提到过，没庐氏家族是一个亲佛教，也相对亲唐的势力集团。尚绮心儿也不例外，他坐镇敦煌期间修建了圣光寺、举行过法会、布施过财物。

这些弘佛举措被《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纥心儿圣光寺功德颂》、《某判官为国相尚纥心儿祈愿文》、《本阐晡（钵阐布）为宰相等就灵龛祈愿文》等文献记载。

《本阐晡为宰相等就灵龛祈愿文》值得单独说一下。这份祈愿文是吐蕃僧相贝吉云丹到敦煌后，专门为尚绮心儿举行的佛事活动，可见两位吐蕃重臣之间有非常良好的互动。

这种亲密关系可能在长庆会盟的准备期间也发生过作用，尚绮心儿作为军事领域的主导者，支持了佛教势力对会盟的推动。

在举行会盟大典时，尚绮心儿也位列其间。唐蕃会盟碑的吐蕃官员排序中，尚绮心儿的名字仅在贝吉云丹之后，位列第二。

崇佛之余的尚绮心儿并没有停止征战的脚步，他和唐使刘元鼎对话，就是在描述一场针对回鹘的征伐。

在这次战役中，尚绮心儿率领的军队打到距回鹘牙帐只有两天路程的地方，几乎就要将其灭亡，只是恰好吐蕃赞普去世才撤兵。

这个记载可以与敦煌文献《圣光寺功德颂》相互证。

这份碑文抄件记载尚起律心儿（即尚绮心儿），“北举欃枪，扫狼山一阵，西高太白，破九姓胡军。猃狁旌边，逐贤王遁窜；单于伥（帐）下，擒射雕贵人。”

这里的“欃枪”是‌彗星的别名，与下句同样位置的“太白”相对。古代人认为“欃枪”是凶星，象征不吉，也被用来比喻邪恶势力。“太白星”则被认为主杀伐，因此多用以代指兵戎。

在地理标志方面提到的“狼山”，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西侧，正好在黄河“几”型大拐弯的西北角上。

尚绮心儿率领的蕃军，由此北上对回鹘实施了打击。同时文献里还提到了西征，“西高太白，破九姓胡军”所指应该是进军西域，打击了天山以北的回鹘势力。[3]

从这些记载上看，尚绮心儿和回鹘的几次交锋都取得大胜，正是这些战果让他对回鹘汗国的实力非常蔑视。

另外，文献提到“本国有丧”的丙申年，应该是公元816年。

这一年正好是赤德松赞与热巴巾权利交接的时间节点。

几个证据相互印证可知尚绮心儿所言非虚。

2、吐蕃非常重视唐朝与回鹘的关系。

在尚绮心儿看来，吐蕃强而回鹘弱，但唐朝却厚待回鹘，薄待吐蕃。因此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了不满。

但这种质疑，恰恰反应了唐朝“北联回鹘、南通南诏、西接大食”的战略谋划。这个“困蕃之策”自从在唐德宗年间被李泌提出来以后，就一直都是唐朝对付吐蕃的基本国策。而吐蕃则一直在尝试阻碍唐朝与回鹘的联合。

还是在821年，吐蕃得知唐穆宗准嫁太和公主给回鹘可汗。

尚绮心儿不顾年近七旬的高龄[4]，带兵杀进盐州以北，企图切断唐朝与回鹘的交通。回鹘则“以万骑出北庭，万骑出安西”，沿居延道东向布防，“拒吐蕃以迎公主。”[5]

从这次回鹘汗国的应对上看，回鹘的国力似乎并不像尚绮心儿所言的那么孱弱，至少吐蕃军队达不到予取予求的境地。

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回鹘依旧是吐蕃的强劲对手。

在敦煌文献《岱噶玉园会盟愿文》里写道：“奉敕建立寺庙的地址，选定于岱噶玉园的和平川上。此为三个大国两年一轮的会盟处，在此曾奠定了伟大基业”。

关于这次会盟的史料记载非常少，以至于时间、地点、人物三个要素都不清楚。

但从祈愿文里六次提到大论尚绮心儿和尚塔藏来看，这两位重臣可能是主持会盟的关键性人物。从其他汉藏史料来分析，两位大臣同时出现的时间集中在816年~822年之间。

因此杨铭老师估计，这次三国会盟举行的时间，就在唐蕃长庆会盟前后。

其次是举行会盟的地点，祈愿文里到在“岱噶玉园的和平川上”为会盟特意建了一座寺院。

最先研究这份材料的西方学者认为会盟寺修建的地点就在河西走廊上的榆林窟，甚至认为榆林窟的第25窟就是尚绮心儿修建的会盟纪念窟。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国内学者的质疑，他们在另外比定了两个地点，一个在青海湖附近[6]，另一个在河州大夏川。[7]

最后就是参会人员了，祈愿文里没有明确“三个大国”指的是谁，但现在可以确定会盟的地点在河陇地区，参会的其他势力也都分部在河陇地区。因此，杨铭老师认为“三个大国”不应该是有些学者认为的唐、吐蕃、南诏，而是唐、吐蕃、回鹘。[8]

这也意味着，吐蕃认可回鹘是一个强劲对手，可以用“大国”来进行称呼。

但就是这个被称为“大国”的回鹘汗国，在公元840突然垮了。

回鹘汗国是怎么跨的，之前已经仔细讲过了，不记得的小伙伴去看《维州事件与牛李党争》的第四集。

汗国的崩盘导致回鹘部众四散奔逃，其中的很多人向南迁入了唐朝，之后逐渐被汉族融合。

另外还有一支部众自漠北草原向南，沿花门山至居延泽，再沿弱水进入了河西走廊。

这些回鹘部众到达甘州（张掖）后“役属吐蕃”，吐蕃统治者“乃以回鹘散处之” 。也就是将他们分散地安置于河西及陇右各地。

史书将这些被分散安置的回鹘人，分别称为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和瓜沙回鹘。

其中，甘州地区是回鹘人最集中的区域，他们奉药逻葛首领为统帅，还通过居延道与南迁回纥和西迁回纥互相声援。

等到吐蕃王朝崩溃后，河西的回鹘势力击败了归义军政权，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这段岁月是甘州回鹘的甜美时光，他们将河西霸主的地位一直维持了100余年。

1028年（北宋天圣六年），西夏军攻克甘州城，回鹘统治河西的历史就结束了。亲手终结回鹘统治的那个人名叫李元昊。

还有一支回鹘部众向西迁徙，他们越过阿尔金山来到了西域。

天山的北麓和西麓，原本就在回鹘汗国的统治之下。这些西迁部落的人数相当多，史料里记载西迁回鹘有十五部，估算人口可能有二十万人。这支庞大的力量迅速击败了本地部落，将葛逻禄、样磨、处月等部全部收入帐下。

他们在控制北庭后，又逐渐西行，先后控制伊塞克湖沿岸及伊犁河谷地。之后，这部分回鹘人和葛逻禄等部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大约在公元1000年附近，喀喇汗王朝达到了鼎盛。他们向东征服了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喀什、莎车、于田、和田等地，对当地佛教势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是伊斯兰势力在新疆地区的第一轮扩张，可以认为是伊斯兰教对佛教置换的开端。

有的学者认为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原因，正是源自对喀喇汗王朝东征的恐惧。

再往后，就是耶律大石的西征了。

由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国于1125年灭亡，耶律大石带着一部分契丹贵族西征，占领了喀喇汗王朝的大部分领土，建立了西辽政权。

西辽政权在宗教领域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佛教、萨满、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犹太教等各种信仰都得了广泛传播。

不过从喀喇汗王朝的打击，到西辽的自由传播，可以认为是佛教势力的回潮。

伊斯兰势力的下一次东扩已经到了元明之际，由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推动，等到伊斯兰彻底置换了佛教信仰，已经到了明朝的晚期。

新疆的伊斯兰教置换佛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北宋初年开始，到明朝晚期才完成，经历了好几百年。

因此，网上所谓“吐蕃挡住了大食东扩，避免了新疆伊斯兰化”的言论，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除了这支被称为“葱岭回鹘”的势力以外，在高昌和焉耆也有回鹘势力。他们在广大地域上形成了一个松散联盟，政权的中心在焉耆、北庭、高昌之间来回摇摆，史料上一般以“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来命名。

12世纪中叶，高昌回鹘和喀喇汗王朝相继成为西辽的属国。到了13世纪初，随着蒙古人的西征，高昌回鹘又归附了成吉思汗。

梳理回鹘汗国崩溃后的经历，对认识吐蕃王朝有什么帮助吗？

至少可以有以下两点裨益：

可以更好地认识吐蕃王朝在新疆的控制范围；

即便有很多人认为安西唐军覆灭之后，吐蕃就对新疆全境实施了有效控制。但从葱岭回鹘、高昌回鹘的经历上就可以明晰，吐蕃王朝有效控制的区域止步于天山一线。不管这段天山是南北走向的，还是东西走向的，吐蕃人在天山以外都缺乏存在感。

甚至说的更极端一点，吐蕃王朝能够控制的范围可能仅限于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若羌、且末、和田、喀什一线，最多再加上盆地以北的阿克苏和库车（龟兹）。因为回鹘势力一度立牙帐于焉耆，由此可知吐蕃对孔雀河流域也缺乏稳定的控制。

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塔克拉玛干沙漠严重限制了吐蕃军队的后勤；

其二、吐蕃国力不支持在多个方向投入战争资源。

吐蕃从北向南攻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面积辽阔的大沙漠，这让蕃军能选择的路线非常有限，而且后勤补给压力巨大。反观回鹘则凭借天山西、北的优良牧场以逸待劳。等蕃军越大漠、再翻越天山，成了疲惫之师，回鹘再给予迎头痛击。

这种状态很像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政权的困境。

在阴山以北与草原地带之间，同样隔着一片旷阔的戈壁，汉人军队需要越过戈壁才能与游牧政权交战。

这种困境在《孙子兵法》里有一段非常清晰的阐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也就是说，十万军队出征千里之外，负责后勤供应的人数将达到七十万家。如果按一户五人计算，就是三百五十万人。

知道了这个惊人的数据，你就明白汉武帝以倾国之力北征匈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刘彻同学可以说是古代帝王横征暴敛的集大成者，他把能想到的苛政全都用了一遍，也给后世所有昏君打了个样。

等到刘彻晚年的时候，汉朝户口减半，流民四起，几乎就是亡国气象。于是汉朝历史在刘彻身后拐了个180°的大弯儿，前面是文景之治给刘彻攒钱，后面是昭宣之治给刘彻擦屁股。

正是这么前面托着，后面顶着，才算成就了刘彻。

这位爷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算个特例！

像他这么穷兵黩武，还没亡国，后世评价还这么高的帝王，仅一人尔！

要知道，汉武帝征匈奴也就四十年，吐蕃可是有连续一百多年的征战史。

吐蕃能有多少国家资源拿出来供战争消耗？

当然了，孙子的计算是基于农耕地区的生产环境。三百五十万人的数量里，至少有一半是留在后方从事生产的人。因为运粮的民夫错过了农时，必须要有其他人种粮来补充缺额。

吐蕃的生产方式是农牧结合，肯定不需要这么多人来保证后勤。但长达百年的连续征战，也一样会让吐蕃经济极度承压。

吐蕃人很聪明，他们对天山以北的进攻大多以敦煌为前进基地展开。原因很简单，河西走廊上的疏勒河可以运粮，能有效缩短补给半径，降低补给压力。

但即便如此，征伐西域成本都要比进攻河陇高出许多。

因此吐蕃王朝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选择了河陇作为主攻方向。这种战略方向的选择，既不是禄东赞定的，也不是论钦陵定的，它取决于战争本身的规律。

正是基于资源投入的不均衡，蕃军在河陇表现地相当强势，但在西域和康区则弱势很多。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了，尺带珠丹的末期和朗达玛的末期，哪一个外部环境更好。

毫无疑问肯定是朗达玛末期！

这段时间里，吐蕃什么都没做，没付出任何成本，那个一度很强势的对手自己把自己玩死了。甚至在它行将毙命之前，一部分部众还投降了吐蕃，充实了吐蕃的实力。

这已经是吐蕃王朝收到的第二份来着北方的厚礼了，上一个送礼的胖子，名叫安禄山。

可以这样说，在公元840年的节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吐蕃人能想到，这个强横的王朝只有两年寿禄了。

不管是朗达玛、韦达纳坚，还是拉隆贝吉多杰，他们都没感觉到悼亡的薤露已经唱响，诸神的黄昏即将到来。

参考书目：

[1]、《唐蕃交聘表》_谭立人、周原孙；

[2]、《吐蕃国相尚纥心儿事迹补述——以敦煌本羽77号为中心》_马德；

[3]、《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相关问题研究》_马振颖、郑炳林、王文婷；

[4]、《尚乞心儿事迹考》_邵文实；

[5]、《唐代吐蕃与突厥、回纥关系述略》_杨铭；

[6][8]、《岱噶玉园会盟愿文研究》_杨铭；

[7]《德噶玉采会盟寺考——再论该寺非榆林窟》_黄维忠；